六韬
文韬
文师第一
盈虚第二
国务第三
大礼第四
明传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国第八
上贤第九
举贤第十
赏罚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韬
发启第十三
文启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顺启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龙韬
王翼第十八
论将第十九
选将第二十
立将第二十一
将威第二十二
励军第二十三
阴符第二十四
阴书第二十五
军势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征第二十九
农器第三十
虎韬
军用第三十一
三陈第三十二
疾战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军略第三十五
临境第三十六
动静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绝道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战第四十一
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
林战第四十三
突战第四十四
敌强第四十五
敌武第四十六
鸟云山兵第四十七
鸟云泽兵第四十八
少众第四十九
分险第五十
犬韬
分合第五十一
武锋第五十二
练士第五十三
教战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车士第五十六
武骑士第五十七
战车第五十八
战骑第五十九
战步第六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韬/陈曦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9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1852-0
Ⅰ. 六… Ⅱ. 陈… Ⅲ. ①兵法-中国-西周时代②《六韬》-译文③《六韬》-注释 Ⅳ. E8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8218号
书 名 六 韬
译 注 者 陈 曦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⅜ 字数24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852-0
定 价 25.00元
注：正文中的□，原文即是如此。
前言
在距今九百三十多年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韬》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兵书中脱颖而出，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确定为武学经书，从此正式跻身古代兵书的第一方阵，成为兵学著作中最耀眼的七颗明星之一。它们彼此交相辉映，共同彰显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仅就篇幅而言，与其他六部兵家经典相比，《六韬》的字数最多，今本近两万字，共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计六十篇，规模庞大，论述精辟，思想丰富，被誉为先秦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美国学者凯德·史密斯在《如何读〈六韬〉》一文中，则认为它“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
那么，这部杰出的“军事百科全书”是何人何时创作的？这是学习与研究《六韬》必须了解的问题。历代学人对此众口不一，歧见迭出，概括而言竟至少有以下八种之多的说法。
其一，认为是殷商之际的军事家吕望所作。《隋书·经籍志》是《六韬》一书目前所见的最早著录者，称有《太公六韬》五卷，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吕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又有吕尚、太公之称。若认定姜望是《六韬》一书的作者，则该书的成书年代是商末周初。
其二，认为是由春秋时期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的官员整理成书。陈青荣在《重新认识〈六韬〉的资料价值》一文中说：“《六韬》一书是齐桓公复修太公之法时，齐官府据周室旧档案整理成书的。”
其三，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刘宏章在《〈六韬〉初探》一文中说：“《六韬》成书应在战国，其下限在战国中期。”
其四，认为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徐勇在《先秦兵书通解》一书中说：“《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中后期的兵家著作。”
其五，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当代学者多持此论，代表者如孔德骐在《六韬浅说》一书中说：“《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吴如嵩在《〈六韬浅说〉序》中断定：“《六韬》是一部托名姜太公撰，实为战国末期无名氏的作品。”
其六，认为是秦代一位在野人士的作品。张烈在《〈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说：“《六韬》一书当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一位在野之士所撰写的一部反暴政的作品。”
其七，认为是楚汉之际好事者的作品。宋人罗泌的《路史·发挥·论太公》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所伪撰。”
其八，认为是魏晋以后谈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以上八种说法中的第一、二、八种，可被确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韬》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骑兵的选拔标准、作战特点及其与步兵、车兵的协同配合，这是骑兵大规模用于战争之后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反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的“胡服骑射”，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组建骑兵部队的帷幕，据此可以推定《六韬》成书的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与今本《六韬》前三卷《文韬》、《武韬》、《龙韬》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与今本《六韬》的篇题与文字相合的竹简。银雀山《六韬》竹简不避西汉帝王讳，如汉高祖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同样，定县《六韬》竹简也不避帝王讳，如汉文帝的“恒”字。这两次出土的文献，尤其是银雀山汉简，有力证明了《六韬》成书的下限不应晚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前的楚汉相争时期（前206—前202年）。所以《六韬》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而上述关于《六韬》成书年代的第一、二、八种说法因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应是孔德骐、吴如嵩等主张的第五种，即《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至于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则已很难确考。认定此说的主要理由在于《六韬》一书整合了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说，其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誉的确不虚。举凡兵、儒、道、法、墨、阴阳等先秦学派的政治理念与兵学思想，均在《六韬》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反映了战国后期天下学术趋于综合的时代特征。此外，它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处，这说明《六韬》与这些著作产生的历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六韬》一书绝非属于平庸的“杂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简单拼凑而成的，而是借鉴中有发挥，整合中有创造，显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与军事素养。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而应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观照军事，这一观念在《六韬》当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大致说来，《六韬》全书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韬》与第二卷《武韬》的主要篇幅，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
《六韬》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对话连缀而成的。对话者仅三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周文王、周武王虽贵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却十分谦逊，的确像是勤学好问的学生；而姜太公则有问必答，释疑解惑，见识卓绝，不愧其“师尚父”的身份。出现在《六韬》前两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视君主的行为规范建设，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文韬·盈虚第二》），不厌其详地从各种角度探讨为君之道，使得为君之道构成了《六韬》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墨家的尚贤节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罚严明等，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威德》）的思想，反复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第十六》）的理念，并立足于此大力构建其利民主张。
类似的表述，亦见于《吕氏春秋·贵公》与《逸周书·殷祝解》。《吕氏春秋·贵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书·殷祝解》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仔细辨析两者的语境与意蕴，可知《吕氏春秋·贵公》强调的是：身为“万民之主”的君王不应将天下视为某一个人的天下，不应只偏私一人而罔顾他人。君王应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无私，普施恩泽，关爱天下每一个臣民。再看《逸周书·殷祝解》，它着力传达的是君位无常的思想，以此显示推翻夏桀统治的商汤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天子之位只应属于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天下，治理天下。
与《吕氏春秋·贵公》、《逸周书·殷祝解》有所不同的是，《六韬》既无意营建与天道相通的“贵公”境界，也无意论证既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维护君权的角度，放眼争名逐利、计较得失的凡俗人世，盘算着怎样才能帮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认定“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文韬·文师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独享天下之利，而应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好处。在《六韬》作者看来，能够给天下臣民分利，关乎政权的安稳、天下的得失，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武韬·发启第十三》）。只有以“利而无害”的方式“爱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韬·国务第三》）；国君要懂得创造财富的重要，并肯把财富分给宗亲，因为“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第七》）。不同于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论姿态，《六韬》作者高度重视“利”，甚至声称：“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第一》）这里的“道”，虽然没有道家“道论”的宇宙哲学的深邃，也没有儒家“道论”的政治伦理的高标，却能贴近现实民生，深切地体恤天下百姓的贫苦，认为君主应使人人获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坐稳王位，否则就会丢掉江山，失去天下。历史证明此论并非危言耸听，秦王朝不正因为实践了李斯只满足君欲的所谓“独擅天下之利”（《史记·李斯列传》）的主张，竭泽而渔，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快速灭亡了吗？《六韬》的利民主张，提醒历代君主关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灾难与悲剧就会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深化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天下苍生的生计改善与利益维护。
作为兵学经典，《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建树更为可观，多方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论述细密，创见颇多，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特别值得介绍。
一是服务于“全胜”战略的“文伐”主张。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六韬》作者积极响应了孙武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龙韬·军势第二十六》中指出：“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认为将领要清楚最高级的作战是“无与战”，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在《龙韬·立将第二十一》中，则对“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胜利景象充满期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武韬·发启第十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以精辟的语言揭示了无需战斗、没有伤亡，是抵达“全胜”境界的两个必要条件。
实现“全胜”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需要“伐谋”、“伐交”的有效手段。《六韬》有效改变了孙武对于“伐谋”、“伐交”论述寥寥的缺憾，在《武韬·文伐第十五》中提出了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十二种“文伐”之法。针对敌方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关键人物，如国君及其身边的近臣、忠臣、乱臣等，该篇设计了十二种诡诈之术以收买、迷惑、离间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削弱、瓦解敌人力量与意志的目的，极大拓展了《孙子兵法》以非军事手段挫败敌人的理论思路。
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
吴如嵩曾指出《六韬》在军事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大，分析之细，在先秦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六韬浅说〉序》）。针对不同战场境遇所应采用的具体战法，《六韬》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书中谈到的地形，有森林、深草灌木、平原、山地、池沼、江河、险隘地、开阔地等；探讨的战法，有围城、渡河、袭扰、偷袭、突围、迂回、追击、伏击、防火攻、防夜袭、防突袭，以及山地防御战法、江河防御战法、“猝遇敌人”的遭遇战法、“陈（阵）皆坚固”的阵地战法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场情境以及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术，《六韬》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与恰切的分析，反映了《六韬》作者对战国时期复杂多样的战争形态的精深研究。《六韬》提炼出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如“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虎韬·必出第三十四》）、“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虎韬·金鼓第三十八》）等，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铭。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六韬》一书还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种——车兵、步兵、骑兵的不同特性与作战方法。《吴子》、《孙膑兵法》虽也有对三大兵种的战术理论的探析，但其详细程度是无法与《六韬》相比的。书中总结出了车兵的“十害”、“八胜”，骑兵的“十胜”、“九败”，以及各自作战性能的不同，即“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犬韬·战车第五十八》）等。对于车兵、骑兵的选拔标准，《六韬·豹韬》中设有两篇专文——《武车士第五十六》与《武骑士第五十七》，分别说明入选车兵、骑兵需具备的身体素质与专业技能，显示了对这两大兵种建设的高度重视。
三是思虑缜密的参谋总部人员编制理论。
《六韬》记录了较为丰富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内容。比如《犬韬·练士第五十三》记述了根据士兵的品质、性格、才艺、出身、经历等挑选出十一种类型——冒刃之士、陷陈之士、勇锐之士、勇力之士、冠兵之士、死斗之士、敢死之士、励钝之士、必死之士、倖用之士、待命之士，并把特质相近的士卒编成一队，共组建了十一种新型部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记录了车兵与骑兵的编制——“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这些都是研究战国军制的重要资料。
此外，《龙韬·王翼第十八》对参谋总部组织架构与人员编制的记述，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个参谋总部机构由72人组成，分工细致，周密完备，分别负责作战、宣传、间谍、天文、通信、工程、医务、军需等，其人员构成是：腹心1人，谋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粮4人，奋威4人，伏鼓旗3人，股肱4人，通材3人，权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术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这与西方十七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参谋部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接近，表明在《六韬》成书时期我国军队建设与军事学术的早熟状况。
四是严格周详的选拔与考核将帅的方法。
《六韬》非常重视将帅对于军队乃至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龙韬·奇兵第二十七》）将帅的选用合适与否，直接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如何才能选拔出众望所归的“贤将”？《龙韬》中的《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等篇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套严格周详的选拔标准与考核方法。《论将第十九》提出“五材”，即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勇、智、仁、信、忠”。“五材”与孙子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略有不同，多了一条——“忠”，显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君主与将帅关系的特点。君主对军权要绝对掌握，对将帅要绝对控制，将帅对君主必须忠诚不贰。《选将第二十》一篇则告诫君主选拔将领时一定不能只看表象，并列出了外在表现与内在品质不相符合的十五种情况，提醒君主不要被一个人外在的优秀品质与良好素质所迷惑。篇中还给出了“问之以言”、“穷之以辞”、“与之间谋”、“明白显问”、“使之以财”、“试之以色”、“告之以难”、“醉之以酒”等八种深入考察将领的具体方法。上述选拔将帅的标准与方法，是先秦将帅论的重要收获，为历代治军者所高度重视。
《六韬》既有“军事百科全书”的称谓，那么笔者以上四方面的介绍，自然无法涵盖此书丰富多彩的内容，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六韬》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现存三个系统的版本。一是今本，亦即《武经七书》系统各本，重要的有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六韬讲义》、刘寅《六韬直解》、李清《重镌六韬集注》、沈津《太公六韬类纂》、张居正《增订六韬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六韬》、朱墉《六韬汇解》、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等二十多种。这一系统的《六韬》实际上是何去非对古本整理精减并重新调整后的改定本，后世刊本皆祖于此。二是引文系统本，它来源于宋代《武经七书》成书以前引用《六韬》文字的各种古书，如《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该系统不如今本完整，但保留了不见于今本的内容。三是竹简帛书系统本，它包括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河北定县所出土的《六韬》竹简，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本《六韬》残卷。当代研究者一般采用今本为研究底本，而以引文系统本与竹简帛书系统本为重要参考。
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以刘寅《六韬直解》、朱墉《六韬汇解》等的原文参校，参考银雀山竹简本、《群书治要》本的相关资料，同时还借鉴、参考了今人的一些校勘成果。为方便读者阅读与检索，本书据施子美《六韬讲义》为每篇加了序号；校勘成果除单独列出者外，都以“又，……”的形式附于每条注释最后。在注译、整理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六韬》的浅见之外，还较为重视吸纳、采录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引用的书籍主要有：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共两册，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版）、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岳麓书社，1992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写的《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孔德骐的《六韬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徐树梓主编的《姜太公新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盛冬铃的《六韬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邬锡非的《新译六韬读本》（三民书局，1996年版）、张文儒的《中国兵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吴如嵩等的《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勇主编的《先秦兵书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钮先钟的《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写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黄朴民的《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岳麓书社，2011年版）、薛国安等的《六韬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等，在此笔者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陈曦
2016年3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这是第一篇文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