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超越苏联发展模式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共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的正式转变。此后，超越苏联模式的想法在毛泽东心中不断增强。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要求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争取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质量比苏联更好一点。发动“大跃进”虽然名曰“超英赶美”，实际是暗中与苏联展开竞赛。
要在建设上比苏联做得“更快”“更好”，就须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为此，在195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批评“反冒进”会议上，毛泽东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他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他通过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否定中央计划经济，为“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
第一，怀疑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早在1956年11月，毛泽东就在中央全会上委婉地质疑计划体制。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这实际是在否定计划制订的基本方法——综合平衡。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要“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其间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实际上是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科学理性原则。
计划的科学理性需要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曾几何时，毛泽东在筹划国家建设宏图时，还强调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在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八大上进一步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感到仅靠知识分子不行，这使他转向群众动员，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动员。此时的毛泽东，从反右运动中自信找到了一种新武器，即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追求高速度，毛泽东片面强调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基础。从1958年初起，他就一直鼓动各部、各地制定“破除迷信”的高指标，形成长官意志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与周恩来、陈云等坚持的计划经济方法实际上是矛盾的。正如薄一波后来所分析：“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如果“不顾这些要求，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7)
第二，直接批评计划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指责五年计划制订的流程。他说：“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又公开批评计划管理的规章制度，说建国后我们从苏联搬了一大批规章制度，害人不浅，束缚了生产力，制造了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总之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他指出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是一种教条主义，是缺乏独创精神，必须要改，并自信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 (8) “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 (9)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毛泽东所着重批评的，是周恩来及其他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对经济建设方针的不同主张，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维护和保障国民经济在稳定、平衡的轨道上运行。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我们既要搞群众运动，又要遵守规章制度，群众运动如果冲破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 (10) 而毛泽东的主张，客观上与计划经济是矛盾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稳的状态，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威力，推动经济发展。后来他不断重复的这种做法，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干扰，也阻碍了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
与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不同，毛泽东更愿意相信民众的创造力，更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 (11) 正如1958年5月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言：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毛泽东认识的这种转变，十分符合以缺乏科学知识为特点的党内干部的口味，可以极大地调动他们建功立业的欲望和冒险想象的冲动。
第三，倡导发动群众运动搞建设。在毛泽东看来，加快经济建设的一大法宝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对此，薄一波曾回顾说：毛泽东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1958年初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违反了群众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12) 受其影响，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认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
毛泽东强调用群众运动来搞建设的主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况且中共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三大改造问题，都感到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经验似乎证明，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这就使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深信搞建设也可以大搞群众运动。 (13)
然而，坚持群众路线和大搞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而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具体工作方法。1956年，周恩来就曾以搞科学研究为例，阐述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区别。他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14) 即使要搞群众运动，也不是片面采取大轰大嗡的形式，而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实验，逐步推广。” (15) 很显然，周恩来所说的群众运动更接近于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主张把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对中国刚刚建立的计划管理体制无疑造成巨大冲击。因为计划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强调平衡，国民经济需要保持基本平衡的状态。钢铁、运输、燃料、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都是要平衡的，如果出现差距和缺口，国民经济就必然出现漏洞或停工，不平衡就没有计划经济。与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一五”时期主要强调综合平衡相反，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中提出了“积极平衡”的理论。在他看来，经济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追求“积极平衡”的经济决策中，资金、物资可以存在缺口，这个缺口可以通过群众的创造力来弥补。因此，与计划管理者依赖各种规章制度不同，他更看重的是“解放思想”和“冲天干劲”，利用大兵团作战进行各种各样的“大办”。因此他强调：“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