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作为一位政治战略家，毛泽东经常走在时代前列，不断给中国发展提出新的任务。还在三大改造如火如荼开展的1954年6月，他就开始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设想了，指出大概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再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就基本可以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16) 这是一个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第一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包括农业的技术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高度工业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让他寝食难安：中国仍然是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为此，1956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中国要有个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7) 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不断提到要赶超美国这个话题，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能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再有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战略构想，集中代表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振兴中华的理想，成为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的精神力量。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也有明显的偏差和疏漏。一方面，他始终是以重工业为战略重点的，并主要是以几种重要的重工业产品产量为具体标准来设计的，尤其注重以钢产量为比较的尺度，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另一方面，他在一穷二白国情的认识上也有些片面，只重视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一面，认为“穷”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在技术上可以走捷径，但忽视了一穷二白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低、制约大、负担重的限制性。
因此，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当时，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农业四十条”的农村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结果影响到1956年上半年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这次冒进被一线领导人的“反冒进”暂时遏制了。
到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当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天；在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泽东以很强的刺激。当时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他也不甘落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宏伟目标，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宣布。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号召全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与此同时，国内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也可以转过头来推动他酝酿的赶超战略了。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社论，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总体设想，这就是：首先用15年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然后再用20年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基本形成。
随后几个月里，毛泽东先后召开一系列中央工作会议，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在批评过程中，毛泽东公开声称自己赞成冒进，并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 (18) ；强调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不断提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19) 毛泽东对“反冒进”上纲上线的批评，迫使坚持稳步前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多次做检讨。再加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舆论宣传，在党内形成了极紧张的政治压力，全党思想逐渐统一到毛泽东“跃进”的主张上去。
随着“跃进”一词被广泛运用，贪多求快的冒进情绪越来越浓，中国“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也就不断提前。1958年4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20) 赶上英国的时间从15年变为十年、七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从再加十年缩短为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 (21) 受其影响，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刘少奇的报告则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时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这也表明，以前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已为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所取代，赶超战略进入了激进化。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构想的激进化，有着多方面原因。就其客观环境而言，两个阵营之间冷战格局的微妙变化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斗争大战略对毛泽东改变战略构想有明显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阵营生机勃勃，而资本主义阵营则相对低迷，这使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估计很乐观，基本看法是“东风压倒西风”，世界和平有了较大保障。这种冷战格局的微妙变化，使苏联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认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竞赛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建设。 (22)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设想，中共领导人也感到既有责任也有可能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就主观因素而言，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是导致“超英赶美”战略的认识论根源。“不断革命”的本意，是指在一个任务完成后紧接着提出另一个任务。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了这一方法，并曾数度熟练地运用它指导全党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仍然用这种方法指导党的各项工作。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把“不断革命”作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要求用“不断革命”的观点、方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比较强调事物发展的连续性，而忽略发展的阶段性，强调变革，忽略稳定。于是，高速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两个着眼点，正如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 (23) 依据这种思路，毛泽东就不断要求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的同时，来一个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24) 所以说，“超英赶美”战略是“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此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辩证关系认识的某些不合理因素，亦是导致“超英赶美”战略认识上的根源。1958年前后的毛泽东，一反早年《矛盾论》中对事物矛盾运动的精彩辩证阐述，开始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绝对化。他认为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斗争后，生产关系已得到全面调整，生产力完全有可能获得迅速发展。据此，他估计达到社会主义建设预定的战略目标，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由上可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实现建设速度和建设模式的“双重赶超”。但是，他无形中把中国的赶超战略极端化，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提倡人为冲破经济关系中的比例和平衡，脱离了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速度，上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大实验。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必然会在实践中发生严重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