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工作的变化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中国经济计划编制的指导方针、程序和具体方法都发生了改变，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进行了较大调整。总体上，计划编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降低了，计划管理的权威性和集中度下降了，计划工作变成了主观主义的行政命令。
1．计划指导思想的改变
计划经济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等人在“一五”时期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早在1954年，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时，就提出建设中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搞好财政收支、物资供求、银行信贷三大平衡。他认为，建设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取决于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衡，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他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32) 陈云的这一认识，当时也得到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其他经济领导人的认同。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应该说，在工业化起步的“一五”时期，中国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都与严格坚持这个原则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在批评“反冒进”中，毛泽东屡次对综合平衡思想提出质疑。他从“不断革命”论、做促进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33) 。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在论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后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经常的、绝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34)
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正式提出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概念。社论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强调“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在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因不平衡而大伤脑筋是好事”的观点。
毛泽东对综合平衡方针的否定，给国家计委的工作带来了明显压力。1958年4月14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检查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工作，是只见物不见人，把平衡当作一个规律，而不是当作一个方法，变成了静止的物的平衡；如果坚持综合平衡的计划方法，在结果上虽然不是促退，但是也不那么促进。他甚至认为，坚持积极平衡还是综合平衡，这是一个大问题，是方向问题，是社会主义搞不搞的问题。 (35) 在这种认识支配下，“大跃进”时期中国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过去强调不留缺口的综合平衡，改变为不顾缺口的动态平衡或积极平衡。这样，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完全混乱了。
2．计划编制和落实方法的改变
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管理权高度集中，主要表现在指标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然而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这种要求就被抛弃了。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原定议题是听取九省二市汇报，讨论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据薄一波回忆：会前由国家经委编制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本是按常规程序完成的，各项指标尽量建立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但在会议开始后，主题却转向批评“反冒进”，大家的头脑于是热起来了。他感到经委编制的年度计划草案已很难满足地方同志的要求，所以向毛泽东建议搞两本账：中央一本账，地方一本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讨论研究，变成了三本账。
这次会议通过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体现了毛泽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六十条”明确要求生产计划要搞三本账，其中的第九条是这样规定的：“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从指标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毛泽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立即着手编制1958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会后不久就要报上来；粗线条的“二五”计划的第二本账在7月1日以前交来。
不仅如此，“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也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这个规定，无疑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于是，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后来的事实说明：计划编制和实施方法的这一改变是个严重失误。因为两本账或三本账的规定为计划指标的层层加码打开了通道，破坏了生产计划编制的严肃性。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政府也都搞自己的两本账，层层传递下去，最后到了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用这种办法制定出来的计划，严重脱离了经济计划的本质要求和各地的客观实际。计划执行中的评比竞赛要求，更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它与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管理体制共同作用，使盲目蛮干和虚报浮夸的行为全面盛行开来，严重损害了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3．计划管理体制的改变
195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强调对各类产品要实行中央、省、地、县分级管理、分级平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双轨”计划体制。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物资调剂等进行统筹安排或自行调整，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可按一定比例自行分配使用。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突出强调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限，不仅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程序由“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而且中央政府进行综合平衡的权限大大缩小，计划管理体制变成了各自为政。例如，1960年7月，东北协作区在旅大召开的农村人民公社计划工作取经献宝大会上，介绍了金县的经验。据介绍，金县编制计划的方法是：“三编”（即基层编、部门编、计委编）、“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十结合”（即上下、左右、指标和措施、需要和可能、政治和经济、干部和群众、远和近、年度和长期、冷和热、计划和统计相结合）、“一研定”（即经党委审查确定后上报下达）。全县编制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劳动、畜牧业、商业等计划，都是以大队计划作为基础。其中的农业计划与“三包”相结合，以省的第一本账为包产指标，以省的第二本账为社的计划指标。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县里实行计划检查与评比相结合，根据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四查”（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专业检查、专项检查）、“十比”（比任务、数量、质量、进度、干劲、政策、作风等）。这样，做计划各地自行其是，变成了搞行政命令的主要手段，搞“瞎指挥”的重要魔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