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1．“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了余秋里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8) 应该说，这是当时中央确立的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长期计划工作经验的总结。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因〔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9) 从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进入1967年4月以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就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妇孺皆知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
“三线建设”既是“文革”十年经济建设的重点，又是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经济战略思想的具体落实。一方面，在毛泽东启发下，“三五”计划重点由“解决吃穿用”改为“加快建三线”。客观地说，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大国，不安排好“吃穿用”，人民生活就无法稳定，而没有可靠的后方基地，国家安危就无法保证，孰先孰后确实很难决定。毛泽东做出的这个转变，虽然背离了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共同认识，牺牲了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机遇，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后来的战争实践看，这个决策还是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为此，1991年4月4日，江泽民在听取国防科工委汇报时说：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 (10)
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也要量力而行。1965年6月16日，他在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后提出：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亿到9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6月26日，他又对身边工作的汪东兴说：“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 (11) 此后一个时期，毛泽东还以苏联和中国“大跃进”的教训为鉴，深刻地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12)
在毛泽东提醒下，国家计委把“三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另外，其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从而使“三五”计划执行期间没有再出现“大跃进”时期急于求成的情况。“四五”时期，“备战、备荒、为人民”依然是一条反复强调和非常管用的经济指导思想。应该说，这个战略思想贯穿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建设的始终，指导了中国经济布局的大调整，也兼顾了人民生活的稳步提高。
2．“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方针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全国大部分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运动，使阶级斗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发展。在随后几年的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一方面把抓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另一方面又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反复讲不能放松经济建设，从而形成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的治国方针。他指出：“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 (13) 并反复强调：衡量社教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要看是否增产，“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 (14) 一时间，党的文件上出现了“一手抓生产斗争，一手抓阶级斗争”的口号。 (15)
“文革”时期虽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但是它的主导地位被“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生产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由此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提法，首见于196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是由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本意是要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冲击和破坏。在由毛泽东审改、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就明确地将“抓革命，促生产”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1）《人民日报》9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张贴起来，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2）各生产、建设、财贸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织指挥机构，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3）各生产、建设部门职工都要坚守岗位。（4）各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两套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5）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是中央直属的和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撤换领导干部应由上级党委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6）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工作。
“抓革命”意味着反对官僚化和市场化，“促生产”意味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能来自政治挂帅和革命激情。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集中体现在全国掀起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两弹一星”的科技自主创新中。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也正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命题的“事实”依据。
但是，“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提出，缘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误判，反映了他晚年思想中对社会主义建立后工作重点转移认识的不彻底性。这是一条让经济附属、服务于政治的方针，是一个由政治统帅、政治干预经济的方针。由于当时把阶级斗争夸大和强调到各项工作之纲的不当地位，不仅造成社会和人们思想上的紧张，还使一些干部和群众难免受到错误的打击，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而且天天搞政治运动，也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去抓生产，因此“抓革命”不仅未能促进生产，反而影响和阻碍了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