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经济的奠基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接收到手的是一副国弱民贫的经济烂摊子。面对工农业生产条件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异常混乱、国外反华势力继续封锁等棘手问题，当时外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整治好经济烂摊子，能够解决养活庞大人口的“中国难题”。处于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乃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大转折。从大历史视角观察，毛泽东时代国家治理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在恢复和稳定经济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为经济现代化奠基。
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71年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他强调：起飞准备阶段是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过渡时期，必须要把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为以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在他看来，这个阶段的本质是把投资率提高到经常地、大量地和明显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以解决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个关键难题。
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也不让它发展。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利用计划经济、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来解决这个问题，创造动态比较利益。
计划经济体制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前已述及，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但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11％的“门坎”。根据剑桥中国史作者的分析，1953—1957年，中国物质产品净值的积累率就达到24.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比例逐步提高，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这种高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利用这种高积累，中国从“贫困陷阱”中实现突围。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按当时采用的物质生产体系（MPS）计算，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情况如下：1949—1978年，国民收入增长7.7倍，平均每年增长7.3％；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8倍，平均每年增长9.5％；农业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4.3％；工业增长39.2倍，平均每年增长13.5％。后来，国家统计局按国民核算制度（SNA）重新换算了中国前30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情况如下：1949—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9倍多，平均每年增长7.4％；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6.1％。这个速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两三倍，应该说是高速度了。
对此，不少人根据个人日常生活的感觉提出了质疑。那么，我们再引用麦迪森《世界千年经济史》的有关数字来衡量：1950—1976年，中国的GDP从2399亿元增长到7930亿元，增加了2.31倍，而中国的人均GDP从439元增长到852元，增加了0.94倍。与之相互印证的还有两个数据：一是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的权威数据：“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表明这28年中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5％；二是香港学者丁学良在其《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援引的数据：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交流的“资格”。
发展现代化经济，不仅需要较高的资金积累，还需要人力资本和科技水平的有力支撑。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形成了当今人们所说的“劳动力红利”。
同时，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统计数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时代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人均GDP或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较低，远低于周边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最大特点就是“高增长，低消费”。本来，根据正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突破口，对经济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期望更为殷切，以至于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如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 (23) 所以，毛泽东时代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积累时期，免不了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要求人们“勒紧裤带搞建设”，来完成经济起飞前的各种要素积累。
其实，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也曾阐述过当时中国选择的两难困境。他说：如果保持高积累，就势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如果增加消费基金，则势必导致发展受到影响。当然，其最终的决策是牺牲消费，增加投资。在他主政中国的时代，大致是这样操作的：先是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生活（以及部分生产）原料；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国有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向工人支付工资，这样就扩大了利润空间；这时中国实行的是利税合流，国家直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拿走企业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建立必要的现代工业体系、现代科技体系和现代国防体系。这种高积累政策也许是很不近人情的，因为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压低到了极低的程度，然后把节衣缩食得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把人们的食品和衣着变成了公路、铁路和工厂。但正是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积累方式，才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艰苦建立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等大量基础设施，就绝不会有后来中国经济的起飞。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前人吃苦、后人享福”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