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建设的公共服务性
公共品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及受益非排他性的物品。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维护社会安全、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强化公共品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才有强大的动力和后劲。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俱废、百废待兴，不仅经济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公共服务体系基本空白。在这种条件下，党和政府选择了以基本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政府对城市职工“从摇篮到坟墓”担负着保障责任，在吃、穿、用、住和医疗等方面先后做出了具有相当公共消费性质的制度安排。1953年后，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的赶超战略，为保证这一战略的实施，国家采取了“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人后农民”的政策，这种先后有别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沿着城乡两种不同的路径发展、演变。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依赖于城市工业制度，即主要是企业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演变而变迁，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依赖于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变化。
此后20多年间，由于城乡分割政策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甚至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对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投资较少。在城市，单位是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也是使用政府分配资金为职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体。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则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相联系，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以单位、农村以人民公社为基本载体，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尽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也反映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例如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总体短缺、效率低下、缺乏灵活性以及城乡、单位间供给不均等问题，但不论怎么说，中国在这一时期还是建立起了一个平均主义、国家包办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这套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预期寿命与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
由于缺失国家投资和受自身积累财力所限，中国广大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远远达不到同时期城市的水平，但也依靠各级权力组织的努力和广大农民的热情，在并不富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与当时农民实际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系。在这个时期，农村的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医疗保障，传染病、地方病防治成绩突出；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五保户”建立了社会救济的福利制度，实现了弱势群体的老有所养；普及了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并建立了农业干部、农业科研人员等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教育制度，农村人口的素质得以明显提高。总的来说，人民公社时期所实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虽然是低水平和不全面的，却保证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最基本供应，维护了农民的整体利益。
事实表明，重视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卫生和对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做得最为出色。正如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低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在农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以前的平均35岁到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岁”。 (31) 为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曾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把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 (32)
从全面发展的观点看，生活质量不仅仅包括收入高低，还应包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境、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些方面的建树还是很大的，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为其后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对此，哈佛教授裴宜理客观指出：“假如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很不利的经验，同时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系统，提高了人民的卫生状况，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比方说我同事阿玛蒂亚·森在论述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时，经常强调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 (3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奠基”性的一个表现。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只要抱着这样的分析态度，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是有许多不同于今天的显著特点，而这些特点适应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也有效化解了那个时代中国人面临的历史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