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纠结”态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一统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合，以及集中力量展开有计划的变迁。新制度的嵌入，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国家权力与私人产权的博弈，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基本格局。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支持工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然而提取剩余、扩展内需的供需结构矛盾较大。虽然国家的意图是塑造新的经济结构，但也不得不依据已有的基础和路径，在遵循偏好的同时进行弹性调整：1949—1952年新中国在计划与市场的碰撞交织中使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之后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获得了新的契机。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进行生产资料的“一化三改”，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国家通过计划高度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它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巨大的企业，各种生产和交换活动按照计划指令进行，国家计划是解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个人消费的基本途径或手段。概括起来，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代表，既是组织者、管理者，也是经营者，国家要同时解决宏观经济平衡和微观经济平衡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受控于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考核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进行物质奖励；第三，指标信号取代价格成为最活跃的经济信号，价格和货币基本不能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第四，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政治统一性，实现计划的主导方式是层层设立的集中严密的管理方式，如各级主管部委下辖企业成为较普遍的方式。
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对中国经济体制问题进行较为集中的思考，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12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他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侧重点在于要在已有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尽量建立起集中的统一领导。第二次是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中，他继续坚持“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基本原则，但侧重点在于如何改变当时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问题。第三次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底1960年初）中，表露出他在原则上虽不反对计划体制，但不赞成苏联的管理方法。第四次是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虚君共和”原则，批评中央收权收过了头，试图打破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把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从“以条条为主”变为“以块块为主”。他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际，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手上来的厂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总体上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表现出对计划经济的向往和热心，但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确立以后，他又无法容忍计划经济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从而产生了对计划经济的矛盾心态。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总体是赞同的。关于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做过多次论述。1955年秋，他在一份按语中写道：“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 (34) 几年后他又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35) 从这些讲话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计划生产的思想，理解上虽然存在一定偏差，但他从中国当时国内国际条件出发，坚持以统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集中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人才资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总体原则上是持赞同态度的。
其次，毛泽东对计划经济又是怀疑的。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怀疑，一是从认识论的层面。他承认计划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但“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程度”这个概念隐含了他对计划经济权威性的怀疑。二是从辩证法的立场。他认为静态平衡的计划不可能预期或动态地反映客观发展的一切可能，因为客观的发展是由绝对的矛盾永无止境地推动着的。他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所以“计划常常要修改”。 (36) 三是从群众史观的视角。他指出：“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37) 在他看来，群众运动不应成为执行计划的工具，相反，计划应为群众运动服务，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为克服苏联计划管理“没有群众，没有政治”的弊端，他强调中国的计划体制要突出政治，反映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38) 例如，苏联的一长制、“经济机关挂帅”、严格的专业化和条条管理、单纯的命令——服从的行政等级等，都是根据计划经济运行要求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保障国家计划能够准确无误地实施。对于这些苏式做法，毛泽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39) 他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劳动者的享受权，不讲他们的管理权。而管理权是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没有管理权，享受权就得不到保证。 (40) 鉴于此，毛泽东从动员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出发，提出了塑造中国经济体制的一系列主张，如“政社合一”“党委挂帅”“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创新，都是以削弱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为目的的。
再次，毛泽东坚持计划经济是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计划的多样性问题上，他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41)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一度接受了斯大林建成社会主义必须达到两个标准的这一观点，但很快就抛弃了。在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准上，他突破斯大林单一强调工业化的认识，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提法取代了“工业化”的提法。在所有制结构的标准上，他突破生产资料公有制唯一性的认识，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的崭新观点，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有这些，都包含着对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否定的因素。
至于计划管理的灵活性，更是毛泽东所看重的。一方面，毛泽东虽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但在经济管理中又主张“虚君共和”。他指出：“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 (42) 强调地方、企业必须有一定自主权，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经济体制的重要要求。另一方面，在计划实践中，毛泽东并未像苏联那样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而是积极致力于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把农业的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显著地位，提倡工农业同时并举、重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使得中国计划经济有了较大的灵活性。
总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是赞同的，但又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满的。为了力求建立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计划经济，毛泽东在1958年之后就开始了为探索“原则与苏联相同，但方法不同”的中国经济体制而不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