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时代动员型经济体制
对于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搞计划经济，毛泽东觉得缺乏自己的创造，不是长久之计。为超英赶美（实际上主要目标是赶超苏联），毛泽东很想在中国创出一条新路。
那么，毛泽东要实行的是什么经济模式？那就是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尝到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甜头，认为群众运动这法宝同样可以搞经济。他多次说过，不要怕教授，不要怕权威。在八大二次会议他还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归结起来是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
实际上，毛泽东时代中国打造的是动员型运动经济。所谓“动员型经济”，就是沿用革命根据地生产运动的经验，通过政治动员和地方积极性调动庞大的资源，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毛泽东把战争规律和战争手段运用于经济工作，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元帅升帐”，让一切部门都为“大办钢铁”让路。同时，他反对中央计划和“条条专政”，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行政分权，主张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此外，他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坚持在经济建设上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
受毛泽东强烈摆脱苏联发展模式思想的支配，再加上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政治动荡的影响，1978年之前中国的计划工作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总的说是两头好，中间折腾。由于这种折腾，计划经济遭受很大破坏，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在中国未能实现。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在很长的时间里，计划工作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虽然中国名义上实行了五个五年计划，但多数年份只有年度计划，走一步，看一步，正一下，反一下，真正形成完整的稳定的长期计划只有第一个五年。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真正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地搞经济计划的时间并不多。 (43) 详细状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的三年，因为有大量私企，显然只可归于“半计划经济”；1953—1957年的五年，属于计划经济较典型时期；1958—1960年的三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计划经济被冲垮；1961—1965年的五年，上收“下放企业”，克服“大跃进”导致的混乱，属于计划经济最标本时期，既无国际援助，又无私营企业；1966—1969年的四年，“文革”初大混乱时期，在阶级斗争面前一切经济体制均属无效；1970—1978年的九年，又以“块块为主”，重新下放大型企业，重新试验“体制改革”。从这个时间表不难看出，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时间非常之短。可以归为计划经济年头的总共只有13年时间，即1957年以前加上1961—1965年，其中没有私营经济的时期只有七年时间。
对于毛泽东对典型计划经济的冲击，国外学者很早就讨论过。例如，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一书中提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即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走上了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但这种道路很快就在中国受到了质疑和抛弃，转而走上强调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延安道路。 (44) 20世纪70年代前期，美国一些经济观察家经过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后也得出结论：“新中国依然最不像人们在使用计划经济这个字眼时通常所想到的那种情形。事实上，他们的计划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像苏联实行的从中央到下面那样。” (45)
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中苏传统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更是成为一股热潮。其中，从宏观经济管理比较看，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她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提出，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计划经济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她说：从“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由于毛泽东一直强调权力下放和“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中国就把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46) 从微观经济管理视角看，薄一波的忆述最为深刻。他回忆说，1956年前实行苏式厂长负责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项目中较系统地引进苏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业，绩效还不错。但自中共八大否定了“一长制”后，中国工业就开始恢复战争年代“中国特色”的政工治厂（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模式。此后，企业管理就日趋混乱，“提倡算政治账”，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直到酿成了“三年人祸”。其后，以刘少奇、陈云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力图恢复一些“马钢宪法”的东西，总算抵制了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但“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又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被说成是“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而遭到批判。“文革”时期强调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终于导致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 (47)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撰文指出，毛泽东时代经济上不断开展的“反教条主义”和“反修正主义”运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各种做法实际上都是反对苏联式理性计划的。到了“文革”时代，刘少奇、薄一波式的“修正主义”实即计划经济派彻底失势，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和“条条框框”都被砸烂，中国经济就完全陷入“命令破坏计划”的非理性混乱之中。 (48) 由于经济建设计划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经常干扰理性计划，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导致中国的计划管理破绽多，模式不成型，“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常态。
应该说，终其后半生，毛泽东都在力倡行政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地方和企业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就使纯粹的计划经济未能在中国扎根。据统计，中国在计划经济最盛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改革前夕，中国只有3％的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地方政府管理，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1978年，苏联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34.8万个企业，其中只有4000个规模比较大，其余的都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的中小企业。 (49)
主观上由于毛泽东的脱苏情节，客观是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起步就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一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二是计划留有余地。改革开放前29年，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几经调整，以求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除“一五”初期及三年调整期之外，大部分时期地方的计划权限还比较大。大量地方国有及集体企业的生产只有部分被纳入国家计划，地方企业（包括国营及集体企业）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必须通过自主的横向交换实现。这就在计划管理体系中掺入了“准市场”因素。这成为后来经济改革的渐进方式和双轨思路的基础条件之一。
所以，有论者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虽然名曰“计划经济”，但实际上有点名不符实。“五分之四的五年计划未曾面世”，“经济建设计划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使科学决策受到干扰”，“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 (50) 最终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个“四不像”的体制。 (51)
正是计划体制的不成型和不标准，中国要搞改革时突破口也就多，借助的力量也多，从而为邓小平的区域分权和其他市场取向的改革扫清了道路。 (52) 这也就不难理解：1978年后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仅从引进市场因素中获益，而且实际上从“恢复”苏式计划经济中获益，甚至后者在改革初期更为显著。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所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