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耀邦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目的实际变成“为生产而生产”。1979年9月中旬，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指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要他们写理论文章，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10月9日，他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指出：我们长期“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成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 (7)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理论动态组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这篇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一些部门的领导的不同看法，在行业报纸上对上述观点作出批评。对这种不同观点间的讨论，胡耀邦认为完全正常，并希望能通过讨论真正弄清“生产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此，11月5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的会议上希望他们写文章，进一步从历史上说明“为什么同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要衰退和灭亡的”。他还明确说：“市场就是人们的需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争论只能戛然而止。
社会层面的争论虽然停止了，但胡耀邦的思考并未停止。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仍尽可能地强调消费的作用与意义。1982年5月19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与经济学家。胡耀邦从当时啤酒非常紧缺这一具体问题又切入“消费”。他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8)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由消费问题深入到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讨。在这次讨论会上，他坦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五年、十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他认为，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特点是“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胡耀邦组织领导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却很少有人提起他组织推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研讨。实际上，这场讨论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一步步地得出对旧经济模式根本性颠覆的结论。他对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思考，与当时陈云力倡的经济结构调整一起，对于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