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资本市场的艰难面世
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表现，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这种需求从多方面被创造出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利用国内外资金，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财政部恢复了发行国库券。这两项措施结束了中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历史。“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导致了股份制的尝试。最早成立的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向社会发行股票，并开始在小范围转让交易。
1985年后，“金融市场”的提法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同时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建立股票市场的提议，中央也开始注意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并把一张两个月前上市的“飞乐”股票送给他作礼物。这件事被视为一个信号，受到海内外舆论格外关注，给当时积极推动股份制的人们以莫大鼓励。1988年，民间出现了建立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呼声。在“物价闯关”失利之后，中央除关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宏观问题的解决外，认为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这离不开股份制和证券交易的支持，因而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由于这个问题敏感复杂，当时创造了一个代名词“长期资金市场”，只在内部研究，没有公开讨论。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为一批留学回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机遇。1988年9月8日，在万寿宾馆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由几个年轻人撰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被送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年11月9日，姚依林和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研究小组的汇报。会上的话题，涉及了证券市场筹建、运行、管理以及有关理论认识的几乎所有方面，最后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包括：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起来，要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要依靠专家和研究借鉴海外成熟经验，要“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设计，要从开始就注意解决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问题，等等。这是中央对证券市场问题的第一次正式关注和表态。
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起来。1989年3月，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1988年，北京还没有一个可以做有价证券买卖的柜台，只有上海、武汉、沈阳等七个城市存在个别分散柜台，做一点国债买卖业务。但短短一年多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证券交易场所。1990年9月，当海内外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如何继续进行持观望态度之时，《人民日报》披露了国务院关于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当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12月5日，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出现，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总之，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完成了三个具有革命性的改革：第一，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局部试验、典型推广的大门，证明了局部改革的可行性。第二，价格双轨制为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的转轨提供了过渡的桥梁。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培育了体制外的支持力量，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