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政府成立后的政党分合
1912年4月，袁世凯政权建立后，参议院迁至北京，政党活动进入另一阶段，原有大小政团随着政争的激烈进行而逐渐分合。当时在北京参议院中有三个主要政党：
(1)“共和党”。1912年5月5日，“统一党”为对抗“同盟会”起见，联合“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和“国民共进会”等共六个政团，组成“共和党”。其组织成分有君主立宪派(如张謇、汤化龙)、旧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同盟会分子(如章炳麟、张伯烈)等，推黎元洪为首领。这是为袁世凯服务的政党，后来在北京参议院中与“国民党”并称两大政党。共和党的政纲是：①保持国家统一，采取国家主义；②以国家权力，扶持人民进步；③应世界之大势，以和平实利救国。共和党拥护袁世凯集中权利，甘心为之驱使，鼓吹“国家主义”，并以“国权党”自居。该党以反对同盟会为职志，对尚存革命精神的同盟会的攻击不遗余力，竟标榜中国革命之功“黎氏创其始，袁氏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94]。共和党成立不久，章太炎又从中分裂出去，仍旧保持其统一党的旧称，在北京参议院中进行活动。
(2)“国民党”。共和党成立后，使同盟会受到一定影响，同盟会中的负责人黄兴、宋教仁等始终抱有“政党政治”的幻想。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届内阁，因有同盟会的蔡元培、宋教仁参加，加之国务总理唐绍仪也刚刚被拉入同盟会，便被称为“同盟会内阁”。这就使他们更热心于扩大组织，争取席位，从而实现“责任内阁”，想在“拥袁”的前提下实现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宋教仁所说：“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95]，“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96]，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于是，在“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民国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团，在1912年8月25日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但实权操在代理事长宋教仁手中。这次改组遭到同盟会一些党员的反对，有许多人在听到改组消息后痛哭，并准备保留同盟会的名义。宋教仁等抛弃原来的纲领，提出了国民党的五项政纲，即：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护国际和平[97]。这个含糊不清的政纲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护国际和平”。改组了的国民党丧失了同盟会的革命色彩，已和同时期的其他党派没有多大区别，而是以政治上的妥协作为主要特色了。国民党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而追求数量的增加，这样国民党在表面上规模增大了，山西、陕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各省，从政党关系看都已是国民党的势力；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国民选举中，国民党果居大多数席位，成了第一大党。然而，这种滥事扩充，必然造成了国民党内部成分的复杂，它包括有君主立宪派(如谭延闿)、旧官僚(如唐绍仪)与原同盟会成员(宋教仁、黄兴)共容其中，而孙中山则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而处于失势地位。这种情形连《中国国民党史稿》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龙鱼杂处，真伪不分”的“大弊”[98]。袁世凯对这个与他为敌的政党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手法瓦解其组织。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徒有革命党人的虚名，而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加之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力求用向袁世凯妥协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又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对袁的权力给予某些限制，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国民党便成为一个拥护袁世凯而企图分享其权力的政党，一个不反对袁世凯的在野党。
(3)“民主党”。这是一个由立宪派组成、被袁世凯用以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其首脑梁启超这时已成为图谋权利的政客，为急于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致函袁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99]。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宪政党”等于1912年11月组成“民主党”，由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而以梁启超为幕后首脑。民主党的政纲是：①普及政治教育，②拥护法赋自由，③建设强固政府，④综核行政改革，⑤调合社会利益。[100]其目的是想把自己形成为在共和党、国民党两党之外的第三党来扩大势力，以猎取政治地位。
从当时各政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相差无几，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而加一定的监督，共和党和民主党则对袁的独裁不加反对。这些党在北京参议院中展开激烈的政争，使民初的政治舞台格外活跃。
从武昌起义到第一届国会开幕前，这些政党的离合，并没有严格的原则根据，也没有什么政见根据，更缺乏社会威信，时人讥评它们较高尚的“或臭味相投，或意气相孚”，而下焉者是“权势的结合”、“金钱的结合”[101]。这些政党由于没有各自明显区别的政纲，其成员也多是“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102]，很多人往往身跨数党，因此其本身并无群众基础，只是一些政治投机团体。它们总的目的只是为了“聚徒党，广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而已[103]。这些评论真可谓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