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强对帝制态度的变化
随着“洪宪”帝制的公开化和反袁形势的日益高涨，列强对于帝制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英国本是袁世凯政权的积极支持者，不过在欧战发生后，已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无暇顾及东方。因此它对帝制始终怀着矛盾的心理：在帝制将实行时，它担心会否发生内乱，如果没有“内乱”，则帝制随时可以实行[460]；在反袁形势开始滋长时，它又担心帝制会使时局反因此而愈恶[461]。在日本于1915年10月、12月先后两次提出劝告时，英国虽然参加了共同行动，但所抱目的却与日本有所不同，它希望袁世凯能停止帝制，如果不能停止，也希望袁世凯能安稳地实现帝制。总之，英国希望中国最好在这个时候不发生变乱，那么日本的势力便不会过快扩张，自己在华的利益也不致损失太大。
美国在支持袁世凯政权的问题上，比英国表现得坚决。它一直积极支持帝制，拒绝参加日本对袁世凯提出劝告的行动，理由是帝制不妨害外国在华利益，所以不应“干涉”。换言之，帝制与美国的在华利益乃是一致的。在举国上下反对复辟，而袁世凯不得已宣布延缓帝制时，美国于1916年4月7日又与袁政府的驻美大使顾维钧签订了一项500万元的借款合同，想使袁世凯得以苟延一时。美国对于袁世凯中途延缓帝制的做法，是深表遗憾和惋惜的。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在后来出版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中，批评了这个延期决定是错误的，他说：“假如袁和他的谋士们在这时敢于大胆地公布帝制，那么列强中有好些国家的承认是可能跟着而来的。”[462]当然，这仅是美国的愿望而已。
德国方面，袁世凯通过德驻华使馆及德国在青岛的总督的关系早已获悉对其帝制表示同意的态度，1913年其长子袁克定在德疗伤期间，也得到了德方关于支持“中华帝国称霸东亚”的许诺[463]。但临近帝制实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德国已无力干预。
日本对帝制态度的变化是最出袁世凯意料之外的。它对于帝制一直是采取两面政策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黑龙会备忘录》中有一段很能说明日本朝野这种对华政策和阴谋的记载，其中说：“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之主旨，乃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唯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464]在这个阴险目的的指导下，日本在袁世凯帝制进行的过程中，一面对袁闪烁其词地做些似是而非的暗示以鼓励和怂恿帝制，一面又密谋扶植敌对势力以乘机掠取权利。1915年9月间，帝制已公开实行，日本即表示要干涉，并决定向袁政府提出三点询问，即：(1)究否改制，(2)是否可保平和，(3)与日本如何提携。袁世凯为向列强表示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曾在25日、27日先后向日本及英、俄、法、美各国密告实行帝制。主要说明“此次改变，出于全国人民一致之意愿，政府顺从民意，秩序必不至扰乱，据各省文武官吏文电，均谓体察地方情形，必可维持治安，全国人民期望，不过为长治久安之利乐”[465]。
28日，日本又邀请英、俄两国公使，共向袁政府提出口头询问，其中说：“……今观各地之情势，外观虽似各地对于帝制之实现反对不甚激烈，实则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兹对中国政府先告以中国今日之情况最堪忧虑，敢问果自信不致发生异变而得平稳实现帝制耶……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患未然，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此乃最为贤明之措置。”[466]这种公开而正式地表示干涉，是既隐伏了日后向袁世凯索取权利的余地，又可借此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事机。袁世凯在11月1日对这种劝告作了答复，他说：“……当国体讨论甚形猛烈之际，政府恐因是发生事端，深为忧虑，再三电询各省文武官员，能否保持地方秩序，各省复电，每谓苟从民意解决国体问题，则各省皆可负地方治安之责……今各省特加注意，十分防范，断无可虑之事。其本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政府协力取缔，如斯则亦无造乱之余地。”[467]但日本则把这种答复视为对其劝告的拒绝，深为不满，而干涉之意也日益明显。11日，袁政府再次向四国表示：“万一在本国突出意外之事变，无论何时，本政府之权力，足随时消除之。”[468]12月15日，是袁世凯承认接受帝位后的第四天，日本忽又邀请英、法、意、俄共同作第二次警告，口气比第一次严厉，但是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依然没有停止。
12月25日云南护国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反袁形势颇为紧张。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更感到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超越列强的特殊地位，如不给日本更多的满足，就难以换得皇帝梦的实现，于是他决定一面“戡乱”，一面拟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赴日本祝贺日皇加冕，以赠勋为名，去出卖主权。据说周氏去日就带有取缔在日革命党及商议早付郑四铁道借款之任务，而且袁世凯请求日本承认帝制所提出之交换条件，也已由国务卿、外交总长示意于日本，其内容如下：(1)吉林全省割归日本，(2)奉天司法权让与日本，(3)津浦铁路北段割归日本，(4)天津、山东沿海一带海岸线割归日本，(5)中国财政聘用日本顾问，(6)中国军队统归日人教练，(7)中国枪炮厂由中日合办[469]。以上只待日本政府许可后，便可签字。不料由于中方与大隈密谈的安排败露，引起英、俄等国不满，使日本大为恼火，于是突然于1月15日拒绝中国特使赴日。据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外交部，当时日本各报纸披露被拒的理由是：“中政府扬言，俟周使归国，实行帝政，颇启列国猜疑，中国南方亦有卖国使节之目，日政府甚深迷惑。二谓将废弃之共和国勋章，未便再赠日皇。”[470]这种拒绝意味着日本已将放弃对袁世凯的支持，引起袁世凯政府内亲日势力的恐慌，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曹汝霖赶忙写文章向日本献媚，竟无耻地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471]但是，日本仍于21日正式通知袁世凯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谓：“……原来贵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证无乱，今明明云南有乱，竟于此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则中政府之责任甚大，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472]此外，日本同时又在中国扶植各种反袁势力。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支冲突之真像》一书中称：“……各事件如中国革命党在上海企图夺取肇和巡洋舰事件、山东举兵事件者，均可视为我政府鼓动中国反袁运动政策之证据……我帝国政府既欲拥护肃王正满洲大位，并利用宗社党在满洲起事以推倒袁世凯……”[473]其说虽不无夸大炫功之嫌，然制造敌对势力以纷扰中国之事实，却由此可见。其他又如帮助梁启超由申入桂[474]，在山东操纵中华革命党之反袁军[475]，等等事实，都足以说明日本这种两面政策。袁世凯原认为日本是唯一可乞援的主人，但他逐渐发现日本为自身利益，在其帝制问题上埋设了重重陷阱。日本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