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洪宪”帝制的失败及袁世凯恚死
全国人民的反帝制浪潮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反目，使“洪宪”帝制丑剧无法进行下去，袁世凯本想于1916年5月1日召集立法院再演一套民意决定来取消帝制。这样，一面争取列强的同意，一面与护国军方面协商斡旋，暂可弥缝一时，以作周旋余地。他先把筹备登极的机构宣布取消，表面上似要取消帝制，实际上是推延时日，观察一下形势变化再定。现在，形势发展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2月23日，他诡诈而无奈地宣布：“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国救民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476]随后通知各国使馆，告知云南事平之前决不登极。3月21日，袁世凯又召集会议，提出立即取消帝制之议；22日，正式公布取消帝制之命令，废除“洪宪”年号，仍改民国五年，自称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八百数十件；4月4日，又将政事堂改为国务院。
袁世凯在宣布撤销帝制后，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彻底失败。他在撤销承认帝位一案的申令中宣称：“今承认(帝制)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477]他仍然迷梦于总统位置的延续，希图通过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向南方的反袁势力谋求妥协，拟定了以下议和条件：(1)大总统无辞职及退位之必要；(2)速召集正式国会；(3)罢斥祸首；(4)南北军队即日息战；(5)滇、黔、桂三省即日取消独立，归中央统辖；(6)滇、黔、桂三省独立首领，不得任意提出他项权利之要求；(7)滇、黔、桂三省军队除正额外，其独立后招募者解散之；(8)速行修正宪法[478]。其目的显而易见，不外是皇帝没有做成，回过头来想再当总统。
袁世凯在种种谴责声中仍不肯下台，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当时有《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称：“……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正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479]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通电，声讨袁世凯，要求将袁“执行国法”[480]。孙中山也连续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要“除恶务尽”，坚定地表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481]。这一切都表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反对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强大力量。
虽然袁世凯已表示取消帝制，但反袁护国的浪潮方兴未艾，随着广东在4月6日、浙江在4月12日相继独立，洪宪帝制的失败已不可逆转。袁世凯在万般无奈之下，于22日请段祺瑞出任国务卿，宣布恢复责任内阁制，一方面表示对南方让步，一方面笼络已渐与其离心离德的段祺瑞为自己出力。但是南方反袁势力却在5月8日由护国军军政府联合了滇、黔、两广各省反袁势力成立了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的军务院，形成了以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军阀势力为主的反袁联合战线。这种联合表明了这些地方军阀和官僚政客照抄了辛亥革命时的老办法，要利用人民中的反袁情绪来获取自己的权力。这样，以反对洪宪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也在唐、岑诸人偷换内容的手段下进入尾声。
在南北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北洋军阀中的实力派冯国璋、张勋、倪嗣冲召集一些尚未宣布独立的省份于5月18日召开了南京会议，然而他们三人却是各有目的：冯想利用这个会议给自己造成一种可以操纵于南北之间的政治势力；张勋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为复辟清室创造条件；倪嗣冲则完全是效忠于难产的“洪宪”王朝。这个会议除了一些争吵之外，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正在会议期间，5月22日四川陈宧宣布独立，29日湖南汤芗铭也宣布独立。陈、汤原来都是袁世凯倚重的亲信，如今也叛而独立，给袁世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袁世凯在29日宣布了帝制议案始末，企图推卸责任[482]，但是一切已经无法挽救。
袁世凯在反对的怒潮中，既失欢于帝国主义列强，又受到徒党的背离，尤其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抗，他虽然竭尽最大的“智慧”，用遍他所独具的各种政治“机智”，但是一切终归无效，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无奈和焦虑之中在北京病故。
袁世凯死后，国务院立即急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要求各地方“共维秩序，力保治安”[483]，说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护国军之所以能达到去袁的目的，不仅在于它本身的力量，而且因为这个行动配合了全国人民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憎恶和反对帝制的浪潮。当时反袁力量已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地滋长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尤其在赣宁之役后，全国工农商各业均形凋敝。如1912年全国各种工业的职工总数是661784人，1913年为630890人，1914年为624521人，而至1915年则减退至619729人[484]。农户总数1914年是59402315户，而1915年则减至46776256户。荒地面积则从1914年的19127万余亩增至1915年的22946万余亩[485]。商业则由于“十里一卡，二十里一局，剥削留难，无所不至”而造成凋零衰敝，使“商人无生活之希望，而置诸死地矣”[486]。最为严重的是，北洋军阀统治依恃政权的力量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养兵蓄械，黩武征战，虚耗国帑。据北京政府明文公布，每年军费开支约1.5亿元，占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487]，大量秘而不宣的军事开支尚无法查考。以下仅从陆军的历年开支预算就可以看出军费逐年急骤上升的状况[488]：
1912～1916年陆军费岁出预算表
单位：元
(续表)
(续表)
巨大的开支使北京政府债台高筑，在1912年至1916年的四年期间，长短期外债累积达15亿元之多，同期在国内以各种名目发行的公债亦有1亿余元[489]。为筹划帝制所需，1916年举借内外债更达到疯狂的程度，据当年9月30日北京日文报纸《新支那》载“中国现在外债”一文所记，对英、德、法、俄、日、美、比等国所借外债为17190.6万镑，地方借款为1428.9万镑[490]。内外交困，民生涂炭，致使人民心存时日曷丧之感，而不得不起而反抗。
在各地蜂起的反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5月间在冀中一带由“山北社”领导进行的长期反袁斗争的行动。山北社是河北易县山北村因反对袁世凯政府丈量土地勒征税收而发起的一个抗捐组织，由于他们所反对的正是一般民众身受其苦的苛政，因此很快得到冀中十几县人民的响应，并且由反对验契而扩大成为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据《涿县志》载其事称：
五年，易县山北社因抗杂捐，竟挟该县县长来涿，声言赴京起诉。涿县人民附合之，并乘势将由涿试办之经界局在事人员全行驱逐，迟则殴辱以随其后。两县人民填塞街巷。嗣易县电请保定道尹许元震来涿，会同驻涿之守备队营长陈长青及本县绅士尚廷弼等往返说合，其事遂寝。[491]
这次反抗斗争的情况，还在当时报刊上得到反映，如《大中华杂志》二卷六号报道说：
(民国五年)五月五日，直省各知事收捐纳款，至为苛细。一般劣绅，从中渔利，人民颇有反抗之意。近日涿县纷纷告变，联络涞(涞水)、广(广昌，今改名涞源)、定(定兴)、固(固安)诸县群起攻击各处经界局，经界局人员闻风四窜，并每村每家各出代表一人，集于涿县，共同来京，要求政府停止地捐、果木捐及一切杂捐，惩办营私舞弊之官吏，为数不下二十万人。易县起因由于果木捐，涿县起因由于包办经界事宜云。[492]
这次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袁世凯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各事宜暂行停止”，将“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著一律从缓办理”。6月间，袁世凯在人民反袁声浪中死去，但这个反抗活动中心一直持续到8月间才渐停止活动。这次斗争由于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军阀政权的镇压，最后又因内部不一致而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终究表明了人民群众反抗军阀统治、不甘缄默的态度，而广大民众的反抗浪潮正是袁世凯注定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反袁斗争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袁世凯帝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在思想理论上的批判。袁帝制自为的准备期间，李大钊正在日本留学。1916年初，他特地由日返沪，准备联络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反袁斗争的洪流，他撰写并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分析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原因和背景，认为，在民主共和代替封建专制的社会变革之际，“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炫罔之犹以为未足，更为种种羁縻延揽之术，以迎垢纳污，府聚群恶”，一些“趋承缘附”之徒，“颂言斯人为‘神武’”，而“‘神武’之人，兹世亦安有是物，特一群心理，以是相惊，伯有之厉，遂为黎丘之鬼，而‘神武’之势成，而生民之祸烈矣”[493]。同时，他揭露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过程是“躬演盗国欺民之魔术”，却“颜以白于众曰，此民意也，此国情也，此长治久安之道也，此救国救民之心也”[494]。李大钊针对民国成立以来反袁斗争的实践深刻地指出，民主制度的施行，不能仅仅追求它的表面形式。他说：“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橥其名，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而“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495]，因此，对于“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应“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496]。这种从思想和理论上的深刻论述，正是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历史教训的重要总结。
[1]《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2]《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3]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著易书局1912年版。
[4]《袁世凯致孙文铣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5]《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
[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页。
[7]《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
[8]《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
[9]《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10]《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24页。
[11]《蔡专使等致孙大总统电》，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12]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13]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7页。
[14]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90页。
[15]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8页。
[16]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18]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189页。
[19]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90页。
[20]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90页。
[21]北洋政府总统府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22]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9页。
[23]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9页。
[24]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0页。
[25]涂晓原等：《辛亥革命后天津兵变发生的缘起及影响》，《天津史志》1998年第4期。
[26]据《北京兵变始末记》第四编所列店名统计，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6～208页。
[27]《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
[2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29]《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君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页。
[30]《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事务文书，中国第二号》，第205页，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2页。
[31]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第六编“外交”，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32]《远东通讯社丛录》第三编第三卷，民国元年三月，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33]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0页。
[34]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0页。
[35]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1页。
[36]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08页。
[37]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07页。
[38]《大总统布告京师市民》，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39]《禁卫军军统冯国璋率领全军军佐目兵上袁大总统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33页。
[4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41]《河南王祖斌上袁大总统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7页。
[42]《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君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43]《蔡专使等致孙大总统电》，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9页。
[44]《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
[45]《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年3月10日。
[46]《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
[47]永言：《问》，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66页。
[48]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8～440页。
[4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172页。
[50]豸公：《谁为祸首》，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51]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
[52]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53]南京临时政府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54]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6页。
[55]钱实甫等：《北洋政府职官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56]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第151～152页。
[57]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58]《陆军统计简明报告书》，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59]《陆军行政纪要》，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2～3页；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第256～261页。
[60]《政府公报》，1912年9月16日。
[61]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62]《陆军法规》，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
[63]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室编《北洋时期中央军队序列和职官表》，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863页；《陆军各师概况》，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31页。
[64]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32～33页。
[65]《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
[66]《顾忠琛致袁世凯等电》，《民立报》1912年3月18日。
[67]《新政府成立之种种》，《正宗爱国报》1912年4月1日。
[68]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49页。
[69]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页。
[70]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02页。
[71]《旧军官攻王芝祥》，《太平洋报》1912年6月4日。
[72]天仇：《政治之恶潮》，《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
73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六、七、八分册(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页。
[74]《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3日。
[75]《徐宝山致袁世凯等电》，《申报》1912年7月31日。
[76]黄远庸：《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生遗著》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74页。
[77]黄远庸：《三日观天记》，《远生遗著》第二卷，第78页。
[78]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53页。
[79]转引自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49页。
[80]《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8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93页。
[82]《中国社会党纲领》，《社会党月刊》第4期。
[83]参见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84]1912年5月江亢虎致袁世凯书，转引自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85]《大总统与社会党》，《社会杂志》第9期。
[86]《中华民报》1913年4月8日。
[87]《中华民报》1913年5月5日。
[88]《中华民国工党简章》，《太平洋报》1912年7月1日。
[89]《中华民国工党宣言书》，《民主报》1912年1月28、29日。
[90]当时同盟会之名已为人所滥用。黄远庸在《铸党论》中写道：“其在湖南则有政界同盟会、平民同盟会之别；其在湖北则有官印同盟会、台甫共和党、别号统一共和党之谣；其在四川则有统一同盟会、共和党同盟会之团体。”见《民国经世文编》正编，政治三，第六册，上海经世文编社1914年版。
[91]《民生日报》1912年2月21日。
[92]《民声日报》1912年4月22日。
[93]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1925年版。
[94]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49页。
[95]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页。
[96]《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60页。
[9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5页。
[9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42页。
[9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页。
[100]阙名：《论民主党》，《民国经世文编》正编，政治三，第六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版。
[101]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第一章第二节，上海学术研究会1925年版。
[10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16页。
[103]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第一章第二节。
[104]《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105]《遣散军队及优待军官之办法》，《申报》1912年5月21日。
[106]《优待军人办法之大决定》，《申报》1912年6月21日。
[107]《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4月14日。
[108]《致袁世凯呈》，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109]参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7页。
[110]汪钰孙编：《黎副总统政书》卷九，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1～13页。
[111]《李烈钧通电》，《时报》1912年4月22日。
[112]《中华民国新文牍汇编》卷二，上海广益书局1913年版，第17页。
[113]《孙先生游赣记》，《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114]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63页。
[115]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64页。
[116]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9页。
[117]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第165页。
[11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页。
[119]《国父全集》第四卷，台湾1957年版，第223页，转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20]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事”，《孙中山年谱》记为1912年9月11日，《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及《黄兴年谱》均作9月9日。
[121]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66页。
[122]《致袁世凯电》，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7页。
[123]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143页。
[124]《在北京国民党欢迎大会上的演讲》，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61页。
[125]《总统府秘书厅通电》，见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46年铅印本，第125～126页。按：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1912年9月24日《致袁世凯书》中称：“昨承示内政大纲八条，关系民国前途，极为重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称：“该‘政纲’系袁擅自拟订，事先并未与孙、黄商酌。”
[126]外刊资料引自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127]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25页。
[128]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
[1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7页。
[130]参阅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治的见闻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131]《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
[132]《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46页。
[133]《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页。
[134]谭人凤：《石叟牌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68页。
[135]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1页。
[136]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13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35页。
[138]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见《辛亥首义回忆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139]《论民主党》，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六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140]《进步党破裂之可怜》，《民谊》第九号。
[1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8页。
[142]华觉明：《进步党和研究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113页。
[14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5页。
[14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86页。
[145]参阅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
[146]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7]《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457页。
[148]《致袁世凯电》，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96页。
[149]蔡寄鸥：《四十年来闻见录》，汉口《震旦民报》1921年版，第59页。
[150]1913年3月23日时评《宋君教仁遇害感言》。
[151]1913年4月29日社论《政府之罪状》。
[152]1913年4月29日社论《宋案之第一次宣布》。
[153]《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二、四十三合辑，台湾1968年版，第295页。
[154]定夷：《本报一周年之回顾》，《中华民报》1913年7月20日。
[155]《公论》告白，《中华民报》1913年7月20日。
[156]《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7页。
[157]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158]《民立报》，1913年7月18日专电。
[159]《时报》1913年5月24日。
[160]《莫理循日记》，转引自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1期。
[161]参见《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见周叔：《周止庵先生别传》，1948年印行，第81～110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867～874页。
[162]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46年铅印本，第135页。
[163]《布告善后借款情形文》(1913年5月)，见周叔：《周止庵先生别传》，1948年印本，第109页。
[164]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5页。
[165]《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3页。
[166]《盐政杂志》第六期，1913年6月。
[167]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14页。
[168]《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19日。
[169]《政府公报》，1913年5月16日命令；《财政部鱼电》，《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页。
[170]汪钰孙编：《黎副总统政书》卷二○，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3页。
[171]《政府公报》，1913年5月公电。
[172]《豫都张镇芳东电》，见周学熙辑：《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案据汇编》，1913年印。
[17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
[174]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8页。
[175]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8页。
[176]《时报》1913年5月23日。
[177]《中华民报》1913年6月5日。
[178]《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378页。
[179]《赣宁之役史料辑录》，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6页。
[180]《赣宁之役史料辑录》，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
[181]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182]《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见《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28页。
[183]《李烈钧将军自传》，第24页。
[184]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6～167页。
[185]《李纯报告金鸡坡炮台防卫战电》、《张敬尧记金鸡坡之战》，见《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556页。
[186]《政府公报》1913年7月17日。
[18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9～560页。
[18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第558页。
[189]《袁世凯政府电存》，《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190]汪钰孙编：《黎副总统政书》卷二四，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
[191]《民立报》1913年7月16日。
[192]《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193]《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94]《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95]《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96]《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197]《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198]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
[199]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按：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文本)作7月28日离宁。
[20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58页。
[201]《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02]《民权报》1913年8月21日。
[203]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4]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5]《第二军炮兵处阵中日记(关于炮兵长受授命令及报告事项)》，《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
[206]《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207]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2页。
[208]《张勋报告占领南京电》，《时报》1913年9月5日。
[209]何葆麟：《悔庵自订年谱》(稿本)，天津图书馆藏。
[210]《时报》1913年9月9日。
[211]《赣宁之役史料辑录》，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212]《赣宁之役史料辑录》，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第506页。
[213]《赣宁之役史料辑录》，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第506页。
[214]《刘冠雄报告海军攻守情形电》(1913年9月2日)，《政府公报》1913年9月10日。参见孙宅巍：《试论二次革命中的南京保卫战》，《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66页。
[215]《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
[216]《民立报》1913年7月21日。
[217]《袁世凯平叛通令》，《政府公报》1913年7月22日。
[218]《民权报》1913年9月7日。
[219]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0页。
[220]《时报》1913年7月23日。
[221]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35页。
[222]《袁总统之军事秘密》，《民国新闻》1912年8月19日。
[223]《陆军行政纪要》，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224]《征兵事务条例》，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191页。
[225]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
[226]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227]此表据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07～415页所载陆军部档案编制。
[228]据张敬尧：《赣征纪略》战斗详报统计，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403页。
[229]大总统府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230]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18页。
[231]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20页。
[232]统率办事处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22页。
[233]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19页。
[234]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24页。
[235]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页。
[236]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页。
[237]见李海军：《略谈民初国债问题》，《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
[238]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31页。
[239]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第329页。
[240]据农商部参事厅编纂：《农商法规》统计，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1页。
[24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49页。
[242]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43]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128页。
[244]见刘海军：《略谈民初国债问题》，《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
[245]见刘海军：《略谈民初国债问题》，《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
[246]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4～435页。
[247]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3页。
[248]乔·厄·莫理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249]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2页。
[250]见宓汝成：《中国铁路百年史略》，《文稿与资料》1983年第3期。
[251]《沙俄攫取蒙古——俄国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52]参阅《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53]《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致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2年5月16日)，引自《1912-1915年中俄呼伦贝尔交涉史料选译(上)》，《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254]《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致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4年1月28日)，引自《1912-1915年中俄呼伦贝尔交涉史料选译(上)》，《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255]《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致海拉尔副领事吴萨谛公函》(1914年1月7日)，引自《1912-1915年中俄呼伦贝尔交涉史料选译(上)》，《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256]《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电》(1914年1月24日)，引自《1912-1915年中俄呼伦贝尔交涉史料选译(上)》，《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25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4～125页。
[25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二项议程，条约和协定；传统和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1年3月。
[259]许家庆：《日本对于英德关系与中国处分》，《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
[260]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81页。
[261]予觉氏：《满洲忧患史》第六篇第一章，天津益世报馆1929年版，第106页。
[262]《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页。
[263]C犺犻狀犪T狉犲犪狋犻犲狊犪狀犱A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狊，Ⅱ，P.1025，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11页。
[264]见孙毓棠：《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阴谋与所谓“海军借款”》，《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265]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页。
[266]杨幼炯：《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5页。
[267]《潘恰如自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1页。
[268]黎元洪：《致参众两院请速编宪法选举总统》，见易国干编：《黎副总统书牍汇编》第四卷，上海广益书局1916年版。
[269]黎元洪：《致两院议员请速行选举盛典》，见易国干编：《黎副总统书牍汇编》第四卷。
[27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68页。
[27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2页。
[27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6页。
[273]《字林西报》1913年10月11日，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5页。
[274]参见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54页。
[27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69～73页。
[27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9页。
[27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75页。
[278]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18～319页。
[279]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19～320页。
[28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95页。
[281]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15～16页。
[28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109页。
[28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2页。
[284]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44～345页。
[285]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3页。
[286]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43～44页。
[287]《庸言》第2卷第4号。
[288]汪馥炎：《中华民国约法摘疑》，《中华杂志》第1卷第6号。
[289]《政府公报》1914年11月12日。
[290]《政府公报》1914年7月1日。
[291]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4页。
[292]《辛亥革命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介绍部分张謇未刊函电》，见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293]《爱国白话报》1914年5月6日。
[294]王健：《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
[295]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7页。
[296]王建中：《洪宪惨史》序，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年印。
[297]王建中：《洪宪惨史》序。
[298]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9]《东方杂志》第9卷，中国大事记。
[300]陶直夫：《中国地租的本质》，见冯和法编：《中国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266页。
[301]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
[30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陆军部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303]《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中国大事记。
[304]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
[305]伪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4、70～71页。
[306]《重修信阳县志》卷十《食货杂税》，1936年版。
[307]《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
[308]《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中国大事记。
[309]《政府公报》1912年10月27日。
[310]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11]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78页。
[312]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13]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14]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15]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此布告之下署“白狼”二字，未盖印。
[316]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80～181页。
[317]参见《枣阳县志》卷二○《武备志》附《民国兵事纪略》，《重修信阳县志》卷一八《兵事》，天津《大公报》1913年5月1日、6月30日。
[318]《白狼之真相》(一)，《庸言》第2卷第4号。
[319]《枣阳县志》卷二○《武备志》附《民国兵事记略》。
[320]《重修信阳县志》卷一八《兵事·民国兵事》。
[32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22]《英山县志》卷五《兵防志》，1920年刊行。
[323]《政府公报》1912年12月18日。
[324]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25]《白狼之真相》(一)，《庸言》第2卷第4号。
[326]《东方杂志》第10卷第10号，中国大事记。
[327]《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中国大事记。
[328]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29]冯玉祥：《我的生活》第十七章《剿白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30]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3页。
[331]《随县匪乱详情》，天津《大公报》1913年5月14日。
[332]《枣阳县志》卷二○《武备志》附《国民兵事纪略》。
[333]《白狼之真相》(一)，《庸言》第2卷第4号。
[334]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35]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36]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
[337]《白狼之真相》(一)，《庸言》第2卷第4号。
[338]《统率办事处复段芝贵电》(1914年7月10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339]参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页。
[340]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58页。
[341]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第57页。
[342]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1页。
[343]马士、宓享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版，第531页。
[344]洪宪帝制失败后，徐世昌谈及此事时也不得不承认：“项城以约法会议改造新约法，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着着皆为帝制预谋之阶梯。”见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345]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144页。
[346]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1947年印，第2页。
[347]《大中华民报》1912年7月14日。
[348]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7、18页。
[349]李佳白：《孔教窥见之一斑》，见《孔教外论》。
[350]见《孔教外论》。
[351]《周礼·王官》。
[352]鲁迅：《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页。
[353]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354]陆军部档，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355]根据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36～46页所载陆军部统计表改制。
[356]《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正月四日)其三，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7～498页。
[357]《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二月十日)其一，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8页。
[358]浮田和民：《支那之将来》，《东方杂志》第9卷第9号。
[359]拉铁摩尔：《亚洲之分裂》，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7页。
[360]《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2～83页。
[361]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9月，北京法轮印书局1915年版。
[362]《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363]《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
[364]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47页。
[365]《东京朝日新闻》1914年8月16日，引自郎维成：《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
[366]C犺犻狀犪T狉犲犪狋犻犲狊犪狀犱A犵狉犲犲犿犲狀狋狊，II，P.1167，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50页。
[367]《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368]白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日德之役与外论》，《人文月刊》第7卷第2期。
[369]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77页。
[370]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78页。
[37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原书房1972年版，第306页。
[372]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原书房1972年版，第356～357页。
[37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371～376页。
[374]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56页。
[375]北冈伸一：《日本陆军的大陆政策(1906-1918)》，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67～168页。
[37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604号文件。
[377]以上见《日本黑龙会对支那问题解决意见书》(油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378]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交的“二十一条件”汉文本原件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北二○二四号原档甲”，此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第219～22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编印。
[379]原件自右向左竖行书写，故其下内容在左侧。下同。
[380]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6页。
[38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123页。
[382]《外交部致陆宗舆密电》，1915年1月20日，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8页。
[383]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465页。
[384]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0页。
[385]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781页。
[386]史俊民：《中日关系史》，北京同文印书局版，第126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332页。
[387]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334页。
[388]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389]张民生：《近代外交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236页。
[390]F狅狉犲犻犵狀R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U狀犻狋犲犱狊狋犪狋犲狊，1915，p.147，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331页。
[391]《总理为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复北京学生书》，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六辑，台湾1978年版，第51页。
[392]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488～489页。
[393]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第487页。
[394]见1915年4月4日汉口镇守使杜锡钧函徐又铮、5月13录事田森玉上徐又铮的报告(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395]《段芝贵致王士珍函》(1915年5月17日)，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6页。
[396]黄远庸：《新闻日记》1915年4月9日，《远生遗著》卷四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397]毕公天：《辱国春秋》，上海辱国春秋社1915年印，第180～181页；阿英：《近代外祸史》，上海潮锋出版社1947年版。
[398]吴玉雨：《纤悉无遗》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条(稿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39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147页。
[400]《筹安会成立宣言》，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8月23日，北京法轮印书局1915年版。
[401]《筹安会启示》，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8月23日。
[402]《东方杂志》第12卷第10号。
[40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4页。
[404]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50页。
[405]《筹安会议决君主制通电》，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1915年8月14日，北京法轮印书局1915年版。
[406]阿英：《袁世凯的反革命文艺宣传》，《光明日报》1962年4月26日。
[407]《吉林孟将军电》，见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一册“函电”，北京法轮印书局1915年版，第34页。
[408]十四省将军是：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宧、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40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55～256页。
[410]《全国请愿联合会呈文》，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80页。
[411]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一册，北京法轮印书局1915年版。
[41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57页。
[413]《朱启钤等致各省请于推戴书中照四十五字并嘱秘密电》，见《民意征实录》，云南政报发行所1916年版，第3页。
[41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9页。
[415]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09页。
[416]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10页。
[417]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403～404页。
[418]《惩办罪魁之协议结果》，《申报》1916年7月13日，见《人文月刊》第5卷第6期。
[419]梁启超：《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盾鼻集》卷二《论文第四》，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420]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28页。
[421]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29～533页。
[42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页。
[42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6～247页。
[42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83页。
[42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73页。
[426]《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0日。
[427]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引自陈长河：《关于袁记“大典筹备处”成立时间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428]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2)，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2页。
[429]大同学会：《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卷三，上海新光书店1929年版，第96～97页。
[430]大同学会：《中华民国革命建国史》卷三，第96～97页。
[431]黄毅：《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版，第138～139页。
[432]周志俊：《袁世凯帝制活动与粤皖系之争》，《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43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62页。
[43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159页。
[435]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盾鼻集》卷二《论文第四》，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436]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盾鼻集》卷二《函牍第二》。
[437]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438]参见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印本；白之瀚：《云南护国军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
[439]参见李文汉：《蔡邵阳年谱》，嵩明县教育科石印本；《赵国勋致桿臣函》，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7期。
[44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302页。
[441]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页。
[4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443]庚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版，第90页。
[444]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74页。
[445]中华新报馆：《护国军纪事》，1916年版，第71页。
[446]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56年版，第303～312页。
[447]中华新报馆：《护国军纪事》，1916年版，第71页。
[448]《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449]《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30日。
[4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电稿。
[4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电稿。
[4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电稿。
[453]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4页。
[454]李有明：《护国战争在川始末》，《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455]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931页。
[456]《云南倡义纪闻》，《中华新报》1916年1月29日。
[457]《王汝勤致统率办事处等电》(1916年3月20日)，引自李希泌等：《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近代史研究》第2期。
[458]《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459]中华新报馆：《护国军纪事》，1916年版，第117页。
[460]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1946年铅印本，第297页。
[46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8～249页。
[462]引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9页。
[463]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见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46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91～292页。
[465]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8页。
[466]《支那关系条约集》第734页，东京外交时报社本，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9页。
[467]《支那关系条约集》第735页，东京外交时报社本，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2～14页。
[468]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20页。
[469]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20页。
[470]由云龙：《护国史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471]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5页。
[472]驻日使馆档案，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7页。
[473]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第59页。
[474]梁启超：《从军日记》，《饮冰室文集》卷五六。
[475]《新青年》第1卷，第4、5号。
[476]《政府公报》命令，1916年2月24日。
[477]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78～79页。
[478]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582页。
[47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339～341页。
[480]黄毅：《袁氏盗国记》下篇，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版，第31～32页。
[48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14页。
[482]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三，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80～83页。
[483]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2页。
[484]马场明男：《支那政治经济年表》，庆应书房版，第144页。
[485]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
[486]《生活日报》1914年5月1日。
[487]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488]据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第434～437页“历年陆军费岁出预算表”改制。
[489]见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490]北京政府外交部编译处译件(未刊稿)，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491]《涿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重修)第一编第二卷《正纪》。
[492]刘世霖：《一九一六年冀中山北社的抗捐活动》，见《大公报》1952年7月3日。
[493]《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494]《李大钊文集》，第157页。
[495]《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496]《李大钊文集》，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