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奉张支持梁士诒组阁
靳云鹏下台后，徐世昌物色的对象是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而这一选择对交通系来说也正中下怀，他们极力怂恿张作霖推倒靳内阁的目的，除了报仇雪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拥其首领梁士诒取靳位而代之。梁与徐世昌早有过从，当年交通系和安福系把徐世昌捧上大总统宝座，梁即为出力者之一。欧战结束后，美、英帝国主义为遏制日本支持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在中国政局问题上高唱“和平”论调，徐世昌为乘机使自己的总统地位得到南方的承认，也极力倡言南北妥协，梁士诒与徐持同一论调。徐世昌看到此时梁士诒稳踞旧交通系魁首的地位，又有帝国主义支持的背景，是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较靳云鹏任内阁总理期间事事与徐相左，且财政困境更甚于以往，以至对其大总统地位形成威胁，不如以梁代靳。在靳阁倒台前，徐世昌就曾屡次征求梁士诒出山的意见，但正在香港坐观时局发展的梁看到当时条件还未成熟，特别是掌握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还没有明确表态，所以不愿贸然出山，便借口“北方则两大军阀对峙，中部则长江各督不一致，西南又另立总统，此时出而问政，殊非易易也”[86]，表示婉谢。待到1921年秋冬之间，在华盛顿会议及财政困难等原因引起的政潮冲击下，北京政局几难维持，徐世昌趁机联络直曹、奉张及各方军阀，怂恿易阁，加之叶恭绰的暗中活动，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后，梁士诒见时机成熟，方于11月10日离港北上。
对于北京发生的政潮和奉张的动态，在洛阳的吴佩孚早已悉心观察，特别是他得知梁士诒北归的消息后，便已窥到梁欲入阁的用心，于是立即联络各方，企图阻止梁与奉张的结合。他先密电卢永祥，声言“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结，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慄。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又电曹锟，声称“燕孙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87]等语。但事态发展之迅速未及曹吴所料，靳云鹏竟不及旬日即被免官。此时外间关于交通系组阁之说极盛，并传闻张作霖已“确保叶恭绰回交通总长任”[88]等等。尚未离任的交通总长张志潭是旧日靳云鹏的亲信，也是接近直系的政客，颜代总理后，张于次日晚赶赴保定，向曹锟陈述京中一切[89]。曹锟开始坐观时局的发展，对吴佩孚的电报未予重视，此时则终于按捺不住了，在徐世昌和张作霖的再三邀请下，由保入京，企图左右时局的发展。
其时，奉张与徐世昌等所策划由梁士诒组阁的大局已定，曹锟前来已无法扭转局面，只得认可。于是，1921年12月24日，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鼎力推荐，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
梁士诒(1869～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早年就学于佛山书院。21岁中举人，1894年26岁时中进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后经同乡唐绍仪介绍与袁世凯相识，从而结纳北洋，并逐步成为重要官僚。1905年任督办铁路总文案。1907年起任邮传部京汉、沪宁等五路提调处提调兼交通银行帮理、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11月在袁世凯内阁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参与袁胁迫清帝退位的活动。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交通银行总经理，1913年5月署理财政部次长兼代部务，1914年改任税务处督办。为旧交通系的首领。后积极参加拥袁称帝活动，袁逝后，于1916年7月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遭北京政府通缉而避走香港。1918年初，在皖系军阀的活动下被特赦回京，并于6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8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1921年12月，由张作霖的鼎力推荐，继靳云鹏之后出任阁揆。
梁内阁成员如下：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内务总长 高凌霨
财政总长 张弧
陆军总长 鲍贵卿
海军总长 李鼎新
司法总长 王宠惠
教育总长 范源濂(12月25日免。黄炎培任，未就。由齐耀珊兼署)
农商总长 齐耀珊
交通总长 叶恭绰
这届内阁是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推荐下组成的，所以奉系入阁的有鲍贵卿、齐耀珊，而且历来长陆军者均为北洋正统派，这次鲍贵卿以奉系加入，可谓创格之举。直系入阁的有高凌霨、张弧，而张严格说来属于准交通系。交通系入阁者，为其主干叶恭绰。内阁的重心在张和叶，尤以叶为主。显而易见，新旧交通系的卷土重来，使本届内阁的财政大权握在亲日派手中，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交通系与奉张结合起来了。
应当说，入民国后，梁士诒在北京政坛上是煊赫一时的人物，不仅深得袁世凯之倚重，握有全国铁路之实权，有“五路财神”或“梁财神”之称，又多年经手对外借款，其个人亦拥资甚多，况且他在理财方面也确有一套本事，虽自1916年因洪宪祸首受到通缉而退居幕后，但他在外交、财政、交通上仍有相当大的潜势力，既与日本帝国主义暗结，又掌握了交通、盐业等银行，并和南北军阀、官僚都有密切关系。而对梁士诒的组阁，北方各省军阀先后附和致电祝贺，唯独吴佩孚无任何反映。南方政府则发表了大理院通缉徐世昌、梁士诒的电令，称：“查徐世昌与梁士诒均属从前袁世凯叛国称帝之谋臣，兹复沆瀣一气，公相号召，叛乱民国，罪证确凿，自应严拿治罪，以彰国法。”[90]这对踌躇满志的新总理无异当头一棒。
梁士诒此次出任阁揆，曾自诩抱定三大宗旨：“一、树立外交政策。二、活动金融经济。三、消弭内战。”[91]那么，他上台伊始又做了哪些事呢？
首先是调整人员，安插亲信。1921年12月31日，国务院秘书厅秉承梁的旨意裁去空缺佥、主事上任事及办事员180余人，次日即复调用40余人，加之以前已调的人员计达130余人。与此同时，交通系直接掌握的要害部门，如财政部等又以“大裁冗员”为名安插亲信。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曾载文揭露说：“梁士诒登台之所谓裁员者，不过为调剂私人手段耳。”[92]尤其不得人心的是，梁士诒为拉拢新交通系竟然起用在“五四”时期早已名誉扫地的曹汝霖、陆宗舆，一个作了“实业专使”，一个作了“北京市政督办”，甚至还要让复辟狂人张勋出任长江巡阅使，让王占元或张怀芝取代田中玉为山东督军，让许兰洲取代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这些举措和迹象可以看出梁士诒不仅为皖系泄愤，替奉张扩张势力，也是想控制苏、皖、赣三省，包围直、鲁、豫，分裂直系，束缚曹吴。但是，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梁士诒的打算并没有完全获得成功，比如卖国贼曹汝霖只得以“老父病重”[93]为由，不敢上台。
其次是大赦安福战犯。梁士诒这位当年被通缉的帝制祸首对直皖战后被通缉并已“褫夺官勋，免职讯办”的安福系人深怀同情。1922年元旦伊始，便串通徐世昌上演一出双簧剧。先由参谋总长张怀芝呈报大总统，称被查办各员“多自北洋小站练兵出身，或劳勤卓著，或治军有声，民国肇造，均能戮力辅翼，勋绩灿然，功在国家，未可湮没”，而且“年余以来，该员等闭门愧悔，思盖前愆”，故而应“念其勤劳”，“宽其既往”，并以“或以误会而盲从，或以嫌疑而牵涉”的轻描淡写将这些安福党人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助纣为虐的罪行予以开脱[94]。徐世昌接呈报后立即批复“免于通缉讯办”，并交参、陆两部及直鲁豫巡阅使曹锟“随时察看”[95]。徐的一纸命令，使前辅威上将军段芝贵、前谦威将军张树元、前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前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前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刘询、前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等人释然如故。梁士诒为了表示对首犯段芝贵的关切，特于1月5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知下属各部，将“查封段芝贵房产器具按照所载数目点交该员，所占房屋一律腾让”[96]。其实北洋政府历次通缉祸首都不过是通而不缉的官样文章，不久即可被赦免并能重返政治舞台，梁士诒故技重演，不过是取悦于亲日派，获得对其出任阁揆的支持罢了。
第三是继续举债。北洋政府的历届内阁总理的任期长短主要看能否得到各派系军阀的支持，而各派系军阀支持的交换条件在于其筹款的能力如何。靳云鹏在一片闹穷的风潮中颓然下野，而被称为“财神”的梁士诒对财政窘况的解决办法无非是制定更为庞大的借贷计划。1921年北京政府的财政是在“度支奇绌”的情况下向国内外借贷才勉强渡过。新阁上任后面临的处境仍是一片索薪要饷声，教育部已罢工月余仍未领到欠薪[97]，甚至北京公立小学因经费无着而一律停课[98]。新上任的交通总长叶恭绰更是叫苦不迭，称：“铁路经济困难万状，几呈破产之现象”，“本部仅恃各银行借贷勉力支持，至今日已属计穷罗掘”[99]。转瞬时届旧历年关，政府必需的款项总数计在1200万元以上，按社会习惯，诸事必在年底如期归结，财政总长张弧无奈，只得四处求借，一方面欲以全国印花税等为抵押品向银行团进行借款交涉；一方面派人向金城、盐业、北京、商业等银行、银号协商借款，并预定数目为300万元[100]。不意北京银行公会因北京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银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而召集与盐余有债财关系的各银行、银号，组织一“盐余借款联合团”，议决：“自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三日起，凡在本议决案签字之各银行号，不再承受政府指盐余作抵之借款，并请求政府呈请大总统，宣布不得再以盐余向中外各银行号及无论何处抵借款项，或充作担保，一面由本团体与财政部妥筹每月将应拨盐余按数摊拨，并声明此后不再以盐余另指用途。”[101]签名于此项议决案者，有交通、中国、盐业、金城、新华、中国实业、边业、劝业、懋业等三十一家银行，这实际上就阻断了梁士诒向国内举债的出路。当时对梁阁的威胁不仅是内外债务的信用扫地，更急迫的是由于财政支绌，致使日常政务都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梁士诒便有了继续求借外债的借口。
梁内阁任上最大的财政举措即是“九六公债”的发生。当时财政部呈报大总统称：“近年来政府以盐余作抵，向国内外各银行订借短期借款，为数甚巨，至民国十一年初，其尚未偿还者，计达一万零四百万元。仅利息一项，每月须付一百七十八万元，盐余收入，每月平均有四百万元，除去整理公债及一四库券等基金外，所余者不过一百余万元，而军政各费，又尚需赖此以为挹注，故各项短期借款之本息，遂无着落。遂于是日(19日)呈准大总统妥筹清理办法，由盐余有关系各银行号会同组织盐余借款联合团，与政府磋商发行债券办法。”[102]此项总额为9600万元的“偿还内外短期债八厘债券”[103]于1月26日与银行团签字，内容概括为：(1)利率周年八厘；(2)每年分两次付息；(3)每年还本两次，用抽签办法，分六年还清；(4)由盐余项下偿还本息，俟关税实行值百抽五之日起，改由所增关余项下拨充，不足，仍以盐余补充；(5)每五百元实收九十元。[104]“九六公债”表面上称为偿还内外短期公债，但其中百分之四十系日本债务，而且“条件及利率均极优厚”，除此之外，其余部分之担保并不能给予切实保证，致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持券人和存心投机分子，后来均同陷于悲惨境界”[105]。这就是梁士诒三大宗旨中的所谓“活动金融经济”的主要内容。从中亦可以看出梁士诒的亲日态度，尤其是当时华盛顿会议正在讨论山东问题，梁不能顺从民意自行筹款收回胶济铁路，竟允许日本要求借日款赎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显然会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