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吴佩孚力倒梁阁
直皖战后，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因而也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关注，不时对吴大加吹捧，其实这种关系正如孙中山所分析的：吴佩孚在“推倒了段祺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察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114]。吴佩孚自恃倒皖的军功显赫，又有英美帝国主义的吹捧，对于张作霖对他的蔑视态度一直耿耿于怀，此时见梁上台后一味袒奉，并对直系的扩张时时加以扼制更加不满，便伺机予以报复。
奉张深知吴佩孚在洛阳整军经武的野心，便把吴视为最危险的对手，时刻加以戒备。直奉间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奉系在不断扩大自己营垒的同时，更加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21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再次确定了“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的方针[115]，而后日本驻京公使馆武官及驻奉天的总领事都力持支持张作霖的态度，希望他能掌握北京政权，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人物。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张作霖才敢于抛开直系，鼎力支持梁士诒组阁，且在梁受到直系吴佩孚的攻击之时，以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向梁做出“一切问题自有本帅作主”[116]的保证。
梁士诒上台时，华盛顿会议已开始月余，中日鲁案交涉正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为继续控制胶济铁路，乘中国财政困难之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然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提出以偿还贷款来收回胶济铁路的办法。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对胶济铁路赎回自办之议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和积极的支持，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以筹款赎路为号召的爱国运动。恰在此时，由国外传来梁士诒面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以“借日款赎路”的消息。这在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的同时，也给吴佩孚造成了推倒梁阁的一个极好的时机。
实际上，吴佩孚对梁士诒的一举一动早就开始注意，梁由香港北上之时，吴即电请各方主张防止梁士诒组阁，及至后来徐世昌明令梁组阁已成事实，吴即在梁上台伊始对他大肆攻击。梁士诒以长于外交、财政自负，于是吴佩孚便专以外交问题攻击他，以财政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是由于梁内阁为奉系支持并以日本为其后台，和直系自然有距离。吴抓住当时华盛顿会议正在讨论山东问题的时机，针对梁士诒为取得日本财政的支持，令中国代表对日本表示退让，允许日使借款赎路的要求而大作文章。随后，又以“电报战”的形式，向梁士诒发起猛烈攻击。
关于梁与日使洽谈借款事，当时报章已有揭露，且事后公牍私札均可证实[117]。这一丑行被吴佩孚抓住后，不待华盛顿会议闭幕，即在梁士诒上台刚满旬日的1月5日便发出“歌”电，公开肆骂。电称：“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自‘鲁案’(按，指山东铁路等与山东问题相关的中日间交涉)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我人民呼吁匡救，幸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会开幕数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果能由是赎回铁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者经年累月人民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号召“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为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118]。电报发出后，梁士诒作贼心虚，于7日发出一通颠倒日期的“微”电(即5日电)为自己表白，内称：“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表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此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119]7日又发另一通电，申辩并无直接与日议谈判一事，说是因吴佩孚“睽隔传闻”，才发生误会，并发表对外宣言，声明：“关于山东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致各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同时又向列强表白：“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120]
不料，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反而授人以柄。8日，吴佩孚再发“庚”电，揭露梁士诒怕遭到全国的声讨，才于虞日(7日)发出倒填日期的“微”电(5日)，目的是“故作未接‘歌’电(5日)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而其结果“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121]。在吴佩孚发电之后，紧接着，直系军阀中的地方督军陈光远、齐燮元、萧耀南、刘镇华等先后通电，声援吴佩孚，反对梁内阁。吴氏在得到直系干将的响应后，气势更强，他反梁、斥日的通电，隔三五日即披诸报端，且一发而不可收。先是每日一通，连发三电，形成攻梁的第一个高潮。“蒸”电(10日)指责梁士诒外以借款卖国，内而起用曹陆，其中称“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一语，显然是对尚未表态的奉系张作霖的警告。“真”电(11日)则以帝制祸首之前嫌攻梁，内称：“职权既居百僚之首，才略必冠群伦之右，自问无以过人，畴则请君入瓮。在天下本未尝有斯人之不出之叹，在公又何必自负舍我其谁之感。洹上之土未干，五路之案犹在，于人何尤，躬自悼矣。”并明确表示了欲驱梁下台的态度：“各省疆吏及各界团体既皆请公为去位之表示，公亦不肯拂逆疆吏与民意，而恋栈贻羞。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122]“文”(12日)电更历数梁士诒上台后种种劣迹，最后以煽动的口吻呼吁：“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123]吴佩孚的讨梁电报发出后，立即得到直系军阀的响应，其中以萧耀南的电报为代表，称吴佩孚的歌电“词严义正，遐迩同钦”，“原非对于梁氏之个人有意攻击，实以大局攸关，国本所系，其言为国民所欲言，亦国民所不敢言者，乃不得不代表而言之也”；并请大总统徐世昌“罢斥违反民意之梁氏，另简贤能，组织内阁，以维民心，而挽国运”[124]。
吴佩孚及其直系军人的电报连篇累牍，使梁士诒难以招架。梁为拉拢吴佩孚，又想出以金钱收买的办法。梁在上台前为得到直系的支持，并平衡直奉间的关系，曾作出过为直系筹划军饷300万元的许诺[125]，然在上台后便翻弃前议，不肯交足，此时在吴佩孚的连连攻诘下，立即凑得现款50万元，由财政部急电吴，请即派人领取[126]。这种做法未免过于露骨，因此上海《民国日报》当日以“两日五十万”为题发表评论说：“吴佩孚两个电报，吓得梁阁赶紧凑集五十万，请吴快领走，在梁阁以为治病治心，只有这一帖药可救狂病。”[127]然而，区区50万元之数早不在吴佩孚的眼中，此计未得其售。无奈之下，12日梁士诒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对吴佩孚的攻击作了较全面的申辩。为混淆视听，他把吴佩孚等人的攻击故意轻描淡写地称为“流言”、“误会”，并表示对筹款赎路要“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128]。但这样的申辩显得苍白无力，自解私囊也扭转不了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而吴佩孚深知民心可用之一着，所以在电报中以爱国军人为民请命的面目出现，使他一时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在与梁士诒的第一次交锋中占据了优势。
在奉天的张作霖开始坐观形势的发展，他对吴佩孚的攻梁意图十分明了，当梁士诒已面临困难之处境而在事实面前又难以辩解的情况下，只得出面进行调停。张作霖首先致电徐世昌，要求其“下令宣布梁士诒组阁经过，及外交现状，免军人造谣”[129]。随后，吴佩孚的通电又连连传来，特别是庚电中所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130]，并宣称“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131]，这显然是影射梁之后台奉系张作霖，使张不得不亲自出面，以应吴佩孚的挑战。张作霖致电总统，首先表白自己促成梁阁出于“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力赞襄”；继而又为梁士诒进行辩护，称“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情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国事何望，应请钧座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132]，态度虽然平缓，但立场显而易见。
由于张作霖的出面应战，促使吴佩孚把攻梁倒阁的活动推向第二个高潮。15日，吴佩孚发表“删”电，直言请梁士诒下野，其电对梁极尽讥讽，并引各国通例，称“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因此，“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133]。此电一出，便又有一批直系军政要员起而攻梁。16日，萧耀南、刘承恩通电指摘梁氏“此次登台，实抱一假公济私维持其大本营交行而来。内债不行，则仰给外债，欧美不及，则先借日本。其抱负不凡之理财政策，质言之，则利归一系，害及全国”。赵倜、张凤台通电要求梁氏去职，并表白：“倜等与梁氏虽有一日相知，绝无恩怨可溯，只以就事论事，固有一言决之曰，舍梁氏引咎辞职外，别无第二法门也。”[134]另外，更有领衔为援鄂前敌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等21人联名通电，指斥梁士诒起用曹、陆，允借日款赎路等罪行，称：“存亡之机，间不容发，福来等分属军人，为国除贼，乃其天职，前方将士，义愤填膺，讴《无衣》之诗，枕戈待命，惟义是从。”[135]大有兴师讨伐之势。
吴佩孚的攻梁确实是在有计划和有武力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掀起倒阁活动之前，便调动在鄂直军，以备战事之虞。“歌”电发出后，吴具体制定了倒梁计划，约为六项：(1)致电华府，所有外交事件，一律悉由公决，梁氏训令，一概无效；(2)梁氏未去以前，所有事件，一律悉由公决，梁氏训令，一概无效；(3)所有国内新任官员，非经各省区督军省长承认，不能发生效力；(4)各省应解北京之款，应即停止，以充各省军费，至改组内阁时为止；(5)在梁氏未去之前，各省军队仍需配备齐全，以防不虞；(6)此条件至梁阁下野时销废。[136]以上计划除第二项由萧耀南通知驻武汉各领事外，并将(3)、(5)两项通知各军政机关。同时，吴佩孚为提防奉系的干涉，还直接在所驻防区域内调兵遣将。他先密电直省之岳州(阳)防务军总指挥张福来迅速返岳，“将前敌各军竭力整顿，听命待发”；又令第二师师长孙传芳，“将鄂西各部队整理齐全”[137]。并于15日下临时特别戒严令，在“武汉方面严力防范，以杜奸宄”，武昌、汉口、汉阳及长江方面责令专人负责，“所有夜间要隘，均需满布步哨，至十二时以后，非有特别口号，不得通过”[138]。同日，又以“洛阳防务空虚”为名，电令鄂督署，“令其转令步兵第十二团及骑兵第三团，迅速返洛”[139]，同时又有驻岳阳之第四师及第二十四师之第四十七旅先后受吴令向洛阳开拔[140]。据估计，自歌日通电后，吴佩孚已陆续将自己直接管辖的军队调赴洛阳，北上直军已在二三万人以上[141]。另外，为保证后援，吴佩孚还以两湖巡阅使名义，训令湖北盐务稽核所，截留全部盐税，以充军饷[142]。
在吴佩孚力倒梁内阁的同时，随着华盛顿会议关于鲁案问题的讨论，广大民众怀着誓夺国权的爱国精神，以各种形式筹集资金，强烈反对梁阁借日款赎路的卖国行为。吴佩孚虽然在指斥梁氏的电报中义正词严，但民众早已看清其“慷慨陈词”后面的阴谋，并不被其所利用。1922年1月15日旅沪川湘公民的通电就十分尖锐地指出：“吴佩孚素以责人卖国为钓名之伎俩，然吴氏十年来之军饷，何一非卖国之外债乎？须知吴佩孚前日之讨安福，非为国人讨也；今日反对梁氏外交失败，亦非为祖国存亡反对也。讨安福为个人之发展，反对梁氏为挽回决堤杀人已去之民心。”[143]国是讨论会的通电把吴佩孚的虚伪面目揭露得更加淋漓尽致，通电说：“溯其往事，即知其人。昔在湘南痛骂徐世昌，不称总统而呼先生，并电西南促其北伐，有‘民贼不两立，西南小偏安’之语，而今则恭顺总统竭力拥戴矣。当直皖战后，吴痛骂督军制之不良，誓不争权不为督军，而今则巡阅两湖，尚不肯弃直鲁豫巡阅副使之号矣。当王占元督鄂时，鄂人求自治，吴力赞其事，迨鄂军驱王，吴则率师压境，并决湘江之水淹杀自治人民矣”；痛斥吴佩孚其人的品性是“反复小人，难与共事，一得权利，顿改初衷”；并指出此次阁潮，全系分赃不均，而吴佩孚攻梁则是“利用国民，借题报复”而已，因此警告民众“应察其言行，勿为所惑”，对卖国之梁氏“吾同胞当自决，设法处置，勿供军阀之利用”[144]。17日，全国救国赎路基金会成立。人民群众的爱国立场和实际行动与军阀间的互相攻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吴佩孚既已造成攻势，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一意孤行下去。19日，他联合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由其领衔联名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正式提请将梁士诒免职。这次通电，表面上对徐世昌的态度还算客气，称梁士诒上台是“前阁解组之日，正华会折冲之时，我大总统不追往罪，付以中枢”，而梁却“上负元首知遇之明，下违亿兆期望之切”，请大总统“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或“请解吴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145]，却又以如不俯从“民意”即与梁阁断绝关系相要挟，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吴佩孚还联电驻京的外交使团，声称“凡梁士诒内阁任内所有对外私订条约，概不承认有效”[146]；同日，在答复中美通讯社询问的电报中又表示其倒阁的决心：“梁士诒卖国殃民，国民以保全国家主义为惟一目的，奔走呼号，一致要求惩罚梁氏，予代表人民公意，屡次通电，声讨梁氏罪恶，非至推翻梁氏，予誓无反顾，予之为此，用遵民之所爱之民之所恶之之古训，绝无个人爱憎之见，故予对于政府国家态度，无非尊重民意而已”[147]。吴佩孚内外夹攻的目的，就是要迫梁尽快离职。
徐世昌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倒梁的用心早已窥破，因此曾派亲信徐邦杰、刘凤梧分赴直、奉进行游说，又派王芝祥赴保定对曹锟作转圜工作，以图疏通阁潮，然皆无成效[148]。这时，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北京各界联合会、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四十余团体发布了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149]，梁阁已然威信扫地，更使梁士诒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无法再安于位，于是25日在徐世昌的授意下，托病告假，暂时避往天津。同日，徐世昌再请颜惠庆代阁。31日，梁士诒假满一周，徐世昌派人赴津请其回任，但梁以再续假一周为辞，以观事态的发展。阁揆请人暂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关于政局前途的种种传说与猜测又很多，而处于华盛顿会议紧要关头，内阁命运却飘忽不定，于是使北京政府的内外威信更加降低。
虽然梁士诒已告假离任，但其参与制定的发行偿还内外债八厘债券一案于1922年1月26日公布。财政总长张弧为免各界攻击，特发表发行债券理由书，强调举债为势所必然，声明“此项公债，论其作用，系从整顿财政，以救济金融；论其效用，系由活动金融，以维持财政。倘能积极进行，国事尚有可为。且所有盐余抵款，均为弧履任以前所订借，此发行公债，能否有成，关系弧一人之功罪者小，关系财政、金融之利害者大，故不得不为曲突转薪之谋，务望各界谅解，共济艰难!”[150]然而，梁士诒举借“九六公债”之日正是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妥协之时。26日，外交部训令我国代表签字，并交付全权证书，争持已久的山东问题即以此告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国内民众为挽救外交失败而发起的筹款赎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各地银行公会、各界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团体踊跃筹款，在这种形势下，甚至一些军阀为表白爱国也纷纷捐募[151]。民心所向，显而易见。这样，吴佩孚又借此为题掀起倒梁的第三次高潮。
奉张捧梁士诒组阁的目的是使之为其服务，但梁上台伊始便屡遭攻击，以致假满后经徐世昌几次催促仍不敢回任。直吴其势汹汹，用心显然不在梁阁而在奉张，如其计得逞，继任者必以直系意旨为是，这对奉张是最大威胁。于是，张作霖于30日发表通电，名为致徐世昌，实则替梁士诒辩解，对吴佩孚攻梁借款赎路一事极表不满，内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加以严谴，梁阁尚有何辞；倘事为子虚，或滋误会，则锻练周纳，以入人罪，不特为有伤钧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况国务之有总理，为全国政令所从出，事繁责重，胜任为难，钧座特简贤能，当如何郑重枚卜，若进退之间，同于传舍，使海内人民视堂堂揆席，一若无足重轻，则国事前途，何堪设想。”最后以强硬态度表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也为吾民请命也。”[152]这是吴佩孚倒梁以来张作霖的第一次公开表态。2月1日，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通电为梁辩解，甚至提出设有梁阁欲借日款赎路的卖国行为，“不惟梁总理个人应负责，即全体阁员亦应公同负责”，要求徐世昌“将总理梁士诒经过鲁案赎路情形迅饬查明，详为宣布”[153]。其口吻与奉张如出一辙。卢永祥原为皖系势力，直皖战后据浙一省，为控制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所压制，此时奉张正谋与卢及南方政府联合以制直，使卢逐渐接近奉张，卢永祥在这时作如此表示，实际就是对奉系的响应。
张作霖的表态使直奉两方已公开对垒，事态的发展愈发严重。颜惠庆忽于2月4日下午请辞代阁，徐世昌在竭力挽留的同时，又派人请梁士诒回京视事，但梁仍一再续假，使徐益加窘急。梁之所以持不走不辞的态度，关键还在于背后有奉张的支持，拥梁一派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即极力为梁士诒开脱，使之尽快复任为己所用。但在吴佩孚攻击之下，早已力不能支的梁士诒只得处于奉直两系的夹缝中间进退两难。
2月6日，华盛顿会议闭幕。1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将关于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择要宣布。为避免直奉两系再起波澜，徐世昌特于25日向全国发出自责通电，认为国内形势是“统一未成，百政牵滞，国势岌岌不可终日，而财用匮竭，尤为眉睫之患”；自诩“于人才进退之际，内维责任所在，外审时势之所宜，但期有利国家，初衷毫无成见，所幸太平洋会议期内，内阁虽屡有更迭，而对外政策始终以图贯彻，并经国民之呼吁，代表之磋商，各友之赞助，以有今日之决议”；并表示“天下大事宜静不利于动，而望治厌乱，尤为人民心理所同，能体全国之民心，则邦本以宁，人才景附……所望我内外文武同僚，平实说理，坚苦任事，务其远大，贯以精心”[154]。这种不痛不痒的说教对于已经剑拔弩张的军阀来说根本不会发生作用，他们也从未把这个傀儡政府看在眼里，尽管徐世昌竭力调停，但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直、奉两军阀仍然各行其事。
奉系在表面上看比较冷静矜持，但其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倒直计划。一方面，奉张的代表多次奔走于皖段与南方政府之间，企图联合三方；另一方面以此奉皖粤的力量推翻不可一世的直系以代之。在“三角同盟”未成熟之前，以徐世昌作为挡箭牌，尽量延宕梁内阁的生命，以待时机的到来。
直系从公开与梁阁对垒之后，态度一直比较激烈，吴佩孚利用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失利的机会大攻梁阁颇能奏效，使梁士诒上台月余便已威信扫地，但欲倒梁阁，一方面要制造更强大的攻势，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梁士诒的后台——奉系头目张作霖的态度。这样，吴佩孚便从两方面入手，企图置梁阁于死地。首先，吴佩孚加强了军事戒备。自吴佩孚以反对“九六公债”为借口掀起第三次攻梁高潮后，吴的军事部署除已调兵遣将外，还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就对付奉系的问题作专门研究[155]。本来曹锟对奉系的态度远比吴佩孚平和，对倒梁之举也并不十分热心。但吴利用电报战有意激怒张作霖，使之作言词激烈的表态后，外国舆论便盛传奉直将以兵戎相见的消息。同时，关于2月初截留湖北盐税以充军饷的举动，使外交团提出抗议[156]，这样促使曹锟对倒梁一事不得不认真对待。曹锟曾召吴佩孚赴保定，力图调和吴与张的关系，其结果就有3月10日吴佩孚的通电声明发表：“(1)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2)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3)共和国家，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4)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5)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157]其实这样的表面文章并不能束缚吴佩孚的倒梁计划。
其次，吴佩孚直接指挥了“盐余借款大参案”事件。财政部在2月9日为发行“九六公债”特作四点声明，解释政府举债的种种情由，意在表白“今者政府取财政公开主义，已将从前所欠各债债权者字号债额及订立合同日期，逐日登载《政府公报》，俾众周知”。同日，又由北京银行公会宣布公债内容及与财政部所订合同[158]，其用意是使二者相互印证，说明借款各项绝无弊端。然而，吴佩孚仍穷追不舍，再抛“杀手锏”，于13日发出通电，指责“九六公债”是“名为减息，实则竭源”，抨击尤力。为此，大总统徐世昌于2月17日下令成立性质为监察机构的“偿还内外短债委员会”，以董康为委员长(一称会长)，任务为审核有关债券各项内容[159]。但使北京政府难堪的是，审查结果揭露出种种黑幕。其中以盐余抵押之内外短债数逾1亿元，与财政部公开所称9600万元之数不符，而且债务纷杂，也与张弧所称“除清理盐余债务外，决不指作别用”[160]等等说法相背，且多有弊端。董遂据以纠参。“九六公债”由财政总长专司其事，这样，在吴佩孚直接策划的倒梁浪潮中，时任财政总长的张弧又成为众矢之的。
董康将所查各情具文提交国务会议，主张呈请颁令严行究办历次营私之各当事者[161]，并提出审查重点。25日，吴佩孚为此通电全国，历数财政总长张弧发行“九六公债”之弊窦，提出将张“立即罢黜，交诸法庭”[162]。3月12日，京师各机关又酝酿筹组“国民财政大会”，派代表赴盐务署调查盐余实际情况[163]，并以国民财政大会名义起诉张弧、潘复、卢学溥等人[164]。如若按董康提出各项审查，并在民众监督下提交法庭，那么历届财政当局的黑幕一定会大白于天下，借发行“九六公债”而受惠的在任官僚的丑恶面目也会暴露无遗。可以说，查账一案直接关系着梁士诒内阁的命运。因此，张弧以辞职表示坚持反对查账案。随后又闻司法部总检察厅即将传讯他到庭审问，3月7日张便逃往天津。
此次经济参案可谓史无前例，而且历届财政当局积弊甚多，与此有牵涉者亦不乏人，因此张弧逃津后，财政部事乱如麻，不可收拾，办事人员见此十有八九不到部，间有到者，也是心中惶惶，缩头藏颈[165]。张弧走后，北京政府即令财政次长钟世铭暂代部务，然钟当即表示只代理几天，并再三声称，在代理期间“不欲有所表见”[166]。这样，财政部只能日捱一日，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
吴佩孚欲倒梁阁而后快，因此对查账案，持坚决支持的态度，他以通电的形式极力鼓动董康“再接再励，务期始终贯彻，以慰海内期望之殷，勿避宵小怨嫌，但问历史之褒贬”[167]。董康在直吴的支持下，对奉张支持的梁内阁坚持强硬态度，又以发现“九六公债”票内有重号300余万元、空白债票300余万元为由，于3月22日特交检查厅审查[168]。接着，北京税务司安格联也称市面发现有伪造三四年公债，于3月26日登报声明[169]。代理部务的钟世铭见形势日逼，难以应付，于当日提出辞呈，然无人愿代，他只好又勉为其难，暂时敷衍下去。在此期间，查账案成为吴佩孚倒梁的有力武器，也成为直奉矛盾的焦点。4月5日，偿还内外短债委员会报告仅审查完竣者，已发现作弊即有四十一案之多[170]，后又向徐世昌作第一次审查情况的报告，揭露举借“九六公债”中的五大弊端[171]。所指诸弊端均属要害问题，作为内阁总理并谙熟财政金融的梁士诒和亲自经手此事的财政总长张弧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纵有张作霖在背后鼎力支持，也难于挽救梁士诒内阁摇摇欲坠的命运。
此时大总统徐世昌面临这样的困境：梁士诒四次续假，不辞不走；颜惠庆屡上辞呈，不肯再代；阁员东拼西凑，十个总长中有两个(教育、司法)不肯到任，由他人暂代。难怪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说：“此种体无完肤之内阁，历史上之怪现象，亦世界上之怪现象也。”[172]徐世昌曾企图疏通直奉双方，但双方表面上都以堂皇的言辞敷衍搪塞。随着阁潮的起落，直奉关系日益紧张的传说越来越多，尽管直奉都声明决无战意，但徐世昌惟恐直奉发生战争将殃及他的大总统宝座，所以也在积极准备改组内阁。他曾请王士珍出山，也拟请鲍贵卿组阁，但都未能如愿。从形势发展看，去梁会激惹奉张，保梁更难成功，徐在面临此种形势下，还是自保为佳，便以去梁平息直吴的不满，以任用同属交通系的周自齐代梁讨取奉张的欢心。这样，4月8日，周自齐便被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梁士诒终于在直系的反对声中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