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系迫黎去职
直系津保派推倒张绍曾内阁的目的，在于驱黎迎曹，尽快地把曹锟捧上大总统宝座。而具体步骤大体是：“由其驻在天津之家奴曹锐、王承斌、边守靖、张英华、潘复等，暨在北京之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张志潭、刘梦庚、袁乃宽等，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密谋进行之策，以驱逐黎总统为促进大选之著手办法，计划已定，乃借口府院权限及军队索饷等事，由冯玉祥、王怀庆等首先发难。”[378]现在张阁已倒，而“津保所希望之高(凌霨)阁不能实现”[379]，于是津保派便决心以索饷为名，发动军警迫黎退位。6月7日，京畿一带军警长官如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率所部军警官佐300余人(每人给铜元30枚)，佩刀入新华门，齐集总统府索饷，黎元洪乃允于端午节前两天筹发军饷，时距期尚有十天，于是军警官佐等始行罢休。与此同时，黎元洪及其幕僚为阻止高凌霨出而兼代阁揆，对张绍曾亦不再强留，经过紧张磋商提出由顾维钧组阁。为此，黎于同日发出通电，电云：“本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索薪。下午，刘、金两次长由津回京，据称‘力劝张揆复职，未承允许’。转商议长，特请顾少川组阁，顾有允意。”[380]曹锟及其津保派见黎元洪不为军警索饷所动，又邀请顾维钧组阁，便于8日雇用一批流氓，冒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演台，满揭旗帜集会，到会者约计百余人，声称万余，由筹备人推定一叶姓者为主席，登台发表演说，略谓：“今日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况，推原祸始，当今总统黎元洪实尸其咎。黎氏此次复位，本无法律上之根据，今复播弄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克日退位，以让贤路。大家均属爱国，望同抒卓见，拯此危亡”等语。叶姓演说毕，继有登台演说者数人，均谓“此次政潮当由黎氏负责”[381]。随后，由叶姓等人将事前在天津印好之驱黎电稿朗读一遍，便作鸟兽散。
自袁世凯于民国二年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请选袁氏为大总统以来，每有政变发生，咸有“公民团”点缀其间，袁开其端，段祺瑞承其后，今曹锟又故技重演，北洋军阀玩弄民意之伎俩如是，不过这次曹锟为谋篡总统大位，从过去包围议员而演化为包围总统。不意黎元洪于政潮初起之际，即咨催国会速依法解释任期，选举替人；迨见军警及“公民团”屡次逼宫之种种蛮横无礼行动，意态反觉镇静，并声言：“民国六年，因受督军团及张勋之胁迫，违法解散国会，致海内俶扰，生灵涂炭者垂六载；今次既依法而来，即当依法而去……决无留恋之意，若以法外暴力胁其去位，则为维持国家纪纲法律计，决不再蹈覆辙，以误苍生”[382]。
黎约请组阁的顾维钧，1923年4月接替黄郛任张绍曾内阁之外交总长。张被津保派逼走天津后，高凌霨、吴毓麟曾想让顾暂时出来代理阁揆，然顾未同意。这时，经吴景濂的推荐，黎元洪拟任命他出来组阁，顾起初亦有允意，“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8日，黎元洪为此又发出通电，谓“本日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发布传单，顾少川因各方不肯同力合作，辞谢组阁。张揆署名空白命令，向国务院秘书厅查询不得。特闻。”
9日早晨，北京城内外警察一律罢岗，声言索饷不得，不能枵腹从公。黎元洪仍不为其所动，然外交团却啧有烦言。于是，当晚7时许，又一律复岗。黎在即日发表的通电中亦称：“本日上午，全城警察罢岗，因未到府。本宅电话被停，领袖公使符礼德来宅讯问，袖出王怀庆、冯玉祥联名致外交团函，称‘系政治作用’，盖有王怀庆图章。元洪恐启其干涉，比答‘不久应当平息’。”[383]
10日，京畿各师旅军官集合三四百人，齐到黎元洪私邸东厂胡同索饷。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并再三劝慰，始允暂时退回。当晚，黎邸内电话即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管亦被堵塞。就在军警去黎邸索饷的同时，“公民团”又在天安门前聚合千余人，召开“国民大会”，各执旗帜，并以两大白旗为先导，上书写“市民请愿团”，齐向东厂胡同黎邸进发，沿途散发痛骂黎元洪的各种传单以及8日在天安门开会时所宣布的通电和请黎退位的呈文等，到东厂胡同请见总统。黎拒而不见。于是，“公民团”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竟日包围不散。时黎元洪派员往召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前来弹压，保护住宅。然聂、薛二人坐视不理，直至深夜这些人才自行离去。第二天，又麇聚如前。黎元洪见军警及“公民团”屡屡逼宫不止，而顾维钧组阁又告搁浅，经与僚属磋商亦无妥洽办法，不得已，徇王怀庆、冯玉祥等人之请，答应与津保派有联系的颜惠庆出面组阁，暂渡难关。
颜惠庆对出任阁揆初有允意，后得悉高凌霨意代揆席，便直告黎，新阁无成立之希望。至此，黎元洪黔驴技穷，一筹莫展，只得于10日急电曹锟、吴佩孚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又致函国会参众两院，而且函电从6月7日派人赴津挽留张绍曾不获说起，将军官索饷、警察罢岗、“公民团”集会与包围私宅和顾、颜组阁难成等种种困难情形，逐日胪列，最后表示：“窃念元洪津门伏处，与世何求？既已依法而来，自应依法而去，接淅可行，成言具在，六十老翁，饱经忧患，身命弗恤，岂恋其他？若专为己计安全，遂致为后来开恶例，海内健者，相率效尤，国纪不存，乱源曷已!京师首区，元首住宅演此怪剧，成何事体？直鲁豫巡阅正副使为畿辅长官，本日已电询办法，一面仍物色阁员，以维现状。”[384]是日晚，又向全国发出通电，将其困境概述无遗。
时至今日，黎元洪欲商请顾、颜组阁的计划均告破产，而军警官佐及“公民团”仍围宅喧嚷不已，亦无人问津，“大好都市，突陷恐惶”[385]，北京政府已处于无政府状态，黎每日困坐东厂胡同私宅形同软禁。一向以暗弱著称的黎元洪，在军警包围、“公民团”喧闹面前，表面上还显得十分强硬，对曹锟及其津保派的倒行逆施屡屡表示要“依法而去”。然而，黎既甘当直系军阀的工具，已失之于前，今又怎么可能强硬于后呢？何况与他相交甚深的田文烈早在他入京复位之前就曾告诫于他：“君甘为军阀傀儡，则可入京；若怀有主张，不必自讨没趣。”[386]如今果然应验，黎已深深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
6月11日、12日，形势更趋恶化，各方越逼越紧，王怀庆、冯玉祥公然联名提出辞职，表示不再负责维持京师秩序。为此，黎元洪于12日再次致电曹、吴，告之“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387]。此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曹、吴默然无一字回复，而军警、“公民团”仍包围黎邸不去，黎知大势已去，无可恋栈，便于12日下午3时商请挚友时任农商总长的李根源担任阁揆后，便与幕僚策划，决定次日出都赴津，继续行使职权。而且，为了掩蔽津保派分子耳目，对外宣称即将到国会交印辞职。
13日上午10时左右，黎元洪忽接报告，谓王怀庆和冯玉祥定于是日下午两点将率兵到东厂胡同黎邸，强迫总统下台，否则将发生莫大危险。黎闻讯后，经与左右紧急磋商，决定立即出京。于是，黎命令金永炎火速赶往东车站预备专车；同时缮就七道命令，由李根源副署后，当即命秘书刘远驹送交印铸局发表。
黎的七道命令如下：
(1)国务总理张绍曾呈请辞职，张绍曾准免本职；
(2)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3)署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高凌霨、署财政总长张英华、海军总长李鼎新、兼陆军总长张绍曾、司法总长程克、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吴毓麟呈请辞职。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张绍曾、程克、彭允彝、吴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职；
(4)特任金永炎署陆军总长；
(5)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著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
(6)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民，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
(7)迭据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商会、商约研究会呈请宣布实行裁厘日期，先行根据约章，次第励行，增加进口税率，值百抽十二五，以资抵补等语。所有全国厘金，兹定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一日一律实行裁废。著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税务处妥为筹备，如期施行，以期无负改善税法，保惠商民之至意[388]。
在盖有大总统印的七道命令发布的同时，黎元洪不但没有向国会提出辞职，反而特备一咨文致国会参众两院，要求撤销1922年复职时提出的辞职公文。同日，又备函分致参众两院及外交团，文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389]随后，黎又将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其如夫人危文绣收藏，并责令总统府秘书瞿瀛随同保护，一起携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暂住。行前，黎一再嘱咐危氏，今后有关印信的处置，“须得总统亲口说出，方为有效”[390]。各事料理完毕，黎即于13日午后1时20分在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391]等十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枪实弹的总统府亲信卫队保护，从东厂胡同乘汽车开往东车站仓皇出都赴津。黎元洪的这些举动，均是一时泄愤之举，而无多少实际意义。
任职京畿的直系军人王怀庆、冯玉祥、聂宪藩、薛之珩等人于13日午后得悉黎元洪已乘火车出都，便于4时在卫戍总司令部召开军警人员紧急会议，议决四项办法：(1)维持社会治安，(2)约束部下，(3)拥护国会，(4)保护外侨。同时，发一通电宣告复职。随后，曹锟致电王怀庆等人，电云：“顷闻大总统于本日赴津，连日以来，内阁总辞，今又值元首离京，首都人心益因惶恐，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以重首都而奠国本，是所至要”[392]。其意图仍在维持国会，为自己窃取总统地位做好准备。
黎元洪出都后，津保派分子遍寻大总统印信而不得，这时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始知上当，赶忙驰往高凌霨处报告，说明黎并未到国会辞职，并携走大总统印信赴津。高得此报告，当即挂长途电话给直隶省省长王承斌，令其截留黎所乘专车，索取印信。王接电话后，立即率同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等人随带军警若干，乘车赶赴杨村车站拦截。黎所乘专车进站后，王承斌急忙上车晋谒，口称“由天津北上迎接黎总统”[393]，请同乘火车回津。时杨以德督率军警多人监守车门。约下午4时半，车行抵天津北站时，王承斌下令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加派军警千余名包围专车，亦不许一人进入车内，王则在车中逼黎交印。然黎静坐不发一言，无奈之下，王只好与杨以德先回署休息，而使黎等坐困车内。
黎元洪俟王承斌走后，即派英籍顾问辛博森携电稿往电报局拍发。文曰：“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394]辛博森发电后，又往英、美两国驻津领事馆通报黎在车上被逼交印情况。于是，英、美两国副领事赶忙前往车站慰问，然亦遭军警拒绝。夜间10点，王承斌与自京专程来津取印的吴毓麟复来北站，继续向黎盘诘印信下落。黎被逼无奈，乃据实说明情况。吴毓麟确知印信的下落后，即日乘车返京取印。
是晚，因北京一时尚未收到印信，王承斌仍将黎扣留在车站室内，当作人质，同时发一通电，说明黎总统“现暂驻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395]。待王回署后，黎元洪又令辛博森发一通电，声称“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先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薛总监，尚不放行。元洪自张揆辞职以后，所有命令皆被扣未发，如有由北京正式宣布之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396]其后，京津往返几经磋商，并在王承斌的威逼之下，黎元洪始派秘书刘钟秀、监印官夏炎甲乘火车回京处理此事。
6月14日凌晨4时许，危氏在黎元洪认可后，才将印信全数交出，并用电话转告王承斌。但是，王接电话后，仍不放黎回宅，随即持代黎元洪事先拟好的电稿三通，逼令黎签名，其中有一电致国会参、众两院，云：“本大总统现在因故离京，应向贵院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寒。”另一电致国务院，谓：“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宣告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寒。”还有一电通告全国，内容大体相同。黎面对王交给他的三通寒电稿苦笑说：“所有印章，均已付托，此种电报有何用处？”但王承斌的秘书强逼黎签字，黎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签名。随后，王自省公署来到车站，对黎说：“各事已了，特来送行。”[397]并命令车开老站，放黎回家。
黎元洪回到家之后，即于是日发出致国会参、众两院公函，述其在津被困及被逼交印和签发辞职电的经过情形，并在致各报馆的通电中声明：被王承斌强迫签发的三通“寒”电，“依法决不生效力”；继而表示：“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即去年补行民六辞职咨文，亦已备咨撤回，不牵强附会，作为此次根据。如国会竟据此咨讨论，元洪决不承认。”同时，又发表通告：“现在印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令，概行无效。”
吴毓麟等津保派分子在京将大小十五颗总统印玺索回后，又接到王承斌逼迫黎元洪签发的辞职电，即遵照曹锟的旨意，由高凌霨出面，于6月14日下午1时在国务院召集特别会议。会议议决：(1)总统辞职问题，由国务院通电，声明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用电话通知已赴保定的吴毓麟，就近向曹锟请示国务院摄政办法；(2)节关财政问题，由财政部负责筹款，将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费，赶于节前二日发放；(3)京师治安问题，仍由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会后，由高凌霨领衔发表通电：“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权。特此通告。”[398]这样，在直系军阀头目曹锟的支持和津保派分子的策划下，一个“国务院摄政内阁”便产生了，高凌霨俨然以“摄政内阁”总理的名义登台，发号施令。
6月14日，国会也接到了由王承斌逼令黎元洪签发的辞职电。为此，两院议员数十人在众议院开谈话会进行讨论。首由津保派议员吴宗慈发言，主张召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问题。反对派议员褚辅成亦登台发言，谓此次政变，系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国会为维持国家纪纲计，亦须有正当之表示。时津保派议员群起阻止褚氏发言，哗噪叫嚣，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趁机宣布散会。16日，国会继续开会，两院以过半人数，由谈话会改开会合会，仍解决黎元洪辞职问题。津保派议员马骧等人乘机提出：大总统黎元洪已于6月13日离职出京，应即依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即从6月13日起，黎氏所发命令文电，概不生效。马氏等人的动议当即付表决，多数通过。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见目的已达到，不等反对派议员有所表示便匆忙宣布散会。随后，反对派褚辅成等众参两院议员二百余人发表宣言书、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一致认为会合会违法议决，应作无效。然而，高凌霨不顾舆论反对，即以国务院名义发表通电，将16日会合会表决内容正式公布。
黎元洪自来津后，虽一再发布通电，声称北京处于直系军阀的暴力之下，他已无法正常地行使职权，只好迁津办公，他的总统职务并未因易地而予以解除，而且还补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以农商总长兼署。对于黎的通电，北京的国会参众两院在吴景濂等亲津保派议员把持下，根本不予置理，而奉系军阀等也表示冷淡，只有国会中的政学系以及国民党特别是从益友社中分裂出来的褚辅成一派议员，纷纷继黎之后来津，并发表宣言、致北京各国公使及天津各国领事电文，否认16日国会决议，与黎取同一态度。对此，黎元洪深表感激，随即在津成立一个“国会议员招待所”，而且为招待这批来津议员，他大解私囊，以“旅费”名义每人致送五百元，想用这种办法吸引议员到津，以便凑足法定人数在天津开会成立新政府，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相对抗。但是，黎元洪的这个打算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天津早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及其爪牙王承斌等根本不会让他在津开成会议，更何况黎拿出的钱也很有限，他向银行抵借了十二万元，还没等议员凑足法定开会人数，就已全部花光，部分已到津的议员一看黎的本钱不大，又纷纷跑回北京，致使黎在津成立政府的计划胎死腹中。
不久，黎元洪挚友章炳麟又向黎献策：“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济。国会既不能开于租界，应筹一巨款，饯送至沪，大约以三百人为数，一人千元，不过三十万。如此，国会虽不在津，而京城必不足三分之二也。二、如谓必不成者，亦当以复仇为念，段、张等任其自行，而饯送议员仍须切实行之。昔六年护法之役，议员初到南方者不满百人，其后有人决意向段复仇，为议员送车船票，于是行者三百余人。今曹、冯之当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岂得不发愤为雄耶!二策随公决行。”[399]黎采纳了章的意见，于6月20日拟就命令，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第二、三两路司令，陈宧为参谋长。但是，黎、段间芥蒂太深，段对黎的任命根本不予置理。于是，黎又想改任张作霖为总司令，阎锡山、卢永祥为副司令。然而，张、卢等认为黎元洪已被曹锟赶下台，又没有什么实力，仅在面子上应付一下而已。与此同时，在津的一些国会议员，在黎宅开茶话会，公推章士钊、田桐、吕志伊三人携带黎元洪亲笔信南下联络在沪的议员；黎亦派金永炎、韩玉辰等亲信到沪与社会名流唐绍仪、章炳麟、汪精卫以及卢永祥的代表邓汉祥等进行接洽，另派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省自治派”、国民党以及奉、皖系要人，企图以此作为他日后行使权力的基础。
9月，黎元洪在章炳麟、章士钊、许世英等社会名流的一再催促下，在拥黎派国会议员的电召下，秘密乘船南下赴沪，计划联络各方在沪成立政府，以便“过足总统瘾”；然几经周折、多方工作而不为各方所容，又“因金钱势力远不及曹锟”[400]，终于在沪组织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黎不得已于11月以养病为名东渡日本，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