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曹锟贿选大总统
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及津保派分子以暴力逼走黎元洪后，筹备大选以便早日把曹锟捧上总统宝座的计划便被提上议事日程。6月15日，曹锟发表通电暗示尽快进行大选，略谓：“大总统既已向国会辞职，自应听从国会依法解决，使政治入于常轨，人民有所适从。”随后，直系将领王承斌、马福祥等人，亦连续发表通电，敦促国会，速成大选。21日，吴佩孚也致电曹锟，请其“于最短时间，速以法律手续，促成选举”；并请其“间接授意京中军警各机关，随时监视各议员，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一周之内，迅定大选”[401]。曹、吴及其将领对选举既如是迫不及待，于是津保派分子便倾巢出动，筹备选举事宜。
随着黎元洪被逐出京，直系军人干政的面目暴露无遗，因此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各派系反应不一，如《梁启超致曹锟书》中说：“今兹之变，总统亡，国会裂，政府空”，“我反对无论何人之以武力金钱及其他卑劣手段争总统”，并奉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402]。而北京更是谣传纷起，风声鹤唳，两院议员数百人恐在京为直系所迫，便纷纷离京赴津或南下赴沪。这时，留京和离京、拥曹派和反对派的议员，以电报为阵地，相互攻讦，大打笔墨官司。拥曹派议员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为首，劝告留京议员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离京南下的议员褚辅成等，指责直系军阀“始则以武力破坏和平，继则以金钱阻挠制宪”[403]，并以出京议员名义发表《忠告留京议员书》，揭露留京议员“今日之留京，托名制宪，其存心固未可一概论也，仆等窃有以知其隐矣。今请分类以解剖之：甲在拥曹以分政权；乙在选曹以得金钱；丙在成曹以安故居，此其大略也”[404]。在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又指出留京议员所希冀的曹锟当选后所能获取的地位、财产、前途等都将终为泡影，指责这些议员“号称人民代表，不能为民请命，反思利用人民所授之投票权，假手军阀以侵剥人民之膏血”，并希望他们能“翻然来归”，与出京议员“共策善计”[405]。
由于反对直系军阀的议员章士钊、褚辅成、汤漪等联袂出京南下，留京的议员只占少数，而就这少数议员中，亦非全部为拥曹派。在这种情况下，吴景濂等拥曹派议员深知此时强行选举必不能达到目的，于是为掩盖国人耳目，仍欲践其先宪后选的宣言，借此以笼络议员，以维持国会不使破裂。他们认为：只要宪法会议能依法开会，则选举总统便可随时进行。离京议员已看出吴景濂等人的计谋，便决心打破之，使其无所施其技。为此，他们推举范熙壬等议员回京联络两院同仁，千方百计阻止宪法会议开会。
宪法会议多次流会，而大选又不能如愿举行，直系军阀及其津保派分子几经研究，窥知多数议员志在金钱，于是以竭力搜刮款项入手，预作贿选之准备。时高凌霨摄政内阁残缺不全，财政总长张英华以理财无方而去职，外交总长又因无人接任而空额，津保派深感形势于己不利，颇为惶恐。后经多次敦请，顾维钧始就任外长一职，接着曹锟及津保派要员欲以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出长财政，以便为其所用，但因各方阻挠、反对而作罢，摄阁不得已，以张弧承之。
张弧历任盐务署长等要职，颇谙习盐务，直系起用张弧的目的，即在用其所长，为直系执掌中央政权筹集经费。因此，张弧上任伊始，便提出取消引岸、盐斤加价、华盐出口等措施。然此等办法竟然难行，款项无出，贿选经费仍不足。曹锟经年盘剥虽积有巨额私产，但不会自拿一文做大选的买价。于是，便想出许多剜肉补疮的办法：直隶省长王承斌在直隶省内，百计罗掘，假鸦片烟案，逮捕制造者500余人，择其贫不能纳罚款者数人枪毙以示威，余即每人敲剥数千至数万不等，合计约得500余万元；又借军费为辞，通饬各县解款；抵押青岛官产；开放禁米攫取护照税；加征关税一成，以此抵借巨款；以黄海渤海沿岸渔业权押借外债等办法进行筹款[406]，将大批民脂民膏搜刮到手。
经费刚有着落，9、10月间，津保派的骨干分子如山东省长熊炳琦、摄政内阁中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字洁卿)、京兆尹刘梦庚等人，便大规模地进行对国会议员的收买活动。即使如此，吴佩孚仍深恐夜长梦多，于选举不利，一再告诫高凌霨、吴毓麟等人，“不可迁延”时日，并因袭袁世凯的故技，电致直系将领：“时局纠纷，亟宜速结，务望进行，促成选举，以奠大局。”[407]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是这次贿选的具体操作者，这时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抛掉其先宪后选的假面具，径作贿选预备，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议，通过“胁迫”议员与“合法”选举并行，以达到最后目的。因此，他捏造出席会议人数，并以非议员冒名顶替，还以强迫议员入场或以绑票办法强使议员出席选举。同时，又把出席费提高到5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才使总统选举预备会得以召开。对此，国会议员李兆年、冯振骥、刘景晨、黄伯耀等人及众议院秘书孙曜均有函电揭露其舞弊情形。如四川籍议员李汝翼、张瑾雯在致议长吴景濂的函中披露：“昨日大选预备会，汝翼、瑾雯两人因事请假，具有假条掣回收可凭。乃阅昨日预选出席人名单，竟列汝翼、瑾雯之名，实深诧异。”[408]
直系贿选的一个有力例证，即是假甘石桥梁宅组织买票机关，并公然以“甘石桥俱乐部”的名义发行通知，估定票价，以每票5000元至万元不等票价，贿买议员500余人。议长吴景濂一人独得40万元。因为国会和议员是选举总统的机关和主角，所以在总统未选出之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拥曹派议员是时丑态毕露，兴高采烈，准备沐猴而冠，粉墨登场了。其他派系议员则关心的是选票的票价及付款的办法，他们深恐投了票而拿不到“暮夜之金”；而曹锟及其津保派骨干成员最怕的是付了“节敬”费而议员不投他的票。于是，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1500元，可吴景濂等人认为必须有足够的法定人数即583人才能照办，但有的议员自恃身价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还有的议员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因此，贿选的形势异常紧张。特别是曹锟的干将王承斌，自演出劫车索印的丑剧之后，深知为舆论所不容，万一选曹不成，己身当负罪魁之责，因此对贿选格外卖力，他亲自出马，由津赴京，今日一宴，明日一请，不分昼夜地接洽各方和安排各种会议，并派军警进驻车站等要地，密布侦探，随时监视各机关人等，到处逮捕记者以封锁舆论，尤其不让一个议员出京星散。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召集在京议员500余人到该处，表面佯称有事谈话，实则发给银行支票，作为贿选的款项。此项支票，系用洁记(边守靖字洁卿)、效记(王承斌字效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字样，加盖“三立斋”图记，由边守靖、王毓芝商同高凌霨、吴景濂等人亲自办理支票付给手续，所签票数在500张以上，凭此支票到北京大有银行或盐业、劝业银行支取现款，而议员中有特别身份者不仅身价高，款项也另到汇业、麦加利银行支取。议员中也有洁身自好者，如浙江籍众议员邵瑞彭领得5000元一张支票后，随即赴津将支票正反两面翻拍成照片多份，分发京外，并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其进行侦察起诉，以“为国家立纪纲，为国会保尊严，为议员争人格”[409]。与此同时，邵氏又通电各省，声诉此事经过，进一步揭露了直系军阀的贿选丑行。
10月4日，经直系金钱收买而出席宪法会议的议员已达550余人，距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仍差30余人，而王承斌声称：尚有五六十人已预先接洽好，答应只出席大选会议，不出席宪法会议。此时到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者，亦已达到576人。据贿选骨干分子分析：大选投票，曹锟届时可得590余票，比法定583张的票数将有所超过。于是，吴景濂即以总统选举会的名义发出通告，订于10月5日开选举会，而且，要求警厅对选举会场严加防护。
贿选之前夜，马巡、步巡、便衣侦探比比皆是，梭巡不息，且有军警长官散布于院内外各处，随时了解动静，如临大敌。又责令警察挨户通知各家悬旗，庆祝选举总统。当晚，北京城里热闹非凡。甘石桥大选机关更是通宵加班忙碌，机关门前车水马龙。可笑的是，反对曹锟的拆台派也收买议员，他们在六国饭店设点，以每人8000元为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因财力有限，只收买到40人，而在这40人当中，亦有几个议员还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上午10时，总统选举会在北京象坊桥众议院会场如期举行。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都布置了警卫人员。保安队来回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口夹道而立，军警长官亲到现场指挥，除议员及获准旁听者外，任何人不得通过。为防意外事故发生，在入场前还要进行人身搜查，并且入场后不许随便出入。会场内外，气氛紧张，如临大敌，唯议员按时到会者寥寥无几。总统选举会主席吴景濂心急如焚，只得临时宣布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11时30分，签到议员仅四百数十人，吴景濂急派人四出分途拉拢。为凑足开会的法定人数，临时又约定，只要出席会议，就是不投票，每人也一律送给5000元，于是一些患病的议员也被强拉来充数。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人数方达593人(实际出席投票者为590人)，吴赶忙摇铃宣布开会。投票自2时始至4时毕，曹锟得480票。按照《总统选举法》规定，投票总数超过四分之三即得票443票就可当选。经过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曹锟终于如愿“当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晚，吴景濂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摄政内阁高凌霨等，并同时致电曹锟报告选举结果。10日，曹锟自保定来京就总统职，并向国会提名由孙宝琦组阁。
这次选举，在武力与金钱的支配下，“议会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发生了被称为‘猪仔议会’的贿选总统的丑闻”[410]。贿选内幕被揭露后，举国上下反映强烈，很多省份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责骂他们为“猪仔”议员，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甚至宣布开除其省籍。移沪的国会议员发表宣言，声讨贿选议员之罪，并由其秘书厅公开宣布参加北京贿选投票议员名单。皖省学生愤怒至极，进而捣毁了参加贿选的本省议员的住宅。当时天津发刊的《国会议员通讯》第十八号甚至指斥这些“猪仔”议员是“三不要的丑怪东西”，即“不要脸，不要良心，不要命”，这三不要是“穷闾委巷中构成流氓痞棍三大要素”，“而孰意堂堂议会，豢养着一班猪仔，乃全袭其面目，学其法术”[411]。在曹锟就职的当天，上海二十余个团体就组织了“双十节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游行的数千名群众到护军使署请愿，“吁请军使出师讨逆”，“国民一致坚决请各省军民长官出师讨曹”。而且，在游行示威群众散发的传单上印有“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否认延期国会”[412]的字样。说明人们对曹锟及其贿选的愤慨态度。10月9日，孙中山以广州政府大元帅的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一致行动。奉张、浙卢原在曹锟贿选期间就曾通电反对；在贿选告成之后，遂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又通电讨伐曹锟。段祺瑞对贿选亦通电予以攻击[413]。
曹锟贿选花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关于其具体数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24年2月1日，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在巴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旅欧支部创办的《赤光》上发表文章，谈及曹锟贿买议员“用了一千三百多万资本”，并说“这笔大选费的来路是王承斌从直隶各县摊款，金丹罚款，直隶省公债二百万元，预征直省地丁二百万和井陉矿务局向外国银行抵借现款九百万等项中支出的”[414]。而英国驻华记者、《泰晤士报》和上海《英商公会月刊》通讯员福来萨(Darid Fraser)则说：有450万元“纯粹罪恶地浪费在贪污和行贿方面”[415]。至于受贿人数，据1923年10月15日移沪国会秘书厅宣布之北京贿选罪犯人名单统计，参加贿选的议员共计551人[416]。而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的姚震就贿选一事给奉系要员即曾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杨宇霆信中说：“颇闻尊处于此次非法选举，尚未详知，遂疑曹氏为合法选出。实则此次选举，弊端百出……此间当于一二日内，陆续披露彼方舞弊证据……此次选举，真正到场者，止五百三十九人，伪冒者六十余人(诈称到会五百九十七人)，而尊处款项到后，即拆出四十人。若无此事，则彼方出席人数可得五百八十人，法定之数系五百八十三人，仅少三数人，无论如何，不能得其伪证矣。”[417]然而，在1924年冬直系军阀集团被奉张打败，曹锟由总统成了阶下囚之后，时北京法院检察厅广事调查亦无确切的结论。但仍可以说，曹锟贿选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银弹攻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贿选之后，直系军阀立即进行立宪，以明其正统地位。于是，这些受贿议员为了掩盖他们卖身的罪恶或实践其制宪的诺言，乃于10月5日之后，在三天之内匆忙地把宪法草案完成二读与三读程序，并于10月10日曹锟就职之日公布了这部计有13章141条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然而，这部宪法并不被时人所重视和承认，被人们称之为“不另取价”的“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实际上，这部宪法从起草到公布，历经十一年之久，而且在其议宪期间，每因政局的变化，时作时辍，最后还获了个“贿选宪法”的恶名。它形式上也只存在了一年多，因政治上的原因，亦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一部有名无实的宪法而已。
直系军阀之所以如此不惮烦琐地进行所谓“选举”，又颁布所谓“宪法”，究其因，就是在旧民主主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所谓“民主”的招牌，以蒙骗人民，进而分裂民主革命的力量，实现所谓的统一“大业”，以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对于直系军阀玩弄的这套把戏，帝国主义国家给予了极大关注，其中美国尤为积极。在贿选前五个月(即1923年5月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曾亲赴保定与曹锟接洽所谓“最高问题”(即贿选总统问题)；6月间，美国总统哈定(Warren G.Harding)又表示美国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向；而且在贿选投票的当天到象坊桥众议院会场参观助威的外国驻华使节中，“只有美国公使舒尔曼一人，余如英、日、德、义(意)、荷、挪威、西班牙各国不外派参赞照例前来而已”[418]。贿选告成后，又是美国公使首先前往总统府表示祝贺。这些都说明直系军阀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在“最高问题”上是串通一气的。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即列举了曹锟在就任大总统以后，为了换取列强的承认和支持而进行了种种的媚外卖国活动[419]。如发生在当年5月著名的山东临城劫车案，这本来是一场土匪劫车的案件，只因在被劫掠的百余名旅客当中有洋人26名，曹锟与吴佩孚及北京政府的代表不惜任何代价同匪首孙美瑶进行长时间的谈判，而且身为交通总长的吴毓麟甚至愿去孙处作人质，以求早日放人。这一案件历经多次谈判已经妥善解决，但在曹锟被选为总统以后，驻京的外交使团竟又提出以惩办山东省长官作为向新选总统进行祝贺的条件。这时贿选丑闻已喧腾中外，直系军阀急于获取外国主子的承认，以便箝制舆论，便于10月15日赶忙下令免去临城劫车案的发生地负责长官、山东督理田中玉的职务。而且，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一些侵略要求，曹锟也屈辱退让，予以满足。
总之，通过曹锟贿选这一闹剧的上演，充分说明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辛亥革命留下的仅有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残余也荡然无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