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除积极在关外整军备战，修炼内功外，还广结外援，与段祺瑞皖系军阀和孙中山国民党在反直的共同目标下结成了政治军事性同盟。应当说，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军事形势分不开的。
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早在直皖战争以前便已开始酝酿。当时皖系军阀虽然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但遭到了直系军阀的强劲挑战。特别是督师湘南前线的直系后起之秀吴佩孚，不但频频发表通电，对皖系的内外政策大加抨击，而且还与西南军阀特别是把持广州军政府的桂系军阀缔结了共同对付皖系的军事同盟。为了分化南方的反对势力，达到瓦解直、桂军阀军事同盟的目的，段祺瑞等开始谋求和与桂系军阀处于对立地位的孙中山国民党改善关系。而孙中山国民党一则亟欲回师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而这“势不能不与北方周旋”；再则认为在北方各派军阀中，“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因而也有“联皖排直”的策略考虑[450]。由于双方都有在反直的共同目标下进行合作的意愿，因此，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粤皖间便有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段祺瑞曾派某安福系要员谒见孙中山，提出了合作的意向。孙表示如段“能完全赞同文学说之主张，乃有相商之余地”。不久，孙中山便向王揖唐、徐树铮、曾毓隽等皖系要员赠送了新出版的《孙文学说》。这些人对孙的学说主张“皆极端赞成”，段祺瑞阅看后“亦大体赞成”，乃复派人与孙商洽合作事宜。段方表示赞同孙的主张，并保证“愿取消二十一条要求及由此发生之各协约”；孙则强调，如段能完全赞同其主张，“自愿与段谋和而共同行动”[451]。经过几次往返沟通，至1919年秋，双方间的合作“已有头绪”[452]。
及至皖系在直皖战争中遭致惨败，孙中山立即对时局的发展作出了合乎客观实际的分析，认为“今彼派即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乃又继续开幕。盖直曹奉张，其野心皆无底极，而两方势力又莫能相下。徐世昌今已为彼等所卵翼，更无涵盖之能力。由此观之，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453]。基于这种分析，孙中山决定继续实行联皖倒直的策略。当年8月，陈炯明所部粤军奉孙中山之命，由闽南回师广东，讨伐与直系相勾结的桂系军阀。应孙中山的请求，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福建督军李厚基对粤军的军事行动给予了援助，使粤军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击溃桂军，收复广东。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是粤、皖间的首次合作，这为它们后来结成携手反直的政治军事同盟，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1921年12月22日，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从上海秘密到达广州。孙中山当时正在广西桂林北伐大本营，他接到廖仲恺、汪精卫的电报后，立即给廖、汪复电，谓“徐君惠临，慰我数年渴望”，要他们和蒋介石一起，代表他与徐“切商军事之进行”，并授予机宜道：“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454]翌年1月18日，徐树铮在蒋介石、戴季陶陪同下，从广州到桂林面谒孙中山。两人就联合反直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2月间，段祺瑞复派周善培赴粤，与粤方具体商议了“合作讨伐直系”[455]的有关事宜。
在粤、皖之间紧锣密鼓地商议合作的同时，粤、奉之间也秘密地进行了一些接触。1920年夏，孙中山派东北籍人氏宁武赴天津面见张作霖，试探粤、奉合作的可能性。同年秋间和翌年2月，宁武又先后在北京和沈阳两次面见张作霖，进一步商谈合作问题。孙中山虽深知“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助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局面”[456]，因此，对张作霖极力予以争取。张作霖虽对粤方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拒绝，但从其与宁武商谈合作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患得患失、出尔反尔的态度来看，他开始对与粤方合作并不是很热衷，只是虚与委蛇罢了。直至1921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直、奉矛盾的不断升级，张作霖才意识到联合外力共同对付直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变被动为主动，除频频向粤方示好外，对皖系也采取了极力拉笼的策略。1922年2月，张作霖派李梦庚(字绍白)赴广西桂林面谒孙中山，商谈奉、粤合作事宜。孙中山对张作霖的示好姿态立即作出了积极回应，当即派军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代表他赴奉报聘。粤、奉间通过这种频繁的信使往返，终于在联合讨直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皖、奉之间虽有直皖战争中奉系出兵助直，导致皖系惨败的仇隙，但战前双方的关系向称融洽，有重修旧好的关系基础；战后又共同面临直系的威胁，有合作结盟的政治需求，加之双方都有亲日的背景，因此，直皖战争结束以后，双方很快便达成了谅解，“恢复了感情”，至1921年下半年，基本商定了“合力倒直的计划”[457]。
粤、皖、直三方经过频繁不断的函电和信使往来，逐渐消除了相互间的隔阂，疏通了相互间的关系，至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一个由三方联合而成、以反直为共同目标的政治军事同盟，开始浮出水面。当时不少中外报章对三角同盟的消息多有报道、披露，有的说：“奉粤皖三系携手，以谋统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458]；有的则谓：“奉粤皖三系联络之结果，拟召集各系代表，在天津开全国统一会议，其会议中之议案，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大约：一，以孙文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士诒为总理；二，免吴佩孚直鲁豫副使之职，着率所部归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大赦安福党人；四，任张勋为苏赣皖巡阅使，段芝贵为直隶督军；五，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洛阳吴氏与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则三系并力攻之，以为武力之解决。”[459]这些报章所披露的消息虽未必全部属实，但也决非空穴来风。张作霖敢于在梁士诒内阁问题上向直系叫板，并不惜斥诸武力，和他已与粤、皖结成了反直同盟，认为倒直已有充分把握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初步建立，是导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的一个隐伏而又直接的原因。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当初之计划，奉粤皖三系联络，加以复辟派张勋残余之势力，并力齐起，协以攻吴，则洛阳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之势。”[460]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因受日本拒绝援奉政策的影响，态度骤然趋于消极，皖系势力控制下的浙、鲁等省“因之改取静观事变之态度”[461]，没有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配合奉方；而粤方则因陈炯明有意抵制北伐，加之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假道湖南，致使孙中山不得不由广西梧州改道至广东韶关出师北伐，这就延误了西南北伐与奉军入关同时并进的时机。奉军于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结果很快便被直军打得一败涂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开始独霸中央政坛。为了实现对全国的独裁专制统治，曹锟、吴佩孚等一方面玩弄“法统重光”的骗局，将“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驱赶下台，抬出张勋复辟时被逼下台的黎元洪以为过渡，接着又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将曹锟扶上了总统宝座，从而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另一方面又残酷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并到处播煽战火，意欲武力统一中国。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粤、皖、奉三方利用全国不断高涨的反直形势，进一步加紧了联合反直的活动。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粤、奉之间的联络与沟通较之战前有明显的加强。1922年5月直奉战争刚结束，孙中山即致函张作霖，就粤方未能与奉方遥相呼应、同时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作了解释，并告之粤方已于5月6日在韶关誓师北伐，“以践前约”，希望奉方能乘时反攻，使直军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462]。9月22日，孙中山又分别致函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此后的军事进行问题与他们交换意见，认为“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463]。此后，孙中山曾多次致函或致电张作霖、杨宇霆等奉方要员，与他们商议联合讨直的有关事宜；并先后派汪精卫、程潜、叶恭绰、伍朝枢、孙科等赴奉，与奉方进行当面沟通与具体商议。张作霖等除了与粤方频频函电联络外，也先后派姜登选、韩麟春、沈鸿烈、杨宇霆、杨大实等人南下上海、广州等地，与孙中山、谭延闿等人面商合作事宜。
皖、奉关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也有了较大改善。“段、张之间，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推倒曹、吴”[464]。张作霖在联络段祺瑞的同时，又派人与皖系浙督卢永祥取得联系，与他议定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军事上订立攻守同盟，并商定“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465]。另外，奉方还向皖方提供了大量款项，以便用来运动国会议员破坏曹锟贿选和收买、分化直系的军队。据段祺瑞的一个亲信披露，张作霖曾分三次给段约300万元巨款，用以运动冯玉祥倒戈[466]。
粤、皖之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也加强了合作。1922年下半年，双方还在福建采取了一个联合军事行动。福建地区久为各派势力所瞩目。督军李厚基原属皖系，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见直系势力雄踞天下，为保全自己的地位，遂改换门庭，投靠了曹、吴。这对皖系势力控制下的浙江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段祺瑞、徐树铮及浙江督军卢永祥等为避免浙江陷入三面受敌的不利处境，决定驱逐李厚基，夺取福建地盘。而孙中山则因陈炯明发动叛变，失去了广州这个大本营，也很想在福建为所部粤军找到一个立脚点，以为将来收复广东时的后方基地，因此，决定与皖方采取联合行动。1922年8月21日，徐树铮与孙中山在上海会晤，就粤、皖联合出兵夺取福建事宜达成共识，并商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467]。9月7日，徐树铮偕随从抵达福建延平(今南平市)，找到他任奉军副总司令时的部将、时任闽北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策动他起兵驱李。27日，王永泉在徐树铮的说服下，在延平宣布独立，控制了延平附近十几个县，并致电李厚基要其交出军民两政，即日离闽。29日，驻扎粤赣边境的许崇智所部粤军也通电讨李，并迅速向福建进兵。10月2日，徐树铮在延平发表通电，宣布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制置，并宣称：“不至通国合一，复设正统政府之日，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弗受，唯以致诚致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物……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施令，树铮即日束身归罪，所候质讯，即令颈血洒地亦甘矣。”[468]
徐树铮在延平所设立的“建国军政制置府”，其职权按他10月30日通电中所说，是“因国无政府，故立此为发号施令之枢纽，职权略似国务院，负全国建设之责”[469]。其组织的“建国军”，由王永泉部和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所部粤军，以及黄展云统领的福建民军、驻福建漳厦的臧致平部北洋军组合而成。徐树铮任命王永泉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臧致平为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为第四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五军军长，黄展云为福建民军总司令。10月3日，徐树铮命“建国军”各部向福州发起攻击。10月13日，王永泉部与李福林、黄大伟部会同攻占福州。李厚基见势不妙，已于前一日逃出福州城。10月17日，徐树铮偕许崇智、王永泉到达福州。徐以“建国军政制置府”总制置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抚”一职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官制篇而设置的，拥有“总军抚民”即总揽全省军民政之权。这一新官制一经出台，即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总抚统辖诸政，颇与李氏之兼绾军民无别，不如仍依旧制，分设军民两长，似较妥善”[470]。10月30日，徐树铮即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将“总抚”改称总司令，专管全省军政，同时增设省长一职，专管全省民政；并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司令，国民党人林森为福建省长。
粤、皖两方在福建的联合军事行动，引起了直系军阀的不安，也为它进兵抢占福建这块觊觎已久的地盘制造了口实。曹锟、吴佩孚一方面急急忙忙地催促北京政府对徐树铮等下达讨伐令，同时又以“援闽”的名义，陆续调集了孙传芳、周荫人、张克瑶、常德盛等直系军队从江西进入福建；陈炯明为配合直系军队的进攻，也派兵进窥闽南，以造成对“建国军”的南北夹击之势。在这种形势下，福建各团体为避免福建遭受战火荼炭，向有关各方发出了“闽人治闽”的强力呼吁，既反对在福建设立制置府，也拒绝各方军队进入福建。
孙中山一方面受福建民众“排外思潮日形鼓荡”的影响，同时也有“趁孙传芳、蔡成勋未臻妥协之际，先行取粤”，以免将来孙传芳所部直军与陈炯明叛军构成犄角之势，对粤军“必实行其夹击之诡计”[471]的军事考虑，将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驻闽粤军改称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准备回粤讨伐陈炯明。这样一来，“建国军”便名存实亡了，“建国军政制置府”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徐树铮见此情形，又于11月1日发表通电，主张迎请段祺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直的问题，但应者寥寥。段祺瑞见徐树铮陷入尴尬境地，急忙派王郅隆南下福州，劝徐取消了“建国军政制置府”。次日，徐树铮便怀着沮丧的心情，乘船离开福州返回上海。徐树铮和许崇智等所部粤军离开福建后，孙传芳、周荫人等直系军队乘虚而入，最终如愿以偿地占据了福建这块地盘。
粤、皖、奉三方除了彼此之间加强了联络、沟通与合作外，还经常举行有三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议三方联合反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盛传一时的“三公子会议”，即1924年秋孙科、张学良、卢小嘉(卢永祥之子)三公子在沈阳举行的会议。通过各种形式的联络与会商，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日渐稳固与成熟。虽然三方的政治主张因各有目的而明显存在分歧，但反直的总体目标却是一致的，军事上的呼应配合也基本上达到了协调一致的程度。随着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建立，粤皖奉三方与直系阵营之间的对抗日趋严重而激烈，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急遽地酝酿之中。这场战争的揭幕战是江浙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