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对郭松龄事件的干涉
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三省扶植张作霖，不断扩大其在东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和影响。郭松龄自滦州班师回奉，旨在推翻张作霖，势必影响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为此，郭松龄于11月26日致电包括日本驻华公使在内的外国驻华使团，声称：“敝军此次为求永久和平，班师沈阳，清除内乱，改造政局，所有东省外人生命财产，完全保护，聘用外人，均依约继续，决不撤换。从前中外条约，继续遵守，想为贵公使所赞同。惟此次兵变期内，东省官吏与外人互结之约，敝军概不承认，更希电达贵国，取中立态度，毋以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资助任何方面。”[221]12月1日，郭松龄又专门致电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表明政见，希望日本保持中立，不要支持张作霖，以减轻对己的压力。电文强调说：“再此次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敝军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饬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致伤两国亲善之友谊，而失贵国公正之态度，且启敝国军民对贵国之疑虑。”[222]12月2日，郭松龄再次致电外国驻华使团，重申11月26日通电的内容，希各国保持中立，不致节外生枝。
郭松龄班师回奉，事出突然，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因为过于事出意外，不能不感到哑然若失”[223]，所以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开始，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强硬派对郭松龄的反奉之举反应强烈，经与郭松龄接触后认为，“郭的真意不单是对杨(宇霆)有反感，而是要驱张下野”，并已判明“郭欲实行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这样一来，被兵乱所扰的东三省，必将引入赤俄势力，在我国防上和满蒙政策上，将惹起严重势态”[224]，应进行武力干涉，甚至已于11月27日开始向奉天调兵。截至11月底，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日本陆军大臣宇垣都表示了类似态度[225]。为此，12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时局问题。陆军大臣宇垣认为，郭松龄班师攻奉，“其结果大概对奉天不利，或将以张作霖之失败而告终，对日本必有不少不便及不利之处”，因而提出日本应采取的对策是：“目前可尽力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南满铁道沿线日本国民之生命财产。”[226]外务大臣币原则主张：“先出以声明作为手段，尽快通过殷汝耕方面对郭表示，日本确实守严正不干涉主义，并警告郭，如其敢有反对日本在满洲权益之言行，则必将刺激日本之舆论，将惹起重大后果。”[227]经过讨论，总理大臣得出如下结论：“此际日本需要采取最慎重之态度，不仅对满洲，对中国各方面之影响都应予以充分考虑。有必要通过殷(按：指殷汝耕)，警告郭军。”[228]
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币原外务大臣立即指示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有田：“我方对中国内乱，持严正不干涉之态度，至今未变。然日本在满蒙之权利及利益若受到威胁及至侵害，则我方断难容忍。为此，郭方对我前述之立场，如有言行投下何种阴影，必将刺激我国舆论，徒生事端。对此，应与殷汝耕恳谈，并让其向郭传达。”[229]不难看出，基于郭松龄已表态保证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且对张作霖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前景难卜及避免引起外交干涉等因，日本政府决定在保证日本利益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先保持中立，以观望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对张、郭两军提出警告，声称日本“对邻国之动乱，严守绝对不干涉态度；对中国国内一党一派之兴废，亦决无干预之意”，但是必须保障日本“在此之特殊地位及权利”，否则必将“执行必要之措施”[230]。以上是日本对策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为了使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不因战乱受到影响和损害，日本曾想斡旋郭张，和平解决双方矛盾。12月7日，币原外务大臣指示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之立场言之，制止战祸扩大，谋求和平解决之途，此乃最佳方法。两军若有此愿望，帝国政府可向双方表示，甘愿不辞辛劳，居间从中斡旋。对此，贵官在向张作霖提出前述主旨之同时，派内山领事至战地，尽快提出和平解决之劝告。”[231]然而此时郭张之间势同水火，日本的所谓和平努力当然不可能奏效。
在日本宣布保持中立这一态势下，郭松龄、张作霖均积极活动，郭松龄旨在坚定日本的中立立场，以便全力对付张作霖；张作霖则希望日本给予他实际的支持，助其打垮郭军。郭松龄于12月11日致函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一再对保护日本在东三省之权益做出保证[232]。14日，郭松龄派往日本的代表蔡多祥前往拜会日本外务大臣，外务省岸秘书官代为会见。蔡多祥递交了郭松龄致外务大臣的亲笔信后，又请岸秘书官转达郭松龄的意见：“将始终彻底遵守与日本间之条约，尊重日本之既得利益(但在这次战争中为了与对方作战而签之条约不在此限)，并保护日本之生命财产。此际，如日本确守严正中立，则希将此主旨，训令南满洲铁道会社。”[233]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本方面对郭松龄多次进行拉拢、恐吓，但没有动摇郭驱张反奉的决心。
连山大捷后，郭军一鼓作气，于12月7日完全占领锦州，距奉天省城已在咫尺之间。在郭军的攻势下，张作霖感到颓势难挽，一方面准备兵败下野，一方面寻求日本的支持。日方则趁奉张之危提出了《满蒙新约》。张作霖为了赢得日本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代表事先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据知情者、时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处长的罗靖寰和奉天公立医院院长阮振铎的回忆，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等。交换条件是日本关东军答应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20里内落下一枚炮弹(实际上就是阻挡郭松龄军队开进奉天省城)，并在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和担当维持奉天省城的治安。此外，日本还同意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并在满铁附属地内(指沈阳日本车站而言)或日本租界地内(指旅顺、大连而言)提供给张作霖等要人的避难场所等等[234]。签约之后，张作霖还曾派奉天省长王永江前往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向吉田总领事表达谢意。
由于郭松龄的部队进军迟缓，张作霖并没有很快失败去职，反而赢得了时间调集黑龙江、吉林的部队增援，阻击郭军；而且，由于张作霖与日本签订的密约，使日本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因而日本政府终于改变中立态度，转而支持张作霖，继续扶持他统治东三省，这样对郭松龄的反奉行动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郭松龄在锦州休整三天后，在向东进军的同时，曾派遣一支别动队由沟帮子经盘山趋向营口。12月13日，郭军马忠成旅到达营口，但日本擅自宣布营口为“中立区”，不许郭军进入市内。日本守备队长安沫内勇中佐更不许郭军在营口的河北站渡河。这样，营口便由日本替张作霖保有，从而阻遏并限制了郭军别动队的攻势[235]。这是日本对中国内政的明显干涉，目的在于支持张作霖而打击郭松龄。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向张郭两军发出第二次警告，称“对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以及离该铁路最终点约二十华里以内，禁止两军之直接战斗行为”[236]。关东军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抗郭军。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其附属地两侧20华里以内不准郭军进入，这条铁路无异成为保护张作霖的靠背，使郭军无法进入奉天。更为严重的是，从16日始，日本陆续派兵入境，虽遭到郭松龄的强烈抗议[237]，但据日方缩小了的数字，入侵日军已达1万人[238]，仅奉天附近就部署了1个师团的兵力[239]。日本的外交和军事举措，无论其措辞如何，但实质是给奉张以支持，给郭军的行动造成阻碍，从而对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