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联蒋反共与杀害李大钊
张作霖在军事上极力挣扎的同时，又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在政治上大搞联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并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方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统治。
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孙传芳、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相继瓦解，工农运动的普遍高涨，以及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它们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也因此加紧了。
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直接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南京事件”等震惊中外的血腥事件；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分化革命阵营，利用所谓“温和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来打击所谓“极端派”(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并曾一度想把蒋介石与张作霖这南北两大新旧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同反共，制造南北两个中国，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的目的。
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首先受到威胁，因而充当了破坏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间，当北伐军兵临武汉城下时，英帝国主义者以军用品接济吴佩孚。吴佩孚的军舰挂着英国国旗与北伐军作战，英舰并直接炮击北伐军。9月4日，沙面三艘英舰强行驰入广州省河，在广州、汕头等地拘捕我国工人，扣留我国汽船，进行武装挑衅，威胁北伐军后方。5日，英帝国主义者又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使我国军民伤亡数千人，财产损失数千万元。在直接的武力干涉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英帝国主义又提出了“改变对华政策”的新方案，并派新任驻华公使蓝浦生兼程来华执行这一使命。这一所谓的对华新政策的实质性内容是：以长江为界，一方面承认南方政府，一方面维持北洋政府，南北两个政府各据半壁江山，互不相扰。1926年10月，蓝浦生抵达中国。他先到武汉会见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陈友仁，就英国的对华新政策进行游说，企图以承认南方政府为诱饵，拉拢国民党内的右派和假革命分子，借以分化和破坏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陷于流产。12月22日，蓝浦生由汉口转到天津，又向张作霖提出了南北停战议和、划江而守的意见。当时张作霖刚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自我陶醉于扑灭革命、统一中国的梦幻之中，因此，对蓝浦生的建议不表赞同。他仍强调“反赤”问题，希望各国对他多加支持。蓝浦生则认为南方革命阵营并非铁板一块，而有左右二派与“真赤”、“假赤”的分野，劝张应区别对待，不要笼统“反赤”，示意他与南方右派势力和假革命分子取妥协态度，不要迷信武力。
日本帝国主义在极力维持奉张在北方地区统治的同时，也为促成南北反革命势力之间的妥协与联合而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1927年1至3月间，日本政府先后派外务省条约司司长佐芬利、陆军省官员铃木贞一和政友会重要成员森恪、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等人到中国南方进行“考察”。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奔赴于广州、南昌、武汉之间，刺探革命阵营内部的情况，会晤并拉拢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煽动他们与北方的奉张共同反共。如佐芬利所到之处，极力宣传蒋(介石)张(作霖)之间的“妥协点”，说两人“并无绝对歧异之点”，“均为统一而斗争”[73]，为推动蒋张合流制造舆论。1927年2月他回国之后，又立即向内阁报告：南方政府的势力，不久将达到全国，日本必须针对这一情况作出适当的安排。
与此同时，国内的反动势力如虞洽卿等人把持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等反共团体，也竭力为张、蒋之间的反革命联合敲打边鼓，制造舆论。上海商业联合会曾为此专门发表宣言，宣称：“惟念安国军张总司令、联军孙总司令在昔兴师，原在肃清赤逆，[徒以误认目标，铸成大错]。今时局推演，误会渐除，似宜以主义成败为前题(提)，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及此时机，与蒋总司令释嫌修好，共同建设，则赤逆不足平，天下不足治，实业可兴，民生可裕，受惠感德，岂独我商业同人已哉。”[74]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划与煽动下，1927年春，张作霖和蒋介石之间的“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风传一时，甚嚣尘上。在军事上连连受挫、已陷于不利处境的张作霖，此时一改常态，主动向蒋介石递送秋波，谋求妥协，发表宣言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余地。”[75]杨宇霆更加露骨地表示：“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之压迫，则南北妥协非不可能之事。”[76]早将张作霖引为反共同道中人的蒋介石，对张的声明当然心领神会，因而立即桴鼓相应，在抓紧投靠帝国主义，加强反共活动的同时，又密派李石曾等与奉张代表梁士诒、孙宝琦、杨宇霆等人具体密商“南北合作”的问题。对于“南北妥协”的种种幕后活动，当时不少中外新闻媒体如上海《申报》、上海《时事新报》、中国电通社、东方通讯社、路透社、北京《顺天时报》以及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等，曾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与披露。如《向导》周报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登载的《南北妥协消息一束》一文，就编列了二十余则有关该问题的报道，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电通社一月二十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
东方社二月二十一日北京电述杨宇霆意见：“……蒋介石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
东方社北京二月十二日电：“关于南北妥协问题，现在政客之往来渐形频繁……”
东方社二月十八日北京电：“李石曾现正代表南方政府与奉天代表折冲。”
申报二月十九日载赵欣伯对电通社记者的谈话：“杨宇霆所主张之南北妥协说现渐趋有力，倘使南方能排除共产主义，则南北之妥协亦非不可能。”
东方社二月二十四日北京电：“梁士诒关于时局谈话：“所谓讨赤，所谓国民革命，要皆不过急进保守两派实现其理想之表面文章而已……中国之事有外人不能想象微妙之作用，外表虽以主义相争，而其内幕仍通声气，均不旋踵即相结合而臻于和平统一实现之时期，余想其时期已不远，当努力俾使实现也。”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北京通讯述赵欣伯谈话：“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辩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气，似亦愿与北方合作。”
东方社三月四日北京电：“近因南北妥协问题来京奔赴与安国军接洽之李石曾氏，以南北之主张非绝对不能一致，且现下之形势，各方面之意向确有趋于南北妥协之势，故李于昨日出京，继由天津上海转赴汉口，与南方当局进行南北妥协之交涉。”
中国电通社(三月)十日北京电：“近日北方南北妥协之声调甚高，据接近杨宇霆氏某要人传出消息，现南昌蒋介石确已派褚某携条件来京，经过李石曾、杨度与杨氏(宇霆)协商，惟其条件与协商结果均异常秘密云。”
从这些报道中不难看出，当时张、蒋间的妥协与勾结活动是相当活跃的。3月间，蒋介石致电张作霖，“请张作霖来攻打武汉政府，同时答应给张以财政上的及其他的援助”。过后不久，张作霖便派代表到南昌蒋介石的总部，“共同协商夹攻武汉政府的具体问题”[77]。双方达成了如下妥协条件：(1)由蒋介石进攻长江下游，张
作霖进攻武汉；(2)从中国驱逐苏联布尔什维克等等[78]
新旧军阀在反共反革命的共同目标下达成妥协之后，便开始分头对南北两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张作霖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方面较之蒋介石毫不逊色，在他制造的一系列血腥事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派军警非法闯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
1926年3月19日，刚刚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他的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李大钊在北京采取了坚定的革命政策，积极地扩大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了北方的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从“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
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
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奉军与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即开始“反赤”的行动。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1927年3月1日，苏联商船“巴米亚列宁那号”赴汉口装运茶叶，在浦口被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查出载有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妻及苏联外交官员数人以及宣传品多件，张宗昌令一并扣留。后来解到山东济南。直至7月12日，才由北京高审厅推事何俊利用大赦令，将鲍罗廷妻及苏联外交人员释放。
北京军警继张宗昌所部扣押鲍罗廷之妻及苏联外交人员之后，又于3月20日以搜捕党人名义，大肆逮捕北京各校学生。29日，京师警察厅继续逮捕学生，并查明各校有国民党员约万人，共产党员六七百人，于是开列市党部重要人物名单，勒令各校校长交人。这可以说是搜查苏联大使馆的序幕。
京师警察厅在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前，曾通过荷兰公使欧登科，得到了英、美、日各国公使的“谅解”。因为苏联大使馆在东交民巷，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使馆区域。
4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武装警察队300余人，会同奉军宪兵司令王崎，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非法闯入使馆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并进行搜查，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与李大钊、谭祖尧、杨景山、范鸿劼、谢伯俞等共产党人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共35人。此外，中东路驻京办事处等也遭到了奉系军警的搜查。这一野蛮事件发生后，苏联驻华代办和苏联政府，分别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和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北京的工人、学生、教育界人士、学者和社会名流得知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起而营救。工人并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但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决心杀害李大钊等人。刚在南方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特致密电给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79]。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对李大钊等人“处以极刑”[80]。这说明，新旧军阀反共的反动本质毫无二致。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81]，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82]。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83]当天下午2时左右，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被处绞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秘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农民部部长莫同荣，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路友于等1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