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武汉、南昌、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为北伐军攻占后，革命阵营内部国共两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开始日趋表面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的诱使下，开始从革命阵营中分离出来，投入了以反共反人民为职志的反革命阵营。
蒋介石隐藏在革命阵营中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由来已久。早在广东时，他已开始制造各种反革命事件，如“中山舰事件”等。北伐战争一开始，他就篡夺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军政领导大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他乘革命形势高涨和敌人内部分化之机，收编了大批军阀部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南方大小军阀头目纷纷隶属其门下，其手下的军队由八个军迅速扩展到四十多个军，另有新编师、暂编师之类。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设南昌。旋即，他挑起了迁都之争，公然违抗连他自己也赞同过的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议，坚持要求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并野蛮地扣留了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此同时，他在南昌地区暗中策划，开始疯狂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例如，1927年1月，他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非法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并以党部名义派出大批爪牙当农运特派员，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捣毁农会，残害农会干部，组织假农会，公开破坏农民运动；1月26日，他唆使爪牙捣毁赣州总工会；3月6日制造“赣州惨案”，杀害了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以武力强行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封闭国民党左派主办的《贯彻日报》社。之后，又先后在吉安、雩都、抚州、上饶、都昌、永修、丰城、永新等十多个县和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大惨案。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立即和麇集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12日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纠察队，在反动军队的保护下，向闸北、南市、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打死打伤工人纠察队员300余人。
13日下午，白崇禧指派军队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同时，上海的许多革命团体，如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被强迫“改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先后牺牲。白色恐怖很快蔓延，东南各省到处在大屠杀，上海一时成了“虎狼成群”的野蛮世界。
继上海大屠杀之后，蒋介石按照既定方针，又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反动军队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查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等许多团体，并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
4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会议议决：“蒋介石戮杀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84]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发布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令，指出蒋介石“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决定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85]。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18日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样，在中国南部出现了两个相对立的营垒：一个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阵营，另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武汉国民政府虽对之大加声讨，但并没有立即兴师东征，而是进兵河南，开始了第二期的北伐。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对武汉国民政府构成直接威胁的，并非是东面的蒋介石(因蒋一时尚无力对武汉方面组织全面进攻)，而是北面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7年2月初，早就觊觎吴佩孚河南地盘的张作霖，利用吴与靳云鹗间矛盾激化(吴于1926年12月28日再次罢免了靳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河南局势正形混乱的机会，假借“援吴”名义，强行派兵进入河南。奉军与直鲁联军分由京汉、陇海两路南下和西进，齐向郑州进发，于2月8日占领安阳，14日进占新乡。面对奉系军阀的大举进兵，吴佩孚无力抗争，只得步步“让防”。而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人则力主“拒奉”。2月15日，靳云鹗在田维勤、魏益三、王维城、贺国光、高汝桐、庞炳勋、任应岐等直系将领的推举下，宣布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将“所有讨贼军，一律改为保卫军”，号令各部“不许有前防后防之界，视南视北之分”[86]，团结反奉，收复失地。3月11日，奉军在张学良、韩麟春指挥下，以飞机、重炮为掩护，分三路由黄河北岸渡河。至15日，三路大军先后渡过黄河，直逼郑州。靳云鹗部难以招架，败下阵来，向豫南方向撤退。吴佩孚则见大势已去，于3月15日黯然离开郑州，先是率残部逃到了豫西巩县，后又转辗到了南阳，但都无法容身，最后西逃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
奉军攻占郑州后，立即驱兵南下，又一路连克新郑、开封、许昌等地。至4月中旬，奉军已占领了临颍、郾城、漯河、西平、遂平等地，摆出了准备直取武汉的架势。奉系军阀的大兵压境，迫使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东征蒋介石的计划，而挥师北向，全力对付奉系。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兵河南能与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协同作战，合力抗奉，比较易于成功，这也是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北伐的一大原因。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武汉政府主要领导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及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先后发表演说。汪精卫在演说中指出，第二次北伐有三个目的：一是把革命的势力扩充到北京，统一中国；二是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三是打倒国民党的内奸蒋介石[87]。于是，北伐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5月上旬，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奉命率张发奎第四军、陈铭枢第十一军、何健第三十五军、刘兴第三十六军，并会合新投诚的豫南靳云鹗所部，由驻马店分路北攻。北伐军勇敢善战，所向披靡，于5月15日占领西平；17日攻取上蔡，奉军精锐之师富双英部悉数被俘；20日进克漯河；26日又在郾城大败奉军第十七军荣臻所部，毙敌三千余人，荣臻率残部溃走临颍。奉军以临颍为许昌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急忙从开封、郑州调派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各旅前来增援，共集结了六七万人的兵力，企图负隅顽抗，阻止北伐军的前进。27日，北伐军向临颍城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于当天攻克临颍，毙敌一万余人，缴获枪炮无数。奉军迭遭重创，无心恋战，仓皇向新郑、郑州方向溃退。29日，北伐军乘胜占领许昌，随即沿京汉铁路北上，向郑州方向追击前进。
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得到了冯玉祥的积极响应。早在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电告冯玉祥，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欣然接受任命，于5月1日在西安宣誓就职，将所部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制定了援鄂攻豫、会师中原的作战计划，决定兵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进展：中路军由冯玉祥亲任总司令，集中到华阴、潼关、灵宝一带，沿陇海路由洛阳向郑州推进；并以孙连仲为右路军总司令，出荆紫关，向老河口、南阳一带进展；以徐永昌为左路军总司令，由陕北碛口渡黄河，经太原出娘子关，直趋石家庄，切断奉军南进和北撤之路。南路军以岳维峻为总司令，督率国民军第二军留陕各部，由周至、鄠县、富平、祚水一带集中商洛。北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出宁夏，取道绥远，进攻察、热。
5月6日，冯玉祥率部由潼关直趋洛阳，向态度不明、成为出师障碍的刘镇华、张治公等部发起攻击(西安解围战役后，刘镇华请降，被冯玉祥委任为驻豫军总司令)，于当天攻克灵宝，次日又进占陕州，刘镇华表示诚心归附，通电就任东路军总司令之职。冯军继续东进，又连克卢氏、洛宁、渑池诸县，沿途之张治公所部数万敌军望风溃走，退守夷门、新安一带。22日，冯军攻破新安县城，俘敌六千余人，张治公率残部溃逃巩县，乞援于奉军。25日，冯军在磁涧重创张部敌军和前来增援的奉军万福麟部，嗣又乘胜追击，于次日一举攻占洛阳。洛阳克复后，冯军即分途向郑州方向追击前进。张学良“本欲死守郑州”，但看到奉军在南(京汉线方面)、西(陇海线方面)两路均告失利，“诸军已乏斗志”，情知大势已去，乃令两路奉军向黄河北岸撤退。他自己也于29日偕韩麟春“专车北行”[88]。30日，冯军几乎未经战斗，相继进占郑州、开封。6月1日，武汉北伐军由京汉路进抵郑州，与冯军会师，会师中原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6月4日，谭延闿、汪精卫、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等武汉政府军政要员联袂抵达郑州，随即派人赴潼关迎请冯玉祥。12日，冯玉祥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在郑州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就军事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地区归冯玉祥所部负责，唐生智所部撤回武汉休整；(2)原在河南的军队如靳云鹗所部等编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共编成八个方面军，即：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不难看出，武汉方面为求得冯玉祥的支持，以便在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斗法中占据上风，在地盘和军队的分配等方面，向冯作了较大让步。
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并未能改变武汉地区形势的逆转。这个时期，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广东、四川等省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了长江和京汉、粤汉两路到武汉的交通。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有意关闭了武汉的工厂、银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国民党假左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加紧了破坏活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则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和恐慌，开始脱离革命阵营。武汉的形势日益恶化，反革命政变的浓重黑云开始向这座华中地区的枢纽城市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