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自我、生存与居所 从笛卡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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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就是忽然有一个瞬间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如何知道我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想过,上大学后仍会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以前叫刘媛,现在改名叫冷欣,这个名字就不能代表我了,因为名字改变了。那么我到底是谁?我是我父母的孩子。但如果父母当年不结婚就不会有我,而他们的成婚也是很偶然的。如果当初相遇的人错了,我也不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哲学的发问就起始于这样一种惊讶和疑问:“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虚无?”这个问题与自我的问题相关联,即“我是谁?我如何知道我存在?”。不单单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也都思考过这个问题。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叫笛卡尔。他是法国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曾被印到他们国家的明信片上。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数学家、物理学家,他的哲学代表作叫《第一哲学沉思集》。在这本书中,笛卡尔一开始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如何知道我的存在,这样一个自我存在的确真的起点是什么?

通过刚才的提问,我们可以知道,名字、外貌、国籍、父母,我的这一切东西都不能作为自我存在的一个确真、不可动摇的哲学根基。哲学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自我存在的根基发问:我如何知道我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确真的根基,就可以真的相信这代表我,不以外部环境的改变、时空的改变、他人力量的改变而改变。

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自我呢?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如何知道我存在?第二,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确真的自我,我相信这就是我,不是他人,不是其他东西,这个时候,这个确真的自我到底是什么?

对自我的确证:怀疑之路

大家如果去国外的大学会发现,很多系的同学会在T恤衫上设计系标,而很多大学哲学系的系标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命题是怎么推论出来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它始于一个怀疑。哲学家都是爱发问的、好怀疑的一类人。所以,笛卡尔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我可以怀疑我所看到的一切外部世界的存在,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感觉。这个命题能否成立?

请大家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怀疑的权利和能力?也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些书可能都是假的,我看到的这些同学也可能是假的,我可能现在在做梦,对于在梦中写过的作业肯定不能当真。我可以怀疑一切外部世界的存在,包括桌子、椅子、电脑。但如果现在我摸摸旁边的同学,说“他是假的”,这样做可以吗?答案是“可以”。虽然这是一个怀疑,但它的问题是成立的。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外部世界的存在,包括自身的感觉和肉体。

这个命题本身就代表了先前的那些追问,外部世界的存在、我的父母、我的家、我在的小区、我的国籍,包括我的感觉,这些都不可以作为一个确切自我的起点。如果怀疑成立,大家设想一下,现在我们怀疑同学的存在是假的,怀疑桌子、椅子的存在是假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的?

怀疑本身。怀疑活动本身是真的,也就是说,怀疑活动是不可置疑的。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外部世界的存在,我们可以怀疑旁边同学的存在,但这种怀疑活动是不是真的?在怀疑同学存在的时候,发生的怀疑活动是真的。

如果怀疑活动是真的,就表明怀疑活动背后要有一个怀疑者。“谁在怀疑?”这就是第二个命题。回答是,在怀疑的我是不可怀疑的。因此,我们就得到了结论:“我思故我在。”

  1. 我怀疑我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的存在(包括我的感觉和身体)。

  2. 在怀疑的这个“我”是不可怀疑的。

  3. 我思故我在。

这里的“我思”指的是我所有的思维、我的意志、我的情感,也就是,它代表我心灵内部的一切活动,它就是我们的意识活动。

通过这个证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能否证明我们的大脑是真的?大家可以想想。其实是不能的。大家不要受物理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将自我、思维等于大脑。在这里,这个证明起于一个怀疑,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怀疑活动本身。

怀疑活动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在我的心灵,也就是我的内部发生的。当我思维的时候,当我怀疑的时候,我就存在。我思维多久,我就存在多久。而如果我停止思维,那么我也就停止了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我在思维”作为自我存在的确真的起点。假使有一天我失去了胳膊或腿,只要我还有思维活动,我就依然知道我存在。

自我的本质:思维

现在来到第二个问题:通过这样一条怀疑的道路,通过以上的怀疑活动,我们找到的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是一个思维者。先前我怀疑了我的身体、我的感觉,但思维才是属于我的本质,我的手、我的脚都可以和我分开,但思维与我是不可分开的。如果大家看过《阿凡达》[1],就会发现,科学也在不断地证实哲学的发现,《阿凡达》体现出的问题就是《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自我存在”的问题;而《黑客帝国》体现出的问题就是《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上帝存在”的问题。这两部电影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所以,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与我不可分的属性?”在主体哲学中,我的本质就是思维,是内在性的东西。这被称作内在哲学,或者心灵哲学。当我怀疑的时候,这个我是确真存在的我。这个确真存在的我,其不可分割的本质属性就是思维。

笛卡尔将哲学中存在的东西区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广延者(extending being)。请思考:当用广延者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描述什么?那么,什么是广延?广延就是占据空间的。什么是占据空间的呢?身体或者物质,一切的物质都是占据空间的。

第二类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心灵。心灵有广延吗?人的意识是否占据空间呢?当我说“我爱你”,这个爱是存在于我大脑的右半球吗?当我说“我喜欢吃小笼包”,这个喜欢是存在于我心灵的左心房吗?不是的。我们的心灵与物质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我们的心灵不占据空间。

那么,心灵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音乐和哲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当我们听到一段优美的歌曲,它存在于哪里呢?是在歌唱者的喉咙里,在听众的耳朵里,还是在创作者写的手稿上?

都不是,它在时间里。究竟在哪一段时间里呢?是我们用钟表来度量的时间吗?不是的。一般当我们谈到时间的时候,我们把时间定义为运动的度量,我们总是把时间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但刚才提到的时间是哪种时间?它又属于哪种运动?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时间叫内在时间,是内在时间性。

那么,内在时间性是什么呢?它是思维和意识的本质,我们的意识是一个不断绵延的时间之流。比如,现在我们拥抱一下自己的朋友,并记住这种感觉,接下来,我们回忆这个拥抱,那么当下的拥抱与回忆的拥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在心灵的时间之流中,它们所处的间歇不同。

总结来讲,存在可以分为基本的两大类:一类叫广延者,或者叫延展者,它们存在的本质是占据空间的,也就是物质;另一类叫能思者(thinking being),它是心灵的本质,是思维的本质,是意识的本质。它的存在是内在的,它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占据空间的,它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

“缸中之脑”:他者的缺失

回到先前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我通过一个怀疑活动知道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然后,当我确真知道我的存在的时候,这种存在的本质是思维。我思维多久,我就存在多久;我停止思维,我就会停止存在。这个时候的我,是一个能思者、一个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我思”,它是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叫作“我思”。

一个伟大的时代者,一个时代的英雄,一定是回应时代问题的人。那么,笛卡尔的这套主体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已经知道,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下,真正能确真知道的,只有思维。同时,笛卡尔是一个西方人,并且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不光知道思维的存在,还确真地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里,人能确真地知道自我思维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存在。

现在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我摸到了一个人。我们已经知道,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里,我只能确真地知道我的存在,以及这个“我”还是一个思维者,我不能区分我摸到的这个人是人还是机器人。根据这套怀疑哲学体系的划分,只有我的心灵是思维者、是能思者,而一切占据空间的东西都是广延者,对于这个占据空间的人或者机器人,我是不能确切区分的。我只能观察到他似乎也用心灵支配身体,并基本相信他与我是一样的人。这种内在性哲学,奠定了西方人的一种绝对的个体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的原子个人或“缸中之脑”[2]。

在我去美国一所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哲学系系主任看到当时复旦大学校庆的杂志,上面有很多人聚在广场上一起欢度校庆。然后这位美国教授说,原来中国的校庆是这样的,如果美国的校庆要印宣传册,宣传册上会印一个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是一群人。这种精神就是由笛卡尔哲学奠定的,这套哲学是一种绝对内在性的哲学。如果按照这套哲学体系,我们无法区分他人与机器人。在今天,机器人可以给我们送饭,可以按照我们的指示举手,甚至还能在展览厅里给我们指路。

在这套“我思”哲学的背后,没有一个他人的存在,只有一个“缸中之脑”的存在。在这一讲中,我会讲到三位给出自我问题回答的哲学家,他们分别从我思、世界、居所(也就是家)的角度来回答关于自我的问题。对于笛卡尔的主体哲学,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海德格尔:生存之思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海德格尔[3]的回答。海德格尔是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一部回应了我们时代精神的著作。如果说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我思”,是思维的我、确真的我。那么到了《存在与时间》,作者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叫“生存”。刚才我们提到了笛卡尔哲学的一个问题是我无法知道别人与他人的存在。而且,在笛卡尔的哲学中,我们明显会看出,这样一种心灵的存在是高于我的身体的存在的,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了我的感觉和身体,一开始就可以怀疑我的感觉和身体。

现在的时代和笛卡尔的时代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句话:“身体感觉到的,灵魂也一定能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承认一种感性的、当下的、生命性的东西。通过第七讲,我们知道,对于身心关系,笛卡尔是持二元论立场的,他认为,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思维,是能思者;另外一部分是身体,是广延者。笛卡尔设想精神通过大脑里的松果腺来控制我们的身体,以此来解释思维如何控制身体。

到了20世纪,哲学家就不再讨论身心二元问题了。因为哲学家用一个新的概念把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身心结合到了一起。这个概念叫生存。大家想想,我们在网上刷微信、刷微博是在找什么呢?有人会说找存在感。“存在感”就源于《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概念。当说到存在感的时候,它既不代表我的思维、我的心灵,也不代表我的身体。一个180斤的人并不比一个80斤的人更有存在感。

所以,存在感这个概念既不是描述心灵的,也不是描述肉体的,而是描述生存的。这是20世纪哲学对自我问题的回答。如果说笛卡尔的哲学对自我问题的回答是思维和我思的话,到了20世纪,人们会发现,我思这个概念太内在性和绝对化了,它不能更好地描述自我的存在。于是,20世纪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此在,把人的存在称为“此在”。

“此在”的概念,用英文表述是“there-being”,用德文表述是“Dasein”。单看这个词的构词,这个概念表达了何种含义呢?“此在”,也就说总是在那儿存在的。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如何来思考、评价人自身。

存在的领会:情绪

霍金曾经发表过一段感慨,认为在今天解释世界的话语已经不再属于哲学,而属于物理学了,这是自康德以来伟大哲学传统的堕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哲学在今天没有提供人们对自己生命问题的回答,我们今天是在用物理学的方式来回答生命问题。霍金在这里说到的物理学不是一种狭隘的物理学,而是在传统哲学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概念下的物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物理学相对的概念,叫作形而上学(metaphycis),即物理学之后,也就是哲学。所以,霍金所说的物理学,是指一切自然科学,一切能够被数量化、数据化以及用事实来评判的东西,他把它称作物理学。

当下,我们对人的认识充满了生物学式的理解。比如,我们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认为爱是多巴胺[4],当你见到一个人,就会开始分泌一种多巴胺,开始有所感觉;我们把人按照星座划分,见面会问,你是哪个星座的?会说天蝎座和双鱼座合适,跟狮子座不合适。今天,我们用这样一套东西来解释自己,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我们把人当成了一个对象,一个可以被数据化、被量化、被评估管理的东西。人的生命成了一个可以被计算的东西。

于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就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一套比科学更能解释生命现象的概念,他把它叫作“此在”。此在是什么?此在是一种存在者的生存方式,这个存在者就是你、我、他。但是,他并不是置于其他众多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你、我和桌子的存在是不同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同呢?海德格尔的解释有点绕,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存在本身发生交涉,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对自身有所领会,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里反复出现的东西是什么?是存在,或者说是领会存在、关切存在。

现在,问题就变成了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人和桌子、椅子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人和动物以及人和桌子、椅子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桌子、椅子这类存在者的存在,在这里是由它们的本质规定的。我们创造一个桌子,心中要有对桌子本质属性的把握。我让你创造一个桌子,而你造了一辆小汽车,那我就会说这不是桌子。人的存在和一切物的存在都是不同的,就在于人会思考自己的存在,人不仅思考自己的存在,还关切自己的存在、领会自己的存在。人会想我为什么存在?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存在予以关切与领会。人对自身存在最深刻的领会,恰恰不是一种思考行为,而是情绪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丧”。我说我很丧,这就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充分地把我的生存状态暴露了出来。这是哲学的一大突破,因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我”还是一个理性的思维,但是当我们用“此在”、用生存来描述人的时候,人恰恰与自身的生存真正发生了关系。当我说“我忌妒我同桌”的时候,我在这个情绪中充分暴露了什么呢?我的生存实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真正发生关切的时候,是在情绪中的。

在世之中:操心

关于情绪,我在这里先不展开。在现代哲学中,哲学家用来描述人的概念,不再是思维,而是生存,是“此在”。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只是做这个事情,而是与我的生存本身、与我的存在本身发生关系。比如,大家去学校上课,是在前一天晚上为自己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还是随便穿?如果是随便穿,这也表达了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关切,这种关切就是随便。

再比如,你要跟哪个人交朋友、将来准备读哪个专业、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要与谁结婚,等等,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你对你的存在、你的生存的一种回答和追问。这不只是一个思维的问题,而是人与动物的不同。无论发生什么,人总是会对自身的存在予以关切和回答。当一个人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此在。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从这个构词就可以知道,人的存在是一种在那里的存在。

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自己在哪里,比如,在书店,在大学,在人民广场,等等。我们提到的这些地点的统一结构是什么?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建构。人的一个基本的规定是,此在总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经常说的人生在世。不管你在哪里,你总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首先来讲“在之中”的问题。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在之中”,与水在杯子中的“在之中”、椅子在教室中的“在之中”、地球在银河系中的“在之中”有什么不同?比如,小明放学了,他妈妈忽然打电话来问:“小明,你在哪儿呢?”下面的哪个回答,妈妈会喜欢呢?有同学可能认为,小明回答“我在书店”,妈妈会喜欢;如果回答“我在网吧”,妈妈就不开心了。

那么水在杯子里的“在之中”,与刚才提到的在书店里或者在网吧里,这两个“在之中”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妈妈会对两个“在之中”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妈妈会不会对水在杯子里的这个“在之中”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呢?一般不会。当我们说人生在世,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时候,这个“在之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在网吧里的“在之中”,一定是玩游戏,而在书店就是在看书、学习。

我们知道水在杯子里这种“在之中”,是一种物的存在方式,描述的是空间关系。一个广延者,占据空间中的东西的存在,它的“在之中”就是它的处所,表明的是一个位置、一个空间。而人的“在之中”不仅是一个位置、一个空间的问题,更加表明了人的生存状况。

所以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在之中”非常重要。比如,爱因斯坦在实验室之中,小明在书店之中,妈妈在厨房之中,小宝在卧室之中,我在书房之中。这种“在之中”,不是描述一个位置、一种空间的位置,它描述的是人的一种操心活动,英文叫“care”。你在操心,你在操劳于某事。所以人的“在之中”,表达的是人的操心活动。

人生在世总是操心的,这个操心表达的是,对每个人、对你自身存在的一种关切,这个操心不仅仅是从事某事,而是表达了人的基本关切,是你在乎某件事情。所以,期末考试结束后,大家对自己的考试成绩都是有所操心的。这是人生在世,它有一个基本规定就是生存,这个生存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

这个世界就是你所投身、所操心、所依寓的那样一个因缘整体,一个原发性的生存空间。你的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客体总和,不是日常所理解的自然,而是人生存在那里的一种因缘整体,一种生存的空间。

所以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一个回应就是,哪怕是思维活动,哪怕是怀疑的一种活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样式,所以他说生存是比怀疑、比思维更本质、更根基性的东西。当我们以在世来规定人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日常状态下,我是谁?

“我是谁”:常人

在这套存在主义[5]哲学或者说海德格尔哲学中,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生存来规定的,是由这样一种在世结构来规定的:你在世界中存在。人的一切存在、生存活动都是由在世规定的。那么个人的生存与别人的生存有什么不同?

大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和一群人,比如班上同学的生活都非常相似。可能7点左右就去上学,然后做早操、上课、课间休息,最后放学。而我可能和你们的妈妈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回家要做饭,要想着第二天家里人吃什么,猪肉便宜就赶快买猪肉,禽流感来了就不做鸡翅。

所以在日常情况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在日常的状态下,我是谁?日常下的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我是谁?我是他们,我是大家,这个“他们”“大家”就叫作常人。用英文来说,叫“the They”,用德文来说叫“das Man”。

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吗?也就是,我如何知道我存在?到了海德格尔这里,这个时候确真存在的我是什么呢?就是常人。常人不叫人,在哲学中,我们不会用人来回答问题,因为人的回答不够深刻,不够本质。当我问这位同学你是谁啊?她肯定不会说“我是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或是“小萝莉”才是对她生存的回答。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御姐”“女王”这些概念,都是对生存的回答。

所以在日常状况下,我是谁呢?因为我是做哲学的,也会开公开课,所以每个学期总会有大学毕业的同学,毕业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同学,到学校来看我,来对人生的意义寻求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忽然会有一个瞬间,他发现自己先前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人都会有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尔格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是残酷的。但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讲一种新的哲学,让大家有希望。什么时候人会觉得人生空虚、无聊、恍然如梦呢?比如,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为了她付出了很多,爱了她十年,最后这个女人连看他一眼都不愿意;有人为了一份工作,付出了好多的努力,一直加班,但突然来了一个新人,他就被顶替下去了;或者你很努力地为参加高考做准备,但高考那天你发烧了……人生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瞬间让你梦碎。

但是我要告诉你,梦碎不可怕,因为这本身就是生存的实情。我们在生存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梦碎呢?在日常状态下,我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没有什么不同,不要给自己赋予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化的、诗意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在日常状态下,我不过是常人。常人描述的是一个生存状态,一种中性的、日常的、平均化的生存状态。

我们在日常状态下如何来领会自己呢?当我问你是谁的时候,你会说我是某某班的学生,我每天都要学语文、数学、英语,我还要打游戏。在日常状态下,当回答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这样回答的;等再大一点,我们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职员,我是某某人的先生、某某人的太太,等等。

作为常人:公众意见与迷失

那么常人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样的?很多的悲剧都是由常人的存在方式给定的,所以不要说怨恨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阶层,因为它是一个人生的实情。常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平均的存在,一种平整的存在。美国诗人庞德[6]的诗歌《在地铁站》就是对现代人的存在的一种回答: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常人是我们存在的日常状态,很多悲剧是由常人造成的,我们不能逃避一种常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避免一种观念,一种庸俗的、平均的观念,避免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

常人的第一种存在方式,就是公众意见。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公众意见就是大众已经对一件事有了一个一般的评价,有了一个一般的衡量标准,任何越界行为都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是要受到鞭笞和批判的。

比如,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剩女”现象。我有一个朋友,她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当地的一个警察。大家知道从外地考学考到上海来很不容易,在她考上名校硕士研究生那一年,当地公安局里的人都非常兴奋,纷纷向她父亲道贺。在她考上博士研究生那一年,公安局局长特意跟她父亲道贺,说你的孩子太优秀了,这个父亲充满了骄傲,一直为女儿感到骄傲。直到女儿博士毕业了,又过了两年还没有结婚,于是就成了所谓的“剩女”。有一天,父亲就跟她女儿说:“孩子,你快结婚吧,你二姨甚至门口看门的大爷都在问我,你都让爸爸成了家族的耻辱了。”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这位父亲有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来想问题的。我们认为一个女孩子或一个男孩子,读书时就好好读书,博士毕业后就该马上买房子、结婚生子等。这种观念是谁给我们的呢?是常人。在日常中,我们也是常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不自觉地就会把这种观念强加给别人。我不是在批评这位父亲,我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警醒: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你觉得周围的哪个人跟你不太一样,你会不会想,他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他有问题吧?我们经常会这样想。

作为一个基本的存在,常人会有一个公众意见、一个一般的判断。并且常人还有一点很可怕,就是会卸除每个人在日常中存在的责任。在这一套存在主义哲学中,我们的生存是一个责任,是我们自己要担当下来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存在负责。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存在关切,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对我们的存在负责。不管是父母还是朋友,没有人能对它负责,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存在负责,需要在人生的重大关口,自己做出决断和抉择。

但是常人会用一种公众的意见和标准来迷惑人,卸除人在人生中的一些重大抉择上的责任,而且常人还是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常人的存在,就是一种非本真的、非自立的存在。一种本己的存在迷失,丧失在一种日常的存在中,哲学把它叫作沉沦。沉沦不是一个道德术语,也不是一个宗教术语,沉沦是指在日常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常人的生存状态。

很多同学认为这样太悲观了,我在这里只是给你们描述了一个生存的实情,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表达。我们知道,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把几百年来,也就是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塑造的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信念体系摧毁了。启蒙运动者相信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理性的契约缔结成一个社会关系,这就是一个理性的共和国。理性的个人、理性的群体通过理性的创造也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人类历史的永久和平和繁荣,这本来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如笛卡尔、康德、莱布尼茨这些人设想的一种情况。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用自己所造的武器大规模地杀人,使得这样一种现代性的西方文明陷入了绝望和迷失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通过这样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将这种绝望和迷失表达了出来。

在笛卡尔哲学或者是主体哲学中,我是思维,这个思维的我是确真的,是不可怀疑的。但遗留的问题是,这就割裂了心灵和身体,出现了身心的分离,所以哲学发展到存在主义哲学,通过此在、生存,再一次把身心结合起来了。在这里,此在是身体在这里,也是心灵在这里,这就弥合了身心二元。在日常状态下,我是常人,“I am the They”,我是大家,我是他们。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大学给学生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个学经济的学生,他对我说,按照存在主义,我是我所操心、所从事的那些事情,我之所以与大家相同,是因为操心的事情相同。比如我们都在打游戏,都在做作业,如果将来做一个股票操盘手,那么日常操心的肯定就是股票,我就是从股票操作中领会我自己。

真理有时总是偏激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这样说没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问题,他以这种方式是回答不了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那个时代流行“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学校按照我的成绩要把我分到理科尖子班,后来那个班里有好几个同学都考上了清华。但我在没跟父母商量的情况下,专门去找教导主任说要读文科班。这个抉择肯定是我自己的抉择。我们在生命中都会做出一些选择,包括最简单的选择,比如,我们的情感问题,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就是想跟小明一起玩,就是不想跟小李一起玩。这种行为是我做出的,怎么能是一个常人的活动呢?所以,存在主义哲学也有它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我们所操心的事情,也就是“things”的角度来理解人。后来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批评他说,你把人理解为物了。这是海德格尔留下的问题。

列纳维斯:存在的居所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迷失自我。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而是给了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工业文明,进行反复的操练,做文科工作还好,做理工科工作更有可能每天在反复做同样的事情。

我弟弟是做IT工作的,虽然收入高,但每天早上7点多就要去上班,晚上要加班到10点多,每天都在重复做这样的工作。他经常问我:我所做的事情,难道仅仅是为了挣钱吗?我的价值就是用钱和工作来衡量的吗?我到底是谁?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之所向者、心之所系者,就是你所爱者。钱可以买我的技术,这是学校教给我的,但是钱买不来我的心之所向、心之所系。所以,那一套存在主义哲学虽然很好地描述了我们生存的实情,但是我们必须对它写入新的东西,以便未来的人能够领会我们的生存。

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叫列维纳斯[7]。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他的家人遭到了纳粹的迫害。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西方文明讲自我、自由、进步、民主都讲得这么好,但是纳粹政府却是德国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他发现这个哲学背后的自我问题有致命的缺陷。我们上面讲到的笛卡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没有逃脱这个问题,这样一个自我实际上是扼杀他人的。在人的天性中,我们对他人的存在总是冷漠的。于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叫居所哲学,以此来重新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在主体哲学和存在主义的自我之间做一个协调。也就是,这样一个我,不是主体哲学中说的那种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的、完全是从我的思维出发的内在的原子个人。这样一个我,就像存在主义讲的,依然受到外部的影响,依然是在这世界之中的。这样一个我,在日常状态下,也不单单是常人。按照存在主义的描述,我就是常人,I am the They,但如果真正看我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我实际上是一种认同行为。“identification”就是身份证,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动名词,表示一个认同。我把这样一个外部的或者是我的行为,认同为我。这种认同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而以前的哲学所认为的自我是一个实体的、实质性的东西。大家在后面会发现,这样一个我是不断被充实,不断被成就、完成的。

“the I”,这样的我,最本原、最原初拥有的是什么?人生下来就有一个身体。所以身体是“the I”的一个原初拥有,并且这个身体会伴随我们一生。只要有身体,从身体就能引出居所来。你有身体,就要为这个身体寻找一个栖息之所。所以,我们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安身立命”。这个命就是我的生存,但这个生存不是完全由常人规定的,这个命来源于我身体的栖居,身体的栖居就叫居所(dwelling)。狭隘的居所就是你的家,但广义的居所是指你存在的地方、你存在的根基。

所以居所的概念可以非常广博,它包括你的家、你的故乡、你的国家、你整个的境遇、你的历史,这些都是一个居所。为什么居所对人来说这么重要?1912年,清政府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叫王国维,投湖自杀了。民国当时也高薪聘请他,让他做学者、教授,但他为什么要自杀?虽然他的小家还有,但使他真正自杀的原因是他丧失了大家,丧失了居所,这个居所就是他所信奉的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明。

生存的实情:生而有家

这里我想先谈一下演化论。演化论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我们虽然不反对科学,但我们要反对唯科学主义,或者科学至上主义。所谓的科学至上主义,就是认为通过研究人的神经、大脑、人的生命构造等,就可以对人生的实情做出一种预判,做出一种本质的规定。

接着我们来谈“人生而”这个问题。生就是存在,“人生而”怎么样?这里需要一个后缀。先来说第一个答案:人生而自私,物种竞争,弱肉强食。资源有限,我一定要占据最高峰,把别人踩下去,今天这个文明教给我们的,就是一种进步主义,一种演化论。所以严复当年把天演论、演化论介绍到我们中国,在我看来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套演化论是有问题的。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有问题,因为对于人究竟是不是由猴子演化来的,现在还没有定论,我在这里指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它存在问题。

即使人是从猴子演化来的,演化来的也不是我的良知,而只是我的身体。所以演化论的一切起点,在于动物性的身体。为什么要竞争?为什么会贪婪?为什么会自私?这些都是因为我的身体需要资源。并且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越进化,身体也会越进步。即使承认人是有身体的,但有身体的结论绝不只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有身体的结论是人生而有什么。

当你生下来,父母没有让你去和动物抢食物,如果看生存的实情,人的身体与动物的身体相比是脆弱的,我们有一个易碎的身体,恰恰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脆弱的,所以我们生而有家。这是一个问题的起点,人生而有家,有房子、婴儿车。你是在一个婴儿车里,在一个父母布置好的环境里长大的,你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母亲。据说小孩子在6个月以后才能够区分自己和母亲,在6个月之前,小孩子是没办法区分自己和母亲的。稍后我会讲到居所还由哪些要素构成。

我们人是生而有家的。家是心之所系,但我们不能把家狭隘化了。我以前对儒家文明是有所批评的,因为我觉得儒家文明是一种血亲文明,儒家文明里没有陌生人伦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和陌生人建立一种关系。现在我们不是陌生人,因为我是给你们讲课的老师。但对一个没有被纳入伦常观念中的陌生人,儒家很难让我们与之建立关系,这是我对它有所批评的地方。

但随着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考居所哲学,我觉得可以给予儒家新的阐释。

今天我们重新来谈家,就是要对抗一种主体哲学、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是常人,我们所思的,就是我们所操心的东西。而主体哲学又有绝对内在性的倾向,在主体哲学中是没有他人的,这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杀人的合法化。所以我们提出的这种对家进行思考的哲学,就是要重新来思考自我问题。我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找到一个居所,让它栖息,这是我生存的起点。

比如,当我们睡下,蜷缩在一个角落时,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场所,它变成了我们作为基础的避难所。居住(habitation)能被理解为是对诸用具的使用。家之服务于居住,如同锤子用于锤打或笔用于书写。它为人遮挡恶劣的天气,让人躲避仇敌。然而,家与我现在用的电脑、话筒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在终极的意义上,人在家中维持着自身,家在人的生存中占据一个优先地位,这种优先性不是我活动的目的。什么叫活动的目的?比如我现在要用话筒,用话筒是为了给你们讲课,这叫活动的目的。家恰恰作为人之活动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家是开端。所以居所就是身体的空间性。

我们通过居所这个概念重新来思考一下笛卡尔的怀疑。笛卡尔是很好玩的,他怕冷,总是穿着很大的睡袍,缩在壁炉里,暖暖和和的,每天下午在那里开始沉思。坐久了,他开始怀疑壁炉的真实,怀疑暖和的感觉,怀疑浴袍的真实等。但是还有一个没有怀疑到,是什么呢?他的居所。居所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不是一个房屋,而是维持我们存在的根基,是我们生存的起点。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人经常会处于一种茫然失所的状态。人的在世存在是被抛的,我们是被抛入世界的,是烦恼的、焦虑的,是有死的。所以在世存在的三个基本规定是:烦、畏、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不是生存的全部。我们在家的幸福、在家的熟悉和亲密,是肯定了我们的自我的。

操心之外:享受

现在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概念,是一个和海德格尔的“操心”相对应的概念,在居所哲学中,这个新的概念叫“享受”(enjoyment)。我们不仅仅是活着,当你对活着发出一种追问的时候,恰恰是你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比如,我喜欢喝咖啡,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喝咖啡不仅仅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一种中性的操心、中性的生存,喝咖啡还有一种纵享丝滑、绵柔的感觉。

你们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饭是什么饭?我认为是妈妈烧的饭。烧饭非常重要,因为涉及享受。怎么来对抗前面提到的存在主义的茫然失所和虚无呢?它们也是生存的实情。因为我们在生存中有一部分的实情是茫然失所,是一种操心、一种烦、一种畏惧,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我为什么还坚定地选择活在这里,而不去死呢?希腊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悲观的。当时有一个人想知道人生的幸福在哪里。他去问一个智者,说我想寻求幸福,然后智者就说,人生的幸福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估计你已经得不到了,那就是没有出生;第二条道路就是快点死去。人生有它的苍凉,有它的悲剧,有它的空虚和无意义之处,但是为什么我们依然选择站在这个脚下的大地上呢?因为人生而有一个居所。居所是肯定人生存的意义的。

我们再来看看居所和其他生存方式的不同。居所里有一种幸福,有自我的内在性能。自我的本质既不是心灵,也不是肉体,是居所,居所是我享受生命、享受生活,用来滋养我生命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滋养的现象,我建议大家抽时间看一个公益片,叫《大自然在说话》。那个影片讲得非常好,在人成为主人之前,大地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它在默默地滋养着我们,不是我们要占有资源和改造的对象,而是滋养我们的环境。这些无人称的、不被占有的元素,构成了我们生存最基本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生存有被滋养的一面,有享受的一面,有在家的一面。

“同在人”:女性的滋养

我再讲一个问题:在家中,构成一个家一定要有什么?家里是有爱的、有人的。这个人,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女性”。你的父亲也是一个“女性”,这里的“女性”不是指一个性别,我在这里是用“女性”这个词来描述家人的一种特质。女性总是滋养的,是通过子宫来孕育、滋养我们的生命的。“女性”是让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是娇弱的。比如,过年的时候,我和兄弟姐妹还有爸爸坐在那里等着开饭,而妈妈总是在厨房里说,你们先吃。如果你现在不理解这个“女性”,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叫“同在人”。家里的那个人是同在人,和我们遇到的陌生人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是常年在外的军人,他母亲单独抚养他好多年,非常爱他,把什么好吃的都给他吃。后来,他外婆去世了,他母亲非常伤心。有一次,他母亲告诉他说,大约有五年之久,她经常想要自杀,去找他外婆。我朋友当时就很不理解,说,妈妈,难道有我不就够了吗?他母亲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为什么竟然想要自杀呢?因为她失去的不是一个亲人,她失去了她的居所,而居所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的血脉,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失去自己的同在人时,会感觉心一下子没了、肩膀没了、腿没了。这就是居所中的同在人或者居所中的女性的意义。

我们生而有一个居所,然后与这个居所、这个同在人一起,这个居所不断地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而当我失去居所中的同在人的时候,当我失去居所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丧失了我存在的根基,家园毁坏了。所以,居所中的同在人与我们发生的关系,不同于我们与陌生人发生的关系。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是由理性的法则,也就是法律规定的。法律的本质是理性。所以,我不能随意伤害任何一个陌生人。这是我们与社会中陌生人的关系,但是我们与居所中的同在人的关系,首先不是理性的法则关系,而是感性的,是一种滋养的关系,是一种感受性。

所以,在我看来,先前的哲学不仅误解了自我,也误解了感性。我们说的感性,在哲学上指的是感觉。感觉是什么?这个杯子是圆柱形的,之所以说它是圆柱形的,是因为我有一种触觉和视觉。我们总认为感性是一种不完整的、欠缺的认识,只是理性认识的一种原材料。但大家想一想,感性的本质真的是认识吗?当然不是。感性的本质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当下性的满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你看到殷红落日的时候,你当时就满足了。感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当下的满足,是对生命的一种滋养,而这也是我们居所的本质。

这就是同在人与我们的感受性的关系。可能西方有“女士优先”的提法,所以会用女性的“她”来指代他者,我们也可以用“女性”或者“同在人”的概念。同在人与我的同在是居所的同在。并且当我们有家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是家的主人,意味着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要把家中的东西拿出来,滋养他们。所以,这样思考下来,我们发现,我们与居所的关系,恰恰是因为生存,生存有它的不可承受之重,有它的艰辛,有它的虚无,有它的苍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由于我脚下所踩的大地,我的生存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我的居所、我的家园,它是我生存的起点和开端,是我生存的避难所。家园中是有女性的,是有同在人的,他们是娇弱的、滋养的,与我产生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滋养关系。在这个家园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好客和慷慨的心态来面对其他的陌生人。

最后说明一点,千万不要把家园狭隘化了,单单理解为我的血亲伦理。我们谈家园的时候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谈的。列维纳斯本人讲的家园可以是我的家庭、我的故国、我的故乡、我的回忆。所以,在今天,虽然我们面对技术文明的发展、面对全球经济政治的动荡,但我们依然有一个居所、一个家园去守候,并且我们不只是捍卫我们的家园,我们也要滋养、帮助别人的家园,包括以一种好客的心态来欢迎、接纳陌生人。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冷欣)


[1]2019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萨姆·沃辛顿、佐伊·索尔达娜和西格妮·韦弗等人主演。

[2]具体论述参见本书第一讲和第七讲。

[3]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唯一能与之并论的可能只有维特根斯坦。著有《存在与时间》《林中路》等。

[4]多巴胺(dopamine),一种脑内分泌物,属于神经递质,负责传递亢奋和欢愉的信息。

[5]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海德格尔一般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本人是明确拒绝这个标签的。

[6]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艾略特的《荒原》乃经其手删减而成。著有《比萨诗章》等。《在地铁站》为其传播最广的作品,中文译本极多。本文参考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先生(1915—2002)的译本。

[7]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法国哲学家。1928年在弗莱堡大学跟随胡塞尔研究现象学。与海德格尔从“存在者”通往“存在”的存在论路径相反,他在思索“存在”如何到“存在者”时,坚持“他者”的优先性。著有《从存在到存在者》《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等。


第七讲 心灵难题 从机器人与丧尸谈起第九讲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科学、真理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