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升堂入室了
1973年秋，我妈妈从南京来住了一个月。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对一切都很好奇，我就陪她四处观看，没有去上工。她回南京后，大队就叫我去本村的兽医站上工，不用去地里劳动了，又把本村医疗站的药房搬到了兽医站，叫我兼管给人发药。
向大队推荐我的人，是我北农大的同届女同学容珊，她父亲是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容庚先生，早年和我父亲都在燕京大学任教，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重关系，我和容珊在学校时就很熟悉，毕业后，她留校读农学副博士研究生，没想到18年后，在这大西北的小农村我们又相逢了。她副博士毕业后本应留校任教，却因为她丈夫（也是同届同学）被划为右派，把她夫妇放到青海省，在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工作。植物所由青海迁到了杨陵，她们也来到了这里，由植物所派她担任杨陵公社的农业指导员。植物所在官村租了30亩地作为试验田，所以对官村格外照顾，容珊也以官村为她的常驻点。她平易近人，又能吃苦耐劳，特别是她对农业技术的指导很有成效，群众威信极高，大队的领导们都尊重她。正巧那年，村里医务室的司药和兽医站的司药二人都犯了假公济私的错误，需要撤换，容珊适时说了句：“你们现成有人，为什么不用？”于是我就高升了。其实，干什么都是挣工分，但这种专业性质的工分称作“等工”，就是以全大队的平均工分为基准，不用再干一天记一回，而是天天有工，劳动强度也轻了。
官村的医生和兽医是经公社正规培训过的，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也工作多年，积累了不少专业知识和经验。我按照处方取药，给牲畜灌药、打针，可谓游刃有余。每天上班，把瓮里的水担满，器具洗净清毒，房里、院里打扫干净，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着也像个单位的样子。干了一个月，我发现我挣的还只是七分工，便去问管工的副大队长，他倒很坦然地回答：“对你就不能同工同酬。村里人多嘴杂，人家若问：为什么不用贫下中农子弟？我马上可以回答：哪个贫下中农子弟肯记七分工干两个十分工的事？你少挣点儿工分，全村都不会有意见。”我想，既然吃亏沾光都在明处，七分就七分吧，怎么也比在地里干活儿强。
干了一年多，到了1975年，县里搞合作医疗，牲畜也合作医疗，附近十几个村，只有我们村有个兽医站，业务就多起来了。满院子的骡马猪羊，人们还得在牲畜间走过来拿药，显得对人不尊重了。于是村上改变了布局，把兽医站搬到油坊的大土壕里，人医的药房还搬回医疗站，另用一个司药，我就只管兽医站这边的事，直到1978年底，足有五年之久。
官村兽医站的兽医师叫魏六劳，比我小四岁，按辈分，他称我为二嫂。他学的是中兽医，老师是公社兽医站的一位民间老兽医，治牛病很有名，我学的是畜牧，更不懂中兽医，好在以前在牛场、猪场干过，有点儿经验，常见的毛病也能应付。六劳家里事多，又爱赶集，所以兽医站常是我一人当家。合作医疗后，附近生产队的牲畜并不是真有病，而是来灌些四季补药。兽药厂生产的各种中成药，诸如伤力散、健胃散等，拿开水一冲，晾凉一灌就行了。若是加点儿蜂蜜，牛就大口地自己喝，更省事儿了。但有时也会来个急诊。那一天，本村的饲养员急急地拉来一头大骡子，我听见他喊，赶快出去看，那骡子全身在出汗，滴在地上吧嗒地响，和下雨天房檐滴水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赶快先给它吊上几瓶盐水，再给打了一针阿托品，半小时后，它一切正常了。饲养员说这叫黑汗病，猝然就能死掉，饲养员对我挺满意，我也增强了自信。骟小猪最简单，骟老母猪，我在南兵营时也干过，猪发高烧，给它在耳朵上挂瓶盐水，里面加点儿抗生素，效果不错。牛羊的鼓胀、马骡的结症，都没什么难治的。不过我也出过医疗事故，把一只小羔羊灌药灌死了，我很抱歉，但农民很宽容，没有索赔。
有一天，南壕饲养室的一头大公驴突然死了，大队管这事的很生气，叫六劳和我去调查。我俩费劲儿剖析，发现肋骨断了几根，腹腔内全是血水，明白它是被打死的，饲养员却说它是自己摔死的。六劳对我说：“咱们和饲养员们是‘水码不离桥’，得互相帮助。”我自然听六劳的，汇报就是“外伤致死”，大队也没深追究，正好那时我村有一个劳动队在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把死驴拉到工地伙房，改善了一顿，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