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杰弗逊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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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问我谁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我的回答将是托马斯·杰弗逊，除非我们对于“哲学家”一词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哲学家，用约翰·杜威的话来说，就是把自己关在“设备精良的健身房里从事辩证思维训练”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称谓的意思是指产生最伟大思想的一个人，他影响了美国思想的全部状况，那么，我觉得，只有杰弗逊当之无愧。如今，在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普通人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这一观点如此深入民心，以至于我们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忘记了在联邦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普通人是否有能力有信心管理好他自己。如果我们阅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它仿佛节选于今天的一位参议员所发表的演说——我们也许就会意识到这一思想基调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如果认为人类就是处于现状的人类，那么，谁管辖他们呢？他们的激情……我们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在于我们误以为人类比他们的实际表现更诚实。主宰我们的情感因素是我们的志向和兴趣；一个明智的政府将有责任利用好这些情感，以便使它们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所有社会群体都分为少数派和多数派两大阶层。前者属于富人阶层，出身高贵；后者指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因而他们很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所以，在政府机构中，我们应该把第一阶层放在显著的、永久的位置上。”

这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会议上的发言。假如今天的一位参议员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时如此遣词造句，他的朋友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这准确地衡量了杰弗逊对美国思想的影响程度。普通人，就像民主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如今，即使它的敌对方也肯定会认为它值得称颂，这要感谢杰弗逊。

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一开始，杰弗逊就把它明确阐述为信任民众和害怕民众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它变得异常尖锐。1816年7月12日，杰弗逊在写给塞缪尔·柯切沃尔（Samuel Keieheval）的一封信中如此宣告：“我不属于害怕民众的阵营中的一员。他们，而不是富人阶层，才是我们追求永久自由所依赖的对象。”他在晚年时期曾给拉斐德（Lafayette）写信说道：“一个病态、柔弱、胆怯的人害怕民众，从本质上来讲，他是托利党人。健康、强壮、勇敢的人心里装着民众利益，从本质上说他属于辉格党人。”一年以后，即1824年，他在给亨利·李（Henry Lee）的信中写道：“从身体条件上来说，人自然而然地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人，害怕、猜疑民众，希望夺走他们的所有权力通通集中到高层管理者的手中。第二类人，和民众水乳交融，对民众充满信心，认为民众最诚实可靠，尽管民众并不是公众利益最明智的保管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去世前不到两个星期，信中包含下述醒目的文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或者转向人权问题。科学的光芒照耀世界，向每个人揭示了一个统一真理：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在背上配备有鞍状物，少数幸运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穿上马靴，装上马刺，并遵照上帝的恩典随时准备合法地骑在多数人的头上。”（1826年6月24日，写给罗杰尔·C.卫特曼的信。）

杰弗逊是经济历史学家们感到很头疼的一个研究对象。杰弗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之间的问题显然是自由和财产之间的问题。杰弗逊是一个有土地的贵族，他殷实的财富（他的“阶级意识形态”）应该影响了他的见解；而汉密尔顿只不过是个野心家，杰弗逊称他为“自命不凡的英国人”。也许讨论到这儿，人类心理学方面的一条原则——它超越了历史经济学家们的知识范畴——开始发挥作用，因为汉密尔顿很可能具备一位“冒险家”（亨利·亚当斯如此称呼他）的心理状态。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只注重表面事实能有何益？谈到富人阶层，我们记得，杰弗逊继承了一千九百英亩土地和八十三个奴隶。他的酒窖远近驰名。杰弗逊夫人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她继承了四万英亩土地和一百三十五个奴隶。72然而，杰弗逊是正确的；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特征——“一个病态、柔弱、胆怯的人害怕民众。”一种哲学理念正是一种性格特征的体现；它指的是一种思想的演变，这一思想总是具有主观性，尽管其演变进程总是循着辩证的轨迹；它总是从一个人的思想体系中汲取生命和力量，而这个人通过自己的性格特征与它融为一体。从宪法章程上来讲，杰弗逊是一名民主党党员（当时的名称是“共和党党员”），他在管理自己的酒窖和几万亩土地时所表现的是民主党人的性格特征。他尽其一生完善一个思想体系，即在知识、宗教和政治上追求自由。所以，这位弗吉尼亚州最伟大的贵族人士与该州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和牧师展开斗争。贵族阶层憎恨他，因为他赞成废奴；主教制教会的主教们憎恨他，因为他认为：“上帝创造的人拥有自由的思想。”他为弗吉尼亚州引进“建立宗教自由法案”，这使得弗吉尼亚州国教（美国新教）再也不能把长老教教友、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教徒投进监狱。73

有人说，因为杰弗逊拥有一百个奴隶，所以在《独立宣言》中他对奴隶制度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根据他的《自传》介绍，由他本人起草、后来被国会删改的几个部分中包括下面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被删除，给丹尼尔·韦伯斯特（Damel Webster），甚至还有亚伯拉罕·林肯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他们很难从《自传》中找到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文字说明。“他对人性本身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人性中最神圣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代价却是从未冒犯过他的一个遥远的民族。他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半球当奴隶，或者在越过重洋往这边运输的过程中他们悲惨地死去。这场掠夺性的战争，是大不列颠基督教徒国王发起的战争，是异教徒当权者们的耻辱。他既已决定开放奴隶买卖市场，于是就开始滥用自己的否决权，企图压制、禁止或限制这种伤天害理的商业行为的每一次合法的努力。”也就是说，对杰弗逊来讲，人意味着所有人，包括黑人。“神圣的生命权和自由权”既属于白种人，也属于黑人，践踏了这些权利，就是“向人性宣战”。

如果去仔细研究杰弗逊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我们就会了解他的哲学理念赖以产生的性格特征。他写过许多极其精彩的书信，其中的一封（1790年4月11日）是写给他最疼爱的小女儿玛丽亚（波丽）的。当时，玛丽亚十二岁，而他是美国国务卿。“亲爱的玛丽亚，你在哪里？你好吗？你忙吗？……告诉我，你是不是每天都会看见太阳升起？《堂吉诃德》这本书，你一天读多少页？你理解了其中的多少内容？……你一天花在缝纫上的时间有几小时？你有没有机会再练习你的音乐？你知道如何制作布丁了吗？你知道如何切割牛排吗？会种菠菜吗？会喂养母鸡吗？亲爱的，继续努力，我一直都觉得你是好样的……既然你不希望别人记住你的缺点，就尽量忘掉身边每个人的缺点……”他给自己的大女儿玛莎（帕西）也写过一封同样精彩的信（1790年12月23日）：“我写这封信要责怪你们三个人。我离家以来，从来没有接到你们给我写的一封信，哪怕是一张字条。我觉得，你们很容易做到一星期给我写一封信，也就是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需每三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就可以了。而我，从一个星期的开始到最后一刻，都在忙忙碌碌，没有任何的休息，可我仍然能够每星期给你们写一封信。也许，你们觉得和我在信中无话可说。你们过得很好，或者这个人感冒了，那个人发烧了——这些，你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写信告诉我的，比如，一棵发芽的小草就能激起我的兴致；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从你们自己，到伯杰尔和格里兹尔（牧羊犬的名字）。”有几次，在他的信中，比如写给玛莎的一封信，我发现了他对人们的劝告，这肯定可以算作他的实用哲学理念：“如果你发觉自己陷入困境，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出来，只需去做正确的事情，你会发现这就是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写于1787年4月7日的信）他对“我的家庭、我的农场和我的书籍”总是热情澎湃。他在写给约翰·麦利史（John Melish）的信中说道：“一个诚实的人在对他的同胞行使权力时不会得到任何乐趣。”当他从政府职务引退后，他曾给阿伯马尔县的居民提出许多忠告，他撰写的一篇教导之言（1809年4月3日）可谓最精彩最有趣：“我早已不再履行这个光辉时期所赋予我的重要职责，一些人受民众重托义不容辞需要履行的职责，那些职位上曾有的荣耀、混乱、喧闹和显赫，都已成为过去；他们都只是深深地叹息，以期获得个人生活中那份安宁、那份轻松，获得与你们——我的邻居和朋友，真情交往的那份愉悦，获得对亲人的那份眷恋之情，这一切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它们使每一段时光显得温馨、甜美……那么，处在我的邻居们中间，面对世人，我问心无愧，‘我牵走过谁的牛？我欺骗过谁？我压迫过谁？我从谁的手里接受过贿赂，结果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信件比起他的政治言论，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图画，我们从中了解到杰弗逊作为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的所言、所行。正是他的这种从根本上来讲属于民主主义的性格特征才使得民主制度在美国成为可能。看到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一代人的卓越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由的人类，而且还使他们具有出众的性格特征。

1811年1月16日，杰弗逊给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一则有趣的逸事足以说明汉密尔顿的个人性格。当时，拉什想方设法安排约翰·亚当斯和杰弗逊和解，并最终取得了成功。杰弗逊写这封信总的来说是为了维护亚当斯的温和立场。“当时，他（亚当斯）是副总统，我是国务卿，我接到正在弗农山的华盛顿总统的一封信，要求我把各部门领导者召集到一起，并邀请亚当斯先生参加（顺便提一句，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为了确定一种需要派遣人员到别处的方案；最终决定，由我来实施这个方案，而无须再拿给他审批。我邀请他们和我一起用餐，餐后，我们一边品尝葡萄酒，一边讨论我们的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其他谈话继续进行。这时，亚当斯先生和汉密尔顿上校在英国宪法的功过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亚当斯先生认为，如果革除了其中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它将是人类曾经修订的最完善的一部宪法。相反，汉密尔顿坚持认为，虽然存在着不少缺陷，英国宪法仍旧是国家政体赖以形成的最完善的标本性文件。他还认为，如果修订其中的缺陷，借此构建的政治体制就会失去其现实意义。人们可以确信，这就是这两位绅士政治原则上的真正分歧所在。在那次场合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进一步阐明了汉密尔顿的政治原则。当时，房间里挂满了知名人士的画像，其中包括培根、牛顿和洛克。汉密尔顿问我他们分别是谁。我告诉他，他们是世界上曾经诞生的三位最伟大的人物，并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亚当斯做人诚实，当政治家也诚实；汉密尔顿做人诚实，但是，作为政客，他却相信很有必要借助武力抑或腐败来管辖民众。”

如杰弗逊所言，汉密尔顿哲学思想和杰弗逊哲学思想转化为两种基本态度：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只能靠历史去检验了；害怕人民和信任人民，从根本上来讲，都属于人类本能，人类预感。杰弗逊预感到，人民是有信心管理好他们自己的；这是历史上美国人有幸产生的最明智最重要的预感。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上述两种哲学思想是由两种恐惧心理引发的：汉密尔顿害怕人民，杰弗逊害怕某个阶层会永远控制政府。杰弗逊不信任政府，正如汉密尔顿不信任人民一样。74因为杰弗逊怀疑政府中的统治阶级，今天的美国人民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的政府；汉密尔顿害怕人民，如果当时他取得了胜利，今天的美国政府将不会害怕人民。

为什么杰弗逊害怕特权？他从欧洲带来的不仅有启蒙哲学，还包括他对欧洲大陆上社会罪恶和经济罪恶的个人见解，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不信任特权阶层。有一次在用晚餐的时候，麦迪逊告诉我们，有人反对民选总统，而赞成世袭统治者。杰弗逊站起身来，满含讽刺意味而又不失幽默地说道，他听说，“在某地的一所大学里，数学教授是世袭的。”

杰弗逊非常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国家当权者们的情况，他认为他们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事实上，他描绘出了欧洲大陆统治的全景图。他在给约翰·兰格顿（John Langdon）州长的一封信中写道（1810年3月5日）：“在思考当时的欧洲各主权国的管理特点时，我常常会哑然失笑。路易十六是一个傻子，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按照当时对他的审判结果。西班牙国王是一个傻子，那不勒斯王也是傻子。他们在狩猎中度过一生；他们每周派遣两名送快信的使者，长途跋涉一千英里，相互通报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分别捕杀了多少猎物。撒丁岛王是一个傻子。所有这些统治者都属于波旁家族的成员。葡萄牙女王，一位布拉干萨王室成员，本来就是白痴。丹麦国王也是白痴。他们的儿子们作为摄政王，行使政府权力。普鲁士国王，伟大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继任者，在身体上像一头肥猪，在思想上是一个白痴。瑞典的古斯塔夫斯（Gustavus）和奥地利的约瑟夫（Joseph）真是两个疯子；英格兰的乔治王，你知道，总是穿一件笔挺的西装背心。于是，只剩下年事已高的凯瑟琳（Catherine）了，由于她是后来才开始执政的，她还没有失去普通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波拿巴（拿破仑）妄想打垮欧洲诸国；而欧洲诸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进行一场有效的斗争就丧失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动物一样的统治者们变得没有主见，没有能力；于是，这样的世袭君主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亚历山大，凯瑟琳的孙子，至今仍是一个例外。他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可他在其家族中才属于第三代君主，他的家族尚未消亡。说到这里，关于君主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上帝把我们各位从他们手里解放出来，并且把你，我的朋友和所有像你一样优秀的人以及真理，牢牢地掌握在他那神圣的手中。”

分析了所有这些事例之后，杰弗逊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既然特权会导致腐败，政府体制又不能依赖武力去维持，一个优秀的政体就必须建立在培植民众势力和政令上通下达的基础之上。“我并不支持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他与刚从巴黎归来的麦迪逊通了一封信（1787年12月20日），在这封重要的书信里，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批评。信中的这段话显示了他的个性特征。“自始至终，它都主张压制人民。实际上，它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统治者们的舒适生活……握在政府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大是小，都不会压制住人民的反抗情绪。”他在这里提到的反抗是指法国和土耳其的人民起义。他请求麦迪逊考虑这些情况。“最后，我要说的是，是增强政府权力，还是放权于人民，究竟如何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平。放权于人民，是最可靠最合理的政府发动机……为了保护自由的权利，我们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了解清楚杰弗逊的民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尽可能地用下面的几个要点作一概括。75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彻底记住共和主义的教训，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彻底记住这些教训；在他那个时代，一些人没有注意到它们，而今天，当我们谈论世界民主的时候，它们又被忽略了。一些美国人，比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建议，如果仔细研究支持美国宪法的八十五篇文章以及美国宪法本身，对于探讨世界联邦政治的那些人来说，应该有所帮助。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很有现实意义。76今天，世界联邦主义者正是杰弗逊主义者，这只是用语上偶尔产生的混淆；而目前在联合国组织中构建的汉密尔顿思想体系，汉密尔顿本人如果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至少，汉密尔顿相信联邦制度，相信多数人原则。旧金山的联合国宪章制定者们在保守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于采用未经证实的、闻所未闻的一致性原则代替多数人原则。他们的堕落过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思想倒退的标志。如果我们期待联合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否则，联合国将仍旧是一个缺乏现实意义的国际组织，如同一个华而不实的店面，如果用准确的术语来描述，它只能称为富人政治。杰弗逊坚定地认为，多数人原则的对立面只能是武力。而我们选择了武力。

（1）只有把权力托付于人民才最可靠。为了搞清共和主义的内涵，杰弗逊在写给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信（1816年5月28日）中说道：“如果让我来给这个术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一个由多数人管辖的政府；每个人都遵照多数人建立的制度直接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之中；其他任何政府体制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这与它的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是完全一致的。”他又说，“在共和国一词的概念问题上，我们无须再说：‘它含义丰富或者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认为：所有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共和政体，因为从其组织结构上看，它们在选举和管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受欢迎程度；我一直认为，把人民大众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人民自己才最可靠，尤其认为，由于人民的所谓代表的损人利己而造成的罪恶现象比起涉及人民欺诈行为的罪恶更加有害，因而，我欢迎这样的政府机制：人民大众尽可能多地参与政府管理。”在写给希腊医生和文献学者A.考雷（A.Coray）先生的一封信（1823年10月31日）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能怀疑，由于人民是最诚实的，所以，人民，尤其是加以适当引导后，是公众权利唯一可靠的托管者；因此，应当让人民来管理公众权利，充分发挥出他们在每一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时候，他们偶尔会犯错误，但是他们从不故意犯错误，从来不会抱有有组织地、毅然决然地推翻政府体制自由原则的目标。相反，世袭政体——一直存在着，总是关注着自身力量的扩大——却利用每一次机会增加符合他们自己规则的特权，从而侵犯了人民大众的权利。”

杰弗逊和斯大林两人都清楚，最底层的土地所有者才是人民自由的最大支持者；他们两人都分别作出自己的相应反应，究竟是热爱还是征服这些土地所有者——这也许就是两人的追求目标——以便促进或者摧毁人民的自由。杰弗逊主张不同级别的个人所得税和土地重新分配制度，“只需谨慎行事，使得这些细致的划分完全符合人类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认为，“地球是人类赖以劳动和生活的普通舞台。假如为了刺激工业发展，我们征用部分土地，我们就必须保证那些没有享有这种土地权的人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我们没有征用土地，在地球上劳动的基本权利就又属于最底层的人们。”接下来他又补充说道，“最底层的土地所有者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组成因素。”（1785年10月28日写给麦迪逊的信）之前，他给约翰·杰伊（John Jay）写信（1785年8月23日）说道：“地球上的辛勤耕耘者才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充满生气，他们独立自主，他们品德高尚；土地这条最持久的纽带把他们与自己的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与国家同甘共苦，他们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休戚相关。”

（2）通过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实现人民自治。杰弗逊坚决主张“把国家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他写信（1816年2月2日）给与他一起创建弗吉尼亚大学的合作者约瑟夫·C.卡贝尔（JosephC.Cabell）说道：“建立一个可靠、有效的政府的途径，就是不要把政府委托于一个人去管理，而是让很多人分而管之，让每个人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通过这种划分和再划分，共和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高主权国家，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最后到达最底层的形式，即，每个人管理好自己的农场；把一个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划归他来监管，如此这般，人人尽职尽责，国家繁荣昌盛……古代的加图（Cato）每次演讲的结束语是‘摧毁迦太基’；与他相似，在每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我都要在最后提出自己的忠告，‘把县划分为行政区’。我确信，行政区的划分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政府将不会发生蜕变，政府权力将不会集中于个别人、几个人、出身显赫的贵族手中，也不会全部集中于多数人手中。”在写给约翰·泰勒的信（1810年5月26日）中，他更加详细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我内心坚信两个伟大的方案，只有借助于它们，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第一种方案就是大众教育，使得每个人对于怎样做将会保障自由、怎样做将会危害自由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第二种方案是，把每个县划分为数个百户邑，确保每个百户邑都建有一所中心学校，这个地区的所有孩子都能够去那里上学。然而，这种划分要符合其他许多基本规定。每个百户邑除了有一所学校外，还应该拥有一名治安法官、一名行政长官和一名民兵组织指挥官……所有选举活动应该以百户邑为单位分别进行，然后把所有百户邑的选票集中到一起。”由于有些行政区太大，人们很难聚集在一起投票选举。考虑到这一点，他给塞缪尔·柯切沃尔写信（1816年7月12日）说：“每一个行政区的区长将把他的选民召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比如讨论现在的这个问题，然后把选民赞成和反对的简单表决结果汇总起来交给县法院，县法院再把所有辖区的选民意见汇总起来，作出权威性的合理裁决。于是，通过这种全社会的共识，全体人民的呼声得到了公正、充分、平静的反映、讨论和裁决。如果关闭人民的这一自由言路，人民的呼声将会通过武力形式传递出来；于是，就像其他国家的现状那样，我们将没完没了地陷入压迫、反抗、改革，再压迫、再反抗、再改革的怪圈，周而复始，永远没有尽头……”

（3）多数人法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1801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杰弗逊认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包括对多数人所作决定的绝对服从，这是共和政体的重要原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诉诸于武力，这是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则和直接根源”。他在写给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凡·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一封信（1817年6月13日）中说道：“共和政体的首要原则是，lex majoris partis（多数人法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则，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对社会的意愿所作的一次性表决中多数人的共同心声，是如此的神圣，仿佛所有人的意见都达成了一致。认真考虑这样的意愿，这在政治体制中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但它也是人们最容易忘记的一条教训。这一法则一旦被忽视了，就只能诉诸于武力方式，这必然会导致独裁政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没有哪两个人会对一系列问题达成完全的一致；无论如何，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要么像有智慧有教养的人们那样接受多数人的决定，要么通过击败对方使这一决定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这一点，即使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不知道，杰弗逊也会很清楚。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只有傻瓜或者空想家才会相信人们的意见会达成完全一致。英国政府内阁成员的意见达成完全一致，只是内阁的共同责任理论所衍生的一种虚幻的情况，而这种一致性本身却是建立在下面的基础之上，即在多数人的意愿公布于众之前，人们在内阁会议上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联合国中的五个大国（常任理事国）希望保持一致性原则，只是因为每个大国都想维护自己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并且，只要它愿意，它就会肆意表现自己的意愿，而丝毫不理会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意愿。

无可非议，联合国宪章是反民主的。这是世界富豪统治的简单公式。首先，通过剥夺联合国代表大会除说话权和建议权之外的所有权力，通过把真正的权力集中于安全理事会，消除各国驻联合国代表手中的一切权力；然后，通过一致性原则和否决权麻痹安全理事会。现在，五个大国几乎就像冬天的夜晚蜷缩在地下洞穴里的五只刺猬；它们挤作一团，相互获取温暖和自信，只要不触摸到彼此身上尖利的刺就会无所顾忌，一旦触及对方的刺，就会马上分开。假如有人告诉我这五只刺猬将要实现世界和平，哦……或者，假如他们之间将要实现和平，并置整个世界于不顾——只要他们坚持那条有勇无谋的一致性原则，他们就会如此……那么，我们真的会作何评价呢？我们不需要五个大国实现小国的和平，后者根本就不需要。世界需要五个大国彼此之间实现和平，并且不要干涉小国的内政。五个大国给世界人民造成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各国人民因为他们的缘故而遭受苦难，难道他们还不能感到羞愧吗？难道他们还能够傲慢地端坐在安全理事会，装模作样地去裁决、去“帮助”那些被谣传为由于教育匮乏和生活水平低下而威胁世界和平的小国吗？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破坏并摧毁整个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将会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被“喂养”得膘肥体壮的民族，而不会是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或者爱斯基摩人。我认为，教育是指反省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充分意识到，遵循多数人法则，接纳那些将不会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的意见，将会意味着它们自愿地失去管理世界的权力。然而，藐视民主法则的常识，期望这样的一个机构会发挥作用，说明了一种可悲的混乱的思想状态。假如一个民族的代表不能清晰地思考问题，这个民族怎么可以自诩为受过教育的呢？我确信，有朝一日，只要大国努力地教育它们自己，一个真正民主的世界和平组织将会逐渐形成，因为我也确信小国对此是不会阻碍的……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讲，那五只刺猬只不过是那三只刺猬神话般的变体，后者认为，它们将会永世长存，它们将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凭借自己的无限智慧摧毁整个世界。它们从来不讲民主，它们从来不讲与民主有任何关系的事情。这就是造成我们今天现状的原因所在。

（4）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多数人达成民主共识的整个进程中，有一部分属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杰弗逊曾经起草并倡议在弗古尼亚颁布的《建立宗教自由法案》（1779年），在这个法案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最后一点，这一真理是伟大的，只要不干涉她，她将会发扬光大；她是谬误的真正对手，在与谬误的冲突中她无所畏惧，只要没有人类的介入，她就不会丧失自己的天然武器，即自由辩论；当她可以自由地与谬误对抗时，谬误将不再具有危险性。”至于新闻自由，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道：“令世界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应该公正地、毫无保留地完成一个实验，无论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言论自由对于宣传和保护真相是否充分……在这里，我不想做出任何这样的推理：国家为了反对不正当的、诽谤性的出版物而颁布的法律不应该得到执行……然而，这一实验影响深远，它证实，既然真相和理智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由虚假事实造成的错误观点，只注重真相的新闻舆论就不需要其他的限制了。”

杰弗逊是一个满怀信仰的人。“我喜欢憧憬未来，讨厌回顾历史。”他在1816年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道。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属于热情的‘愚蠢行为’，而不是偏执或者奸诈的荒唐之举。偏执是病态的无知行为，是病态的思想状态；热情也是一种病态反映，但却是思想自由、心情愉快的反映。而教育和言论自由是二者的解毒剂。”于是，他自己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愉快起来。“我们必定要阻止无知和野蛮行为的重现。旧的欧洲将不得不依附在我们的肩膀上，在牧师和君主苦行僧般的束缚下，在我们身边艰难地蹒跚而行。”作为一位先知，他犯了个不大的错误，尽管今天的欧洲已经摆脱了牧师和君主苦行僧般的束缚；极权主义专制君主，他的老对手，今天穿上了与往日不同的长袍……他无法预知这一点。他也不会相信，在美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如此多的背教者。而在他的全部书信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和约翰·亚当斯和解后他写给后者的第一封信（1812年1月21日）。当时，这两位美国前总统有时间反思他们过去四十年的经历，并能够预言美国的未来。

而且，我的确相信，我们将继续大声喊叫，继续变得强大，继续取得成功。

——托马斯·杰弗逊

你的一封信唤起我的许多珍贵记忆。它让我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当时，尽管面对着无数的困难和危险，我们两人携手共进，并肩作战，为的是完成一个共同的事业，一个对于人类极其宝贵的事业，即人类的自主权。我们一直划着同一支桨，在我们前面总是涌起惊涛骇浪，我们的小船几近倾覆，然而，每次我们在大声喊叫中都化险为夷，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双手渡过急风骤雨，最终停靠在幸福的港湾。而我们并不奢望前面没有艰难险阻，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在你当政的时候，是法国的蹂躏；我在位时，有英国的劫掠，以及柏林和米兰法令；现在，又出现了英国会议政令，以及它们批准的海盗行为。当这一切结束时，又会发生征召海员之类的事情……如此这般，直到现在，并还将这样持续下去，不论我们是困惑，还是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而且，我的确相信，我们将继续大声喊叫，继续变得强大，继续取得成功，直到我们建立一个联盟，强大、睿智、幸福，并超越人类以往所经历的一切伙伴关系。

[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1812年1月12日]

[2]《人猿世界》，克劳伦斯·戴伊著，经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Alfred A.Knopf）公司许可再版。版权，1920年，1948年，凯瑟琳·B.戴伊和克劳伦斯·戴伊。

[3]“如今，这样一种（对于经验的）信念既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倘若如此，与其说这是哲学思想，还不如说是某种常识。”——《生活哲学》。西蒙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我仍然认为这是常识，尽管它属于“哲学思想”。

[4]《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

[5]《英国的独白》，乔治·桑塔雅那著。

[6]当桑塔雅那谈到人类意识的自我分析这一独特问题时，他完全忽略了道德生活和自然世界，他很生动很合时宜地说：“这条有思想的狗丢掉了口中的物质，转而抓住了他自己的大脑曾给予他的对物质的反思。怀着轻松、愉快，甚至是自负的心情，哲学家庭中年龄最小的孩子抛弃了所有传家宝，这真是奇妙的事情。”——《英国的独白》。

[7]参见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著《科学与现代世界》，尤其是第九章。

[8]参见F.S.C.诺思罗普著《东西方的碰撞》，尤其是原著第304页至第306页和第443页至第454页。

[9]威廉·詹姆斯，《信仰的意志》。借助他的“理论体系”，人类尝试用各种方法打破原有的物质世界，建立某种新的秩序；在随笔《反作用与一神论》中，他对此作了精彩的概述。他所作的评述十分周全。这两篇随笔收在《信仰和道德散文集》中，朗曼·格林公司1947年出版。

[10]乔治·桑塔雅那，《爱默生》，选自《小品文集》。

[11]这是个重要命题。笛卡儿在其“思索”中的确谈到了感知（途径）问题。

[13]也可参见爱默生著《幻觉》。这篇文章旨在阐述我们的思想会产生幻觉的观点。顺便提一句，这是爱默生最杰出的创作之一。

[15]选自于《生活哲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经授权再版。

[16]这是一篇关于“经验”的随笔。我认为，这篇文章是爱默生看见在布鲁克农场布朗森·阿尔科特叉干草或霍桑努力为奶牛挤牛奶之后突发灵感而创作的。玛格丽特·富勒超验主义的奶牛用尖角攻击其他的奶牛。当时的场面一定是一片混乱。霍桑在写给未婚妻索菲亚·皮波蒂的信中说：“（1841年）4月14日，上午10点钟。亲爱的，昨天晚上，我没有挤牛奶，因为里普雷先生担心我做不成这件事，或是怕我被牛角刺伤——我不清楚究竟是哪个原因。”

[18]关于“战争圣地”的随笔，选自于《英国的独立》。

[19]参见查普曼为《爱默生和其他散文》1909年修订本撰写的前言。

[21]选自霍姆斯法官于1930年5月20日写给弗雷德里克·鲍罗克先生的信。这封信收录在《霍姆斯一鲍罗克书信集：霍姆斯法官先生和弗雷德里克·鲍罗克先生通信录（1874年至1932年）》，马克·迪伍夫·豪编辑，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1年。经出版商许可再版。

[22]前者出自拉塞尔·洛威尔的《批评家寓言》：扬“扬基人的右肩上架着一颗希腊人的头颅，扬一端是奥林匹斯山，另一端是一落千丈的山谷；扬……扬提坦卡莱尔，思想如枝干一样粗劣；扬爱默生，目光如炬的奥林匹亚人，灵敏而迅捷。”扬后者出自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诗《在星期六俱乐部》：扬“思想的王国，如歌的空气，扬西方世界的佛陀是否住在这里？扬仿佛长有翅膀的富兰克林，优雅而睿智，扬天生可以解读太空的秘密。”

[24]毫无疑问，这些作家中许多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在创作，因而他们算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然而我是把他们作为独立的一代人来谈论的。阿涅斯·莱普利尔出生于1855年，查普曼1862年，桑塔雅那1863年，莫尔1864年，史密斯和柯尔比1865年，洛斯1867年，格雷森1870年，戴伊1874年，在这批学识渊博的评论家中，最年轻的当属出生于1890年的克利斯朵夫·毛利。这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这十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

[25]这是乔治·桑塔雅那的用语，出自于随笔《一流的自由》，收入《英国的独白》。

[26]灵魂是本质还是物质？是独立的实体还是生命？这一含糊不清的问题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荒谬答案。哲学家们一旦进入这样的话题，他们争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实体？它是生命还是物质？一些哲学家十分生气，并嘲笑自己的同行混淆实体和生命，或是物质和本质的概念。愿上帝保佑他们！

[27]中国人对人类灵魂的理解是将其分为两部分：“魂”和“魄”，理查德·威廉转译为animus和anima。依据中国人的解释，animus指男性倾向，存在于人的眼睛里，既明亮又活跃；anima指女性倾向，存在于腹部，既黑暗而且平淡。换言之，anima或“魄”只不过是指把我们与世俗生命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导致我们死亡的人类本能。救赎的意思是将“魂”从七“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其不朽。C.G.荣格接受了这一观点，但他倾向于把“魂”理解为他所谓的logos（理性），认为animus只代表有意识的女性思想体系。“从较低层次上来说，animus指低等的logos，是截然不同的男性思想的拙劣模仿；与此相似，在较低层次上的anima是女性eros（性爱本能）的拙劣模仿。”参见荣格对理查德·威廉的作品《金色花朵的秘密》所撰写的长篇评论，其中，他对“Animus”和“Anima”进行了重要评述，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38年出版，第114页至第120页。

[28]然而，在现代心理学产生之前，最大限度地探究本能生命欲望领域的当属印度人。瑜伽的全部学说正是束缚或控制这些低级的潜意识的本能欲望的一种实验。救赎的含义是把思想从低劣、粗俗的精神素材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快乐和狂喜的感觉。

[31]参见《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原著）第234页。

[32]我认为，在《青春和生命》一书中，兰道夫·S.伯恩所描写的最精彩的章节是《讽刺的生命力》。它是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值得读一读。

[34]《来自奥林匹斯山的扬基人》，凯瑟琳·德林克·鲍文著。（原著）第414页。小布朗出版公司。

[35]《来自奥林匹斯山的扬基人》，（原著）第416页。

[36]《生活哲学》，（原著）第284页。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

[37]关于死亡引自于庄子的所有引文，请参见《老子的智慧》，现代图书馆，第六章、第三十三章、第五十章。经授权再版。

[39]“至于他自己，根据亥姆霍兹（Helmholz）、爱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观点，他将从此成为一只不断颤动的有意识的球，朝四面八方，沿着无穷的线路旋转或振动；在超感觉的混沌世界的中心，巴黎的一间阁楼上，他将在查特斯市圣母或庞卡莱阁下的脚下滚来滚去。”《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休顿·米弗林出版公司。

[40]“然而，对力的单位的探究导向了思想的坟墓，成千上万种教育方法就此结束了它们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痛苦而又诚实的学者满足于永远滞留于这些教育的迷宫中，与各个时期最有名的教师一起追求科学上的无知状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找到一条合乎逻辑的逃脱之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41]这封信后来由他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再版于《民主教条的堕落》。

[43]在英语中，ram一词既有“活塞”的意思，也有“公羊”的意思。

[44]参见本书第十六章第二节。

[46]梭罗进而指责爱默生没有被抓进监狱，而他本人因为违抗法律而蹲了监狱。这难道不是不同罪行的佐证吗？

[47]关于灰姑娘的故事最早的版本是用汉语写成的，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参见《中国印度之智慧》，（原著）第940页。兰登出版社。故事里有凶恶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姐妹，有丢失的舞鞋，有英俊的王子。

[48]选自于《超越生命》。经作者许可再版。最初由罗伯特·M.麦博莱德（Robert M.McBride）公司出版。

[49]爱默生说：“刺激灵魂，灵魂就会变得突然高尚起来。触碰内心深处，所有这些倦怠、吝啬、四肢发达的旁观者就会看到情感的尊严，并宣称，这就是善良，我将竭尽全力追求善良——”（《日记》，1834年12月29日）在另外一则日记中，爱默生发出一句决定性的简明宣言，“上帝保佑我永远不把人当成动物看待——”（《日记》，1833年10月20日）

[51]爱默生很可能是在1867年写的这篇文章，尽管在他去世之后的1883年才出版。因而，在他精神状态衰退、无法再思考问题之前，这是他所创作的最后几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之一。

[52]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原为修道士。他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1494年），建立该城民主政权，被教皇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53]在《瓦尔登湖》出版后的1855年，梭罗接到了从英国送来的由托马斯·考尔曼德勒（Thomas Cholmomdeley）整理的四十五本东方书籍。

[54]再版于亚瑟·克里斯蒂的作品《信奉美国超验主义的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55]中国古典作品的多数译文通过不清不楚、矫揉造作的表达力图体现一种学者气息，“The spring being no more（春天已过）”应当翻译成“On a late spring day（在暮春的一天）”。“But covered with the bonnet of manhood, accopanied by five or six men（戴上作为成人标志的帽子，与五六个成年男子一起）”应简单地译为“accompanied by five or six grownups”。“Six or seven young people（六七个年轻人）”应为“six or seven children”。“Modulate some airs and return to my abode（调节着我们的音调，回到我们的住处）”应根据原文中简明扼要的三个汉字而译为“Sing on the way home”。因此，本句话恰当的英译应该简洁明快：“On a late spring day, putting on my newly made spring gown, and accompanied by five or six grownups and six or seven children, I would love to go and bathe in the Yi and enjoy the breeze on the Wuyu Terrace, and then we would sing together on our way home.”依据汉语原文，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曾点刚抚完琴，就把琴咣的一声放在一边，站起来回答，等等，而并不是“琴弦的声音尚未消失，他把琴放在一旁”。此处，翻译者毫无理由地增加一个单词“respectfully”以迎合西方人对儒家礼仪的理解。因而，读者就无法感受到孔子在亲友之间的那种典型的随意风格和这篇特定文章的非正式文体。曾点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的看法与其他三个人不同，然而，孔子鼓励他的话很明显是“有什么可害怕的，大家都在说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正式的表达“是什么阻止你说出来呢?”根据汉语原文，孔子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曾点正是我所需要的人！”而不是“满意地呼了一口气，说，等等”。对于中国古典作品的这种译文，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再举一个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翻译孟子的例子。在莱格的笔下，孟子说道：“上天赐予的时间优势不如地球提供的有利条件，地球提供的有利条件不如人与人团结在一起产生的力量。”这种非同寻常的迂回陈述在相应的汉语原文中却只有十二个汉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孟子·公孙丑下》）！

[56]《希腊神话》。普罗透斯，海神，善预言，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特赖登，人身鱼尾海神，Poseidon和Amphitrite之子。

[59]在文学才能的发挥方面，爱默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创作了《散文集》后，他继续写出《代表人物》、《英国人的性格》和《论行为》，而梭罗在创作完《瓦尔登湖》后再无建树。

[60]选自于爱默生《日记》，1856年2月29日。梭罗对爱默生也有相同的怨言：“下午——与爱默生交谈，或是试图与他交谈，浪费我的时间——甚至有辱我的身份。他总是提出一个错误的相反论调，谁也不能反驳他，捕风捉影地大谈特谈——他还告诉我许多我原本了解的事情——我努力地把自己想象为其他人在反驳他，在此过程中，我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梭罗《日记》，第11辑，第188篇；1853年5月24日。）

[61]“很久以前，我丢失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现在我仍然在寻找它们。我和许多人谈过它们的事情，其中不少是旅行者，他们描述他们的旅程，回答我的问题。我曾经遇见过一两个这样的人，他们曾听到过猎犬的吠声和枣红马重重的马蹄声，甚至看见斑鸠消失在一片云彩后面，他们似乎焦急地想拯救它们，仿佛他们自己丢失了这些东西。”——《瓦尔登湖》，《经济》。这与中国的一位圣人孟子的谈话不谋而合。孟子曾说，如果一个人手指弯曲变形，他将会感到羞耻，并将长途跋涉以修复这个手指，然而，如果我们丧失了“童心”，我们不会感到羞愧，当然也就不去努力恢复童心。孟子接着说，有一个人丢了鸡和狗，不辞辛苦地找到它们。是不是孟子直接给了梭罗灵感促使他写出这篇文章？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参考“四书”之处有九次或十次之多。他无疑读过“四书”，而且很明显应该是法语版本，因为，至少，“孔子”的拼写，Khoung-tseu是法语形式。他也熟知戴维·考利编辑的《中国古典作品——众所周知的四书》（马拉加公司，1828年）。

[62]梭罗了解自己的缺点，可他对自己的缺点从不讳言。他在自己的《日记》（1854年9月2日）中写道：“我的缺点如下：自相矛盾——说似是而非的话，别人可能会模仿这种风格。故弄玄虚，搞文字游戏——让别人笑，而不是一贯的那种朴实、有力和明朗的风格。当我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使用流行的用语和格言。”爱默生分析了梭罗的缺点，得出同样的结论：“亨利·梭罗交给我一篇文章，里面充满自相矛盾的话语，他的老毛病还是没改。我很快了解到他花言巧语的风格：也就是，他用完全相反的用语来代替明白的表达和思想。”（《日记》，1843年8月25日）。梭罗喜欢用双关语，但并不总是和洛威尔一样用得很恰当。他的某些双关语过于考究，例如“即使是大象在旅程中也只带着小小的旅行箱（象鼻）”；“我喜欢人类（善良的人），但不喜欢邪恶的死者机构”；“全国中没有一份流行的杂志敢于发表儿童对重要话题的看法而不作任何评价。必须交由神学博士来评述。我倒认为，应该交给山雀才好。”

[63]选自于《无原则的生活》。

[64]选自于《日记》，1853年10月26日。

[65]选自于《瓦尔登湖》（二）。

[66]选自于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在阿尔顿的答复》。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他谈论的是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黑人的压迫。

[67]《白鲸》第二十六章。

[68]经授权，再版于《哈珀斯》月刊。

[69]凯特·道格拉斯·韦金（Kate Douglas Wiggin）仔细描述了康科德的哲学家们给当地的农民留下的印象。韦金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时就知道爱默生和阿尔科特，对伊丽莎白·皮波蒂也很熟悉。她描述了一个去康科德的本地游客，后者对她说：“你是其中的一位哲学家吗？树林里到处是他们的欢声笑语。那天，我故意进入走廊，想听听他们到底如何闭着眼睛争论不休，想看看他们中间有一位哲学家从一片破旧的木材场挖掘出一个个树桩的情形。”《记忆的花园》，（原著）第148页。版权所有，1923，休顿·米弗林公司。经授权再版。

[70]指孔子。

[71]亨利·S.索尔特，《我交往的朋友》，伦敦，阿伦和安文（Allen and Unwin）出版公司，1930年，（原著）第100页—101页，引自于亚瑟·克里斯蒂的作品《信奉美国超验主义的东方》，（原著）第266页。

[72]参见索尔·K.帕多沃尔（Saul K.Padover）《杰弗逊》，（原著）第27页、第31页。

[73]参见克劳德·G.鲍沃斯（C1aude G.Bowers）《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原著）第104页。

[74]也许，杰弗逊本能地怀疑政府，正如他信任普通人民一样，是典型的美国大众的观点。卡尔·L.贝克尔（Carl L.Becker）在《美国政治传统》中说：“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和政府是一回事，它们的含义是：我们选择一些人作为我们的代表为我们做一些必要而平凡的事情。我们选择他们，并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是，我们为他们规定有限的任期，并一直保留着清除其中败类的权利，有时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有时没有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愿意。不，我们认为政府并非敌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或多或少同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产生于人的美德，而政府产生于人的罪恶，因而政府就是必要的罪恶。我们典型的传统态度是，用诧异的眼光观察政府方面推陈出新的不寻常举动，怀着自豪的心情赞赏人民所做出的推陈出新的不寻常事迹，而且，只要政府不再无故干预人民并管好自己的事务，人民大众将永远会积极主动地做这样的事情。”经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公司许可，再版于《美国生活方式中的自由和职责》，卡尔·L.贝克尔著。版权所有，1945年，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出版公司。

[75]杰弗逊的主要创作是书信，他是一个多产的、有责任心的通信者。他的书信全部收录在《杰弗逊的生活和作品选集》，现代图书馆，书信按时间的先后一一进行了编排。这本书很容易在市面上找到。

[76]参见《不朽的联邦主义》前言。查尔斯·A.比尔德著，杜博德出版公司，1948年。

四、国家和个人第九章　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