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29
注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30
注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31
注3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