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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长李仙洲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怀疑自己得了健忘症。妻子刚刚来过一个电话，李仙洲只记得她在电话中提到了缝纫机，其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办公桌上搁着一只缀满蝴蝶图案的花瓶，旁边放着一本两个月前刚出版的《亡灵书》。这本书据说是一位名叫因索的古埃及司理葬事用芦秆和竹管做成的笔，蘸了调和着胶汁的烟墨写成的。法国人商博良（Champollion）为了读通这本书，在尼罗河边耗费了十九年的光阴。在这个安静的午后，李仙洲觉得自己就是商博良，带着治愈神经衰弱的隐秘意图，正在金字塔或神庙的阴影中徘徊不前。而花瓶上的蝴蝶图案使他在转瞬之间变成了一位古董收购商，开着一辆北京2020吉普正独自深入乡村腹地，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在另一个时刻，李仙洲在想象中置身于一辆开往西北的列车上。他坐在窗口，凝视着窗外的阳光、雨雪、风沙中流动的山丘，手里捧着一本里尔克的《果园》，他那结实、高大的情侣（一口就能咬掉大半个苹果）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站上，不安地踱着步子，她的乳房饱满、坚挺，就像两头围栏里骚动不安的牛犊……
让命运的船另改一条航道。这个念头已经纠缠他整整五年了。当时，他的那首题为《成为别人的可能》的长诗刚刚发表。他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和维特根斯坦），唯独不愿成为他自己。就如一座建造在沙堆上的房屋，修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非推倒重来。房屋的每一根梁椽都像神经一样脆弱，每一条瓦缝都在漏雨。他是一只倦怠、行动迟缓、毫无生气的水母。就连刚刚获得晋升的社长的职位，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相反，它更像是对自己不幸处境的暗中嘲弄。
下午五点一刻，李仙洲从办公室里出来。在晦暗的走廊里，他碰见了一编室的女编辑小胡。她正在锁门。李仙洲朝她笑了一下，而小胡竟然装作没有看见，转身离开了。会不会是她没有认出自己？李仙洲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赶上她。两人在寂静的走廊里几乎是并肩走着，他闻到了熟悉的香水的气味。在楼梯口，李仙洲突然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对她说：
“小胡，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女编辑终于站住了。她冷冷地打量着李仙洲。
“我梦见自己和一个姑娘在澡堂里洗澡。猜猜看，我梦见了谁？”
“操你妈！”女编辑答道。
李仙洲看见在走廊的尽头，样书室的大老李将他那隐鼠似的脑袋探出门外，很快又缩了回去。
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思索着办公室的门到底有没有关上。空气中残留的幽暗的香水味将他带入了自己虚构的梦境中，仿佛他真的看见了女编辑一丝不挂的样子……
在二楼的楼梯口，李仙洲看见一个身穿红色阿迪达斯运动服的女孩坐在台阶上抽烟。她看上去最多也就十四五岁，可她身体的发育程度与年龄显得很不相称。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脚边搁着一只盛满脏水的铅桶。
“你就是新来的清洁工吗？”李仙洲问道。
女孩站起来，很有礼貌地点点头。
“你是什么时候来报到的？”
“今天早上。”女孩笑了起来，“九点钟我还去过您的办公室……”
李仙洲不由得拍了拍脑门。他近来的确总爱忘事。刚才他妻子在电话中吩咐他的事也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她为什么会提到缝纫机？
“是谁介绍你到这儿来工作的？”
“张重果。”女孩答道。她的鼻子似乎在流血，李仙洲看见她的鼻孔里塞着两个小纸团。
女孩说，她原先并不认识张重果，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她还说，她来自河北的穷山沟。她的父母为了让她能够进城工作，都快疯掉了。最后，父母与她的两个婶子终于想出了一个苦肉计……
李仙洲突然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他已经知道一编室的小胡刚才莫名其妙地冲着他发火的原因了。
出版社近期要招一名清洁工，这是李仙洲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事。由于不知如何挥霍刚刚获得的权力，他对每一个前来说情的人都报以同样的微笑，给予同样的许诺：好说，好说……一编室的女编辑在给他送来的一份出版合同中附上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李社长，我的表姐最近下岗了。我认为由她来承担出版大楼的清洁工作非常合适。知道我将如何报答您吗？阅后务必焚毁。
李仙洲在合同上签完字后，亲自送往一编室。他在合同的夹页中也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胡编辑，很高兴在清洁工的人事安排上，我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互通有无。
半个月后的一天，当李仙洲从一大堆《亡灵书》的清样中发现那张让他心花怒放的纸条时，他竟然想不起是谁写的了。当时，他正忙着赶往昆仑饭店，与他的朋友张重果一起吃晚饭。两人一见面，李仙洲就向对方念叨着他的健忘症。股票经纪人张重果脸色阴郁，他对李仙洲的痛苦显得漠不关心，最近他刚刚去医院做了腋下狐臭割除手术。
“我真的担心自己迟早会发疯。”李仙洲说。
“算了吧，”张重果苦笑了一下，“你的神经系统是不锈钢做的，敲上去当当响。”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事一桩。”张重果说，“你能不能帮我在出版社安置一个人，扫地，清洗厕所，什么工作都行。”
李仙洲听他这么说，眼睛不由得一亮：“我操，这事说巧还真他妈的巧，我们单位最近还真的需要一名清洁工。”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出于答谢之意，临走前，张重果送给他两条中华香烟，一只景德镇出产的花瓶：“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烧制的百蝶瓶，又名玉壶春，国家一级文物。”张重果神秘地对他说。
李仙洲回到家中，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蜡染短袖衫的妇女。她四十多岁，身上有一股酸溜溜的汗味。由于皮肤瘙痒，她的脸上和脖子上留下了几条抓挠的暗红色印迹，湿漉漉的头发像涂了胶水，黏结在脑门上。李仙洲从未见过她。他想，这个人也许就是妻子刚刚请来的保姆，这些天，她一直在唠叨着要请一个保姆。
墙角的落地灯边上搁着两床花布棉被（它似乎使客厅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燠热了）、一个帆布包裹，棉被把一盆君子兰的花茎都压断了。客厅里光线很暗，窗口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
妻子还没有回来。也许是回来后又出去了。她的牙疼已经闹了一个多月了，整天整夜地哼哼唧唧，她只能依靠吞食大量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李仙洲一想到她那红肿、充血的牙床散发出来的腐沤气味，就忍不住要反胃。
这名妇女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跟他说话，伴随着复杂的手势，像鸟语一样嘁嘁喳喳。李仙洲只能听懂很少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厕所，车站，缝纫机。要是勉强把这些词汇与眼前的事实连接在一起，李仙洲可以得到一个如下的判断句式：
妻子将保姆领回家中，上了一趟厕所之后，去车站附近的商场买缝纫机去了。
或者：
妻子下班后去商店购买缝纫机，在车站前的非法劳务市场遇到了她要找的保姆，将她带回家中，现在正在上厕所……
这个女人的笑容里有一种淫靡的气息。手臂光裸，细长，白得发青，让人感受到阵阵清凉。裁剪得很合身的衣服领口开得很低，恰到好处地兜住了一对看上去既丰盈又柔软的乳房，就像两只熟过头的、多汁的槟榔。微微隆起的腹部的曲线随着气喘而起伏。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多半还因为李仙洲故作矜持的态度，她显得有些紧张，两腿交叠在一起，不安地战栗着。
她的笑容显然是虚假的，却带有强烈的暗示性。李仙洲又想起了刚才在出版社楼道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她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她火焰一般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飘浮在空中，没有一点重量。只要李仙洲朝那个女人看上一眼，她马上就傻笑起来。李仙洲问她从哪里来，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还没有回家，她只是笑。李仙洲给她倒了一杯雪碧，递到她手中，她又笑了起来。最后李仙洲紧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伸手搂住了她的腰。女人突然抽搐了一下，紧紧收拢了身体，惊恐而慌乱地看着他。不过，她的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这他妈的可不能怪我了……
李仙洲贪婪地看着她，吮吸着她身上的汗味，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多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是在乡间拥挤的集市里，每一个匆匆而过的女人都在召唤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仿佛这些年来紧紧纠缠着的一切难题都在这个决定中迎刃而解了。
女人的反抗显得无力而犹豫不决。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徒劳地挥动着双臂，似乎想抓住点什么。她的身体难看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就在这时，李仙洲忽然听见厕所里响起了哗哗的冲水声。
抽水马桶的声音准确无误地提醒他，除了自己和这位保姆之外，家里还有一个人。难道妻子真的在上厕所？随后，他听见洗脸池的水龙头被打开了。那个人正在洗手。李仙洲敏捷地松开这个女人，窜到沙发对面的一张木椅上，随手抓过一张当天的报纸，一边翻看，一边高声地感叹道：
“我操，天津磁卡又跌了六毛……”
从厕所里走出一个敦实的青年，他留着艺术家般的长发，穿着花格子衬衫，牛仔裤的一只裤管挽过了膝盖，粗壮的手臂上文着一条眼镜蛇。他走路的声音咚咚作响，仿佛楼板随时都会坍塌下去。
“你是谁？”李仙洲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年轻人不屑一顾地扫了李仙洲一眼，然后叽叽咕咕地与沙发上的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就拿过桌上的一只遥控器，“啪”的一声打开了电视。
难道这个保姆还带着贴身保镖？问题是保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也太长了。李仙洲心慌意乱地翻动着报纸，用眼角的余光朝对面的女人瞄了一眼。她的脸上仍带着笑容，只不过多了一层自豪和讥讽的意味。
李仙洲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暗房里，黑暗深不可测，漫无边际。好在妻子已经回来了。他听见了她的说话声，就在门外的楼道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门就开了。
他看见妻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抬着一架缝纫机，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都累得气喘吁吁。
“让你早点回来去取缝纫机，你跑哪儿去啦？”妻子一进门，就向李仙洲抱怨道，“害得我们累得像死狗一样……”
“咱们家要缝纫机干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他妈的装糊涂啊？”妻子用一只手捂住嘴，叫道，“我可没工夫跟你闲扯。哎哟，疼死我了。我的每一颗牙齿都松动了。”
妻子身边的那个中年人大步流星地朝李仙洲走过来，跟他热烈握手，还用力摇了摇。
“我哥哥。”妻子介绍说，“他们从于都来，下午刚到。”接着，她把那个正在看电视的青年拽到李仙洲跟前，对他说，“像你侄子这样的壮小伙儿，在出版社做清洁工是不是太委屈了？”
“什么委屈不委屈，”中年男子笑道，“妹夫给孩子安排了工作，我们就已感激不尽了。他在家里也是东游西荡，成天跟人打架……”
妻子说，哥哥嫂子这次来，就打算在家里住下了。一来孩子还小，他们不放心；再说，嫂子还琢磨着在城里开一个裁缝铺……最后，她在侄子肩膀上拍了一下，对李仙洲说：
“你明天就带他去出版社报到。”
李仙洲支吾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
电话是张重果打来的，他问李仙洲这个周末是不是有兴趣去爬山。李仙洲推托说，他近来的心情似乎不太适合于任何形式的享乐。
“得了吧，与我最近遇到的苦难相比，你的那点麻烦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等到我们登上山顶，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