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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王润东干涩的声音。那时，他正在日本的福冈，而电话却是绕过美国打来的。他说，这样电话费便宜一些，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真切，长吁短叹，很快就把我搅得心烦意乱。
他重复了曾与我谈起的一个个计划。比方说，他想去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别人无法找到他，而他却可以偷偷回来，躲在暗处，探访一下他的亲友。假如他高兴，也许还会突然现身，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他打算在五十岁时，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办一所小学，聊以终老。课余还可以开片荒地，种上几亩棉花。他说他喜欢闻棉铃的味道。春天就养养蜜蜂。
我说，计划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是你能够活到五十岁（现在，我有点后悔这么说），而且丹徒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清净了。几乎每个镇上都有了按摩院，从安徽、四川过来的歌舞女郎已经使我们家乡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尝到了开放的滋味。再说，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棉花，更别提养蜂了。
“那我们就去西藏。去西藏总可以吧？”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基本上是这样。”我说。的确，我不该那样轻率地说话。我应该能够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国家长途，不会仅仅是为了和我“随便聊聊”。
“好吧，再见。”
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她反复地追问我，她哥哥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然后细细咀嚼着每一个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家伙一定是被什么念头缠上了。”她说。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喃喃自语，而我很快就睡着了。
差不多在同一个夜晚，王润东给远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打去了同样的电话。我知道这件事，是在两个月之后，那时我和这位加拿大朋友正在五台山白雪皑皑的冰峰下穿越密林，希望为他找到一块理想的墓穴。
我与王润东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北京度过，见面的机会自然也不算少，可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交谈。那次电话是唯一的例外。他学的专业是飞机制造，而我的专业却是文学。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也许就是对各自的专业感到了厌恶，而对对方的职业却充满了羡慕。就是说，我们属于那样的人，通过对别人生活的想象来构筑自己的梦幻。
按照我妻子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她哥哥的举止多少有些乖戾。也许她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特别意义。他的房门永远关着的，只有在吃饭时，他才会出来。他很少与我们说话，随便对付几句，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带着一点语病。要么是“我对你的话感到很难令人费解”，要么是“若要己莫为，除非人不知”。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
“这都是装的。”我的妻子对此解释说，在她们那个机关大院里，有的是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为了与众不同，他索性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可怜虫。他的衣服打满了补丁；他用麻绳捆着一摞书去上学，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买不起书包；他用结结巴巴的语调和别人说话，害得听者直咽口水。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结巴，这给他第一次恋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是到了现在，他再也不用伪装了，假如他走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把他辨认出来，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虫。他还没有来得及抛弃这个世界，世界就抢先将他抛弃了。”
终于有一天，王润东突然提出来，要跟我学打桥牌。我妻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彼此了解，消除隔阂和陌生感。“其实他心里很苦。人人心里都有一束光。就像汽车的前灯，本来是用来照亮前面的道路的，可他却用来烘烤自己的心脏，它迟早会被烧坏的。”
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趴在桌上画图纸，身上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如果我每天都得画一张飞机图纸，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了。”进门后，我这样对他说。
“恰恰相反，我觉得摆脱苦恼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写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小说。至少也要写得像普鲁斯特那样长。”他提到了普鲁斯特，说明他对文学也并非一窍不通。但随后他扶了扶眼镜，转身走了出去。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听说，王润东最大的爱好是爬山。慕田峪、金山岭、白花山、小五台，北京郊外的山脉早就让他爬遍了。他最大的愿望是登上贡嘎山。不是珠穆朗玛。他不愿意凑热闹。实际上，他已经在为登上贡嘎山进行周密的准备了，但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却将他拽向最终的栖息之地：八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