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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像这些冰块，只能在冬天生存。”我的妻子说，“到了春天，它几乎立刻就融化了。”我知道她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她的手里拿着一根铁锥、一把榔头，正在用力地将冰坨砸碎。医生们需要这些冰块，用于病人脑部的冷敷。
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被请来了，据说他曾经抢救过胡耀邦。他查看了王润东的病情，过来对我们说：假如病人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或许还有苏醒的希望。他的这句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我妻子的眼睛马上就黯淡了下来。“大概是不行了。”她用榔头奋力敲着冰坨，哭了起来，“哥哥大概没救了。”
我远远地看着她，站在窗口，克制着抽烟的欲望。我的心里没有叵测的担心。或者说没有担心；没有尖锐的痛苦，或者说没有痛苦。几年前，当我听到胡河清先生的死讯时，我曾惊讶自己何以没有深切的悲伤，没有眼泪，现在，我连这种惊讶也没有了。
王润东死后的第二天深夜，天空中沉闷的雷声预示着春天的结束。我记得，他的遗体被送入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时，告别室里“彭真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尚未取下。
朋友们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葬。我和妻子去法华寺为他选购花篮，是白色的百合；去王府井替他买布鞋；我们挑选了他最喜欢听的莫扎特几首曲子在告别仪式上播放——好像这些事情仍然与他有关。我还把自己写的一部蹩脚的小说放在他的身边，让他带去阅读——好像他一睡醒来，真的会用来打发漫长的寂寞。
现在，王润东去世已经两年了。转眼又到了他的忌日。我的妻子打算写篇文章来纪念他。她想了一个题目，叫作《脆弱而高贵》。她大概是觉得“高贵”这个词语过于扎眼了，与她哥哥谦卑的一生不相吻合，就将它删去了。其实，在今天，“高贵”这个词，早就不是什么赞语了，它仅仅与不幸的命运还有点关系。而没有“高贵”，“脆弱”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到了后来，连写文章的念头也渐渐淡了。它就像一块冰，一点点地融化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冰块这个比喻，也可以看成是我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他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