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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让我感到一种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雌性气息：忧郁、纤弱甚至带点受虐意味。给我这样印象的国家，除了波兰，还有乌克兰。它们都不幸夹在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雄性掠食国家之间，注定了坎坷的命运：国境线总在变迁，人民总在迁徙，总是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牺牲品。对它们来说，无论亲近德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所以1944年，荷兰作家奥黛特·科伊恩写道：“对波兰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国。”
她显然高估了帝国的运势——从印度到加勒比，从马来半岛到埃及，帝国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不过三十年之后，作家简·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中追忆帝国的荣光了。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印巴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一位拥有帝国情结的英国佬红着眼问我。他的目标是走遍英国所有的旧殖民地。
“对不起，他喝多了，”他的马来籍妻子说，然后又要了一瓶冰镇翠鸟啤酒，“他就是三瓶的量，喝到第二瓶时就爱胡言乱语。”
我开着菲亚特熊猫冲出苏台德山区，进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亚平原。我突然明白，理解西里西亚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就像理解英国醉汉的愤怒一样轻松。窗外的土地委实过于平坦，过于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国嘴边。它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与波兰大平原连为一体，直至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它又将与俄国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遇。这真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像所有悲剧一样，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
同样难以置信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条通往弗罗茨瓦夫的乡野公路居然堵车了。很多车调头转向，但这似乎并未使现状有所改观。我跟在车龙后面，除了田野和树木，周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前面的司机打开车窗，抽起了烟，后面的司机戴着墨镜，打起电话。我反复拨弄着收音机电台，几乎所有台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这无助于缓解焦虑。我关掉收音机，无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萨尔有一篇描写堵车的小说。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么波兰边境线附近的小路！
我总算看到路边有家孤独的小超市，马上像个逃兵一样溜出队伍。超市里的货物都带着一副陈旧的历史感，只有熟食柜台摆满新鲜的香肠。旁边有张铁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时只有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老头，坐在那里喝啤酒。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已经喝到对周围熟视无睹的程度。我闻到熟食柜台里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身上没有波兰兹罗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欧元，一边比画一边向店主指着柜台里那条最诱人的香肠。他卖给了我，还找了我几枚兹罗提，这样刚好又够买一小杯啤酒。
我在老头对面坐下，他并未看我一眼，这让我对他的兴趣激增。我切了一截香肠，把盘子推到他面前。他不动声色地把啤酒喝完，起身离去。他像个修士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室外的白光中。门关上了，仿佛野兽把光线重新吞噬。
我把啤酒当作烈酒，只是偶尔呷上一口。等把香肠吃完，我就走出这家小超市。大地一片宽广，一队大雁飞过天空，车龙神奇地不见了，仿佛堵车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或者只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嘟囔着那个英国佬的话。毫无疑问，这是比大英帝国的衰落更难解释的事情。
我再次上路，经过一座小城，城外有几家大型超市，之后是住宅区，然后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残存的18世纪建筑——一座欧洲内陆小城的标配。生活在这里是便利和安静的，又是沉闷和无聊的。每个路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尽管阳光耀眼，却有种阴沉的一致性。他们的灵魂大概也都皱着眉头。难怪欧洲人会喜欢东南亚，那里火热的生活，热带的生命力，如同疯长的藤蔓，一定让他们大为惊叹。
自己没有的就是好的——人类的天性。对他们来说，东南亚是这个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连神佛都是欢喜的、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受难相。
人总得不时换换口味吧，这有助于身心愉悦，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比萨饼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间隔年数次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我知道，我必须延宕自己成为“废人”的过程，就像足球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职业生命。延宕的诀窍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尽量把自己置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强烈的冲击容易让人懈怠，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
比如，我订的酒店在弗罗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对于一座中欧城市，这已经算是城郊了。我把车停在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成群的乌鸦正黑压压地飞过，“呱呱”叫个不停。
房间在十六楼，可以看见一定程度上的风景——不是美丽的奥得河，不是老城栉比鳞次的屋顶，而是一座半荒废的体育场，一片社会主义气息的住宅区，驻满鸟巢的行道树，以及停着我那辆菲亚特熊猫的停车场。让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间同样以毫无特色的极简主义风格取胜——白墙、白床单、原木写字台，而不是什么精品酒店时下流行的风格。
我离开房间，在大堂里碰到一群参加宴会的波兰人。餐厅经理正忙得团团转，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连门童都被动员起来摆桌子。前台女孩告诉我，今晚会有一百人在这里用餐。我祝他们好运，推门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着回来的理由。
外面空气冷冽，但并非不可忍受。我没有开车，而是沿着马路步行。街道很干净，波兰女人的颜值明显高于匈牙利。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