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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菲亚特熊猫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越来越有历史感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展陈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歇业。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它们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们看上去傻透了，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地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 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 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 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 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所有人都望着案发现场，包括那个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谁都无辜，仿佛不明白那个酒瓶子怎么会从手里飞出去。
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拼——朋克对决嬉皮，年度盛宴。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从嬉皮身边走过，他侧匐在地上，头顶是一小摊血，身体还在随呼吸起伏。他好像睡着了，又像在练习刚从印度学回来的瑜伽术。我看到广场较远的地方，有两个巡警走过来。我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个人受伤了。”我对他们说。
“你看到怎么回事了？”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谢谢。”巡警对我说，好像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干得不错。
他冲着对讲机说着什么，里面一阵芜杂，然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虚空。
“这种事时有发生。”另一个巡警微笑着对我说。
我也报以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