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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馆吃早餐时，遇到了三个中国人。一男一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男人穿一件黑色毛衣，男孩穿一件红色毛衣，但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可以看出男人并不是男孩的父亲。女人一直沉浸在遐思中，表情淡然地坐在男孩身边。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
男人把一片火腿放到男孩的盘子里。“吃肉。”他说。
男孩看了看肉，又看了看男人：“面包里夹片肉就是三明治。”他说。
男人表情尴尬地笑笑，男孩却发现了有趣之处。他开始不断重复这句话，越说越兴奋。
“别犯傻了！”女人突然回过神来，厉声对男孩说。
男孩咬了一口三明治，鼓起腮帮嚼着。
这时，进来了三四个俄国男人，是从加里宁格勒一路开车到这里滑雪的。他们的声势迅速压过了前者。等他们拿着盘子走完一遍，餐区的餐食就像被蝗虫扫过一轮的庄稼地。刀叉在盘子里叮当碰撞，语速飞快的俄语在空中飞扬。
“快吃，吃完我们走了！”女人说。
“面包里夹片肉就是三明治。”
……
我喝了口咖啡，决定上路。等我拿着大衣和围巾下了楼，看到旅馆的男主人正气喘吁吁地端着一大盘火腿和奶酪进来，补充到用餐区。
门外，河水的声音更大了，空气中带着松枝的芳香。我想起上一次来这样的雪山小镇，还是很多年前在印控克什米尔。那里也有一个湖，叫达尔湖。湖上全是供人居住的船屋，交通则靠单桨划行的小舟。一天早上，船主的女儿站在船头等小舟载她去学校。她穿着一身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头巾，美得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相比克什米尔，哈尔施塔特早已名声在外，它差不多被印在了奥地利的每一张明信片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哈尔施塔特是不是相当于奥地利的丽江？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微微沮丧，但好在一路风景甚好，眼前到处是山，透过清亮的空气，可以清晰地看到山石青色的褶皱，听到风声“嗖嗖”地穿过松林。
哈尔施塔特的意义远远大于旅游本身。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这里是欧洲铁器文明的中心之一。考古学家在哈尔施塔特附近挖掘出多达一千零四十五座坟场，坟场区域内遍布着盐矿。从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在这里开采不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哈尔施塔特文明的覆盖区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疆界有颇多重合之处：包括了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匈牙利西部的小匈牙利平原、克罗地亚北部的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东部的下施蒂利亚。我很想看看相关的资料，可哈尔施塔特的书店里没有这类乏人问津的书籍。
村旁的山顶上仍有盐矿的遗址，只是索道在冬天已经停止。虽然有徒步线路，但在湖边走走，远比迎风登山更适合我。在湖边随意漫步时，一只羊驼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伸出头来，我不知道哈尔施塔特还有养羊驼的传统。过了会儿，我看到早餐时的三个中国人也来了这里。我听到女人招呼小男孩：“快过来，我们合个影，回头发给爸爸。”
在哈尔施塔特，每一栋房子的墙壁上都装饰着树枝和鲜花，给人一种盛夏之感。欧洲人似乎格外珍惜夏日，想在八月份找到正常工作的地方是很难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去度假了。贵族们常常选择在风景优美之处建立夏屋，离哈尔施塔特不远的巴德伊舍就是约瑟夫皇帝的夏宫。
我从哈尔施塔特开车来到巴德伊舍。1853年8月19日，约瑟夫和伊丽莎白在这里举行了订婚仪式。第二年，皇帝的母亲苏菲皇后将皇帝别墅送给儿子作为结婚礼物，约瑟夫称之为“地上的天堂”。相比政务繁重的维也纳，巴德伊舍成了约瑟夫的逃逸之地，他在这里度过了八十三个夏天——如果算上苏菲在这里怀上他的那个夏天。
巴德伊舍算得上是奥匈帝国的一个“切片”。它是一座小城，因此不难看到皇室留下的痕迹：伊丽莎白常去的茶室，现在成了一座图片博物馆；约瑟夫情人喜欢的蛋糕店，仍然保留着美丽的枝形吊灯和大理石地板；皇室光顾的剧院，现在依然演出不断。
在皇帝别墅，我看到约瑟夫睡的单人床——那种军队里年轻士官睡的铁床。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唯一的乐趣是打猎。他每天三点半起床、沐浴、处理几小时政务。如果天气好，他就去附近打猎。他的房间里装饰着很多当年的战利品。伊丽莎白死后，皇帝唯一的慰藉是情人：女演员凯瑟琳娜·施拉特。她在巴德伊舍城外有一座别墅。每天早上，约瑟夫都会独自步行或骑马找她一同早餐。
巴德伊舍是一座念旧的城市。每年的8月18日——皇帝生日这天，巴德伊舍都会在圣尼古拉斯教堂为约瑟夫举行弥撒。人们穿着当年的制服，唱着海顿的歌曲。这些歌曲是年轻的约瑟夫挽着伊丽莎白走进教堂时所唱的，也是年复一年，直到他在1913年八十三岁生日时所唱的。之后，在这座“地上的天堂”，约瑟夫签署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声明。历史证明，那是一场地狱般的战争。宣战次日，约瑟夫就离开了皇帝别墅，回到维也纳。两年后，他在帝国的分崩离析中去世，再也没能回到他最爱的夏宫。
施拉特一直拒绝谈起和约瑟夫的情史。她1940年去世，葬在维也纳的一座公墓里，而彼时的维也纳正在纳粹的掌控下，经历着另一场地狱般的战争。她会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呢？
帝国注定要存在于历史之中，并充当反历史的角色。
——库切，《等待野蛮人》
我在位于教区巷7号的Café Zauner喝了咖啡，吃了栗子蛋糕。它是约瑟夫和施拉特最爱的糕点店，但并没有我想象的出色。服务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性，穿着宽大的褶皱长裙，全都脚不沾地地忙活着。也许她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我想象着她们在这样一个小镇度过一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在维也纳的一家酒吧，我曾和一个爱尔兰小伙子聊天。他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年轻人四处迁徙打工的报道，问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留在家乡？他们为什么要去富士康这样的工厂？
“在家乡，他们可以有美丽的房子，养牛，养狗，就像在奥地利的小镇一样。”爱尔兰小伙子说。
“国情不同，在中国的农村……”我尝试向他解释我所知道的中国农村：脆弱的环境、过剩的劳动力，但似乎依然无法解决他的困惑。
“他们怎么能忍受工厂那样的生活？”他问我。
“生活在哪里都有不可忍受的一面，”我说，“无论你是要做定居的该隐，还是游牧的亚伯。”
“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暴力革命。”
“那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北爱共和军？”
……
傍晚，我开车去了蒙德湖。这里没有共和军，甚至见不到游客。我看到几只野鸭在冰冷的湖水中游泳，湖水拍打着堤岸，像瀑布一样发出鸣响。草地上是简单的儿童乐园，两个孩子坐在轮胎做成的秋千上，一个穿红，一个穿绿。在他们背后，树林像分叉的毛笔，伸向灰色的天空。这让我感到自己的确身处奥地利的冬日——这样的冬日已经持续多久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进来一条短信。除了中国联通的广告，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收到短信了。短信是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看了看新娘的名字，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女孩。我想起他上次给我发短信就是告诉我，他和那个好了很多年的女孩分手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似乎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没法参加婚礼，于是决定在奥地利给他们寄一张明信片。我走进一家旅游商店，挑了一张哈尔施塔特的明信片，又买了邮票。商店也帮忙邮寄，可是对着明信片背面的空白，我却久久无法下笔。
“抱歉，没想好怎么写。”
“给女朋友的？”
“给一个要结婚的朋友。”
店主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第二天，萨尔茨堡下了一整天雨。我还了车，坐在火车站旁的咖啡馆里，一边写明信片，一边等待去意大利乌迪内的火车。从那里，我将转车前往昔日奥匈帝国的港口——的里雅斯特。
我字斟句酌，更多的时候则是陷入回忆。一个女人站在屋檐下抽烟，雨水敲打着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