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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大运河畔的一家阁楼旅馆，主人是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丈夫马里奥在政府工作，怀孕的妻子桑德拉在家打理客房。他们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和一只黄猫。每天早上，黄猫总是悄悄潜入我的房间，跳到窗台上瞭望。越过砖红色的瓦片，可以看见城市正在柠檬色的阳光中铺展开来。
我下楼和主人一起吃早餐。桑德拉挺着大肚子忙里忙外，马里奥穿着白衬衫坐在桌前。在意大利，女人主内的情况相当普遍，她们勤劳而有威信，有点像过去中国的情形。
马里奥告诉我，他们是弗留利人。的里雅斯特方言是弗留利方言的一支，但是渗透了更多斯洛文尼亚语、德语甚至是匈牙利语的词汇。弗留利方言并不属于拉丁语，而是凯尔特语的一支，有着不同于意大利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二战结束后，包括戈里齐亚在内的一部分弗留利领土一度划归给了南斯拉夫。至今，这仍是弗留利人心头的一段伤痛回忆。
作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的首府，的里雅斯特在冷战时代却因为一篇关于“铁幕”的演说再度“成名”。
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丘吉尔，《和平砥柱》
当时，只有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与苏联貌合神离。对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百姓来说，逃出铁幕是无比艰难的，但进入南斯拉夫则相对容易。从南斯拉夫的边境，可以相对轻松地抵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哨”——的里雅斯特。
“我记得小时候，的里雅斯特的黑市横行，最抢手的商品是T恤和牛仔裤，”马里奥说，“当然，人们也把更值钱的外汇、黄金、电器带到边境的另一边。”
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有过几年的“真空期”。的里雅斯特的黑市发展壮大成合法的巴尔干市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蜂拥而至，抢购电水壶、电视机、衣服等日用品。每天傍晚，长途汽车站都堆满编织袋和等待回家的人。
“那时候，大家都说的里雅斯特会重新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就像奥匈帝国时期一样，”马里奥说，“但很快那些国家也开始实行资本主义，那些人在自己国家里也能买到日用品了。”
巴尔干市场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关门大吉。又一次，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的里雅斯特先被宠幸，又遭抛弃。
“可能这就是我想来的里雅斯特的原因，”我安慰马里奥，“它的历史感和那些曲折的故事。”
“我们也骄傲于这里的历史。”马里奥微笑着。
吃过早餐后，我和马里奥一起下楼。他开着一辆Mini Cooper上班去了，而我沿着运河一直走。我经过咖啡馆和塞尔维亚教堂，经过一家鱼仔店，里面正贩卖刚刚打捞上来的海货——这的确是一座海滨城市！
我经过罗西尼大道上的博物馆，进去看了威尔第、普契尼的手稿，然后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小山上走。我走过古罗马时期的残垣断壁，经过一座教堂。教堂里在举行仪式，人们穿戴整齐地鱼贯而入。教堂门口，志愿团体正提供免费咖啡。
我迷路了，但是并不感到慌张。的里雅斯特不大，而在这样的上午无所事事地走走，是一件惬意的事。太阳高高挂在天上，虽然有风，但是并不太冷。我一直走到山下，走进餐馆林立的商业区。我看到一家挂着“Buffet”牌子的餐馆——那是奥匈帝国留下的“遗迹”之一。
这家餐馆有点像北京的老字号，有一种油乎乎的古老感。柜台里摆着各种香肠、煮肉、内脏，还有硕大的啤酒桶。我要了一份内脏、一份酸菜、两片面包，又要了一杯二百五十毫升的啤酒。出乎我的意料，这里不算便宜，而且就像日本的立吞酒馆，如果你不想站着吃而是坐下来，还需另交费用。
伙计和切肉师傅都戴着白帽，像又高又壮的德国人，但讲意大利语。这家餐馆给人的感觉就像那种在殖民地长大的白人孤儿，长着西方的容貌，却讲一口当地话。
我小口呷着酒，想找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一个大妈进来要了一杯啤酒，然后坐下来拿出账本记账。这里肉香扑鼻，并不适合严肃工作，可她似乎不为所动。接着，进来两个美国年轻人。听说坐下来要收费，他们点了两份打包带走了。这时，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了进来。伙计和她打了个招呼，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显然是熟客。
“我今天没什么食欲，”老太太庄严宣布，“和平时一样，但是少来一点。”
“没问题。”
可过了一会儿，伙计却端上一个由煮肉、香肠、内脏组成的大拼盘和一大杯啤酒。和这位胃口不好的老太太相比，我顿时相形见绌了。
“尿！”伙计突然跟我打招呼，他的意思是说“你好”。
“尿！”我回答。
“这是传统的里雅斯特食物，喜欢吗？”他指着我的盘子。
“不错，尽管胃口没这位太太好。”
“这位太太啊，在的里雅斯特长大的，来这里用餐有七十年了。”伙计以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说。
“七十年？”
“是的，不过和我们店的历史比，七十年不算什么。”伙计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们是1897年开张的，每周营业六天，星期天休息——主人当年定下的规矩。除了1914年到1918年因为战争关过门，其余时间一直这么营业，直到今天。”
“这位太太从小就来？”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然后和她先生，”伙计说，“去年她先生去世了——一位非常好的绅士。”
“你是这家店的主人吧？”
“不，”伙计的嘴角又露出一丝微笑，这次略带神秘，“我只是在这里打工。”
正午的光线从明亮的窗子射进来，我看着那位老太太埋首肉间，刀叉灵动，不时抬起头，喝上一口啤酒。另一侧的大妈，兀自翻着账本，啤酒几乎没动。
坐在她们之间，我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就像在一家卤煮店，你发现有个外国人正大口吃着猪肠。我想着这家店的历史，算着有多少人在这里用过餐。食物的生命力似乎远大于一切政治，尽管窗外的世界早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