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都新田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至公元前376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史记·赵世家》）。但实际上早在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即已列为诸侯，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学术界多以这一年作为晋都新田的终结，新田作为晋国晚期都城共182年。
新田遗址位于山西省侯马市市区附近，地处汾河与浍河交汇处的平原上。遗址发现于1952年。1955年，在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了大面积的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1956年，文化部文物局会同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初步认定该地是“晋国当时极重要的都市”[10]。同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成立。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50年代以来，以该遗址为中心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未曾间断，六十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6～1965年的十年间，探明了牛村、平望、台神、马庄、北坞和呈王六座城址及部分城址内的夯土台基，并对以牛村古城为主的部分遗存做了发掘[11]。在以往的资料中还提及白店古城。据在该遗址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称，1980年代所做复查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城墙[12]。此外，还发现了若干手工业作坊遗址、祭祀遗址和墓地。在其间的1960～1963年，文化部文物局在该遗址组织了两次全国性的考古大会战，发现并发掘了著名的侯马铸铜遗址，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对遗址的内涵、布局与性质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定[13]。
侯马铸铜作坊发掘现场（《侯马白店铸铜遗址》）
1965～1966年，在位于呈王古城东南的浍河北岸发现了著名的侯马盟誓遗址，发掘埋牲祭祀坑300余座，出土盟书5000余件[14]。盟书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些盟书是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盟书的发现确证了侯马即晋都新田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研究晋国历史和古文字演变的珍贵资料。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侯马遗址的考古工作以墓地为重点，对上马墓地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大规模发掘。到1987年结束，共发掘墓葬1300余座，揭露面积占墓地总面积的93％以上，由此确立了侯马晋都遗址年代学和文化属性的标尺，为探索其居民的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1979年，在侯马市西南的新绛县西柳泉发现了一处包含若干大中型墓的墓地，并发掘了其中的数座墓葬，大致确认该墓地应为晋国晚期晋公陵墓区之所在[15]。
1980年代以来，对北坞古城和呈王古城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发掘，对牛村古城的城垣进行了解剖，从而确认了其建筑和使用年代。另外，在呈王古城以东的呈王路发现并发掘了大型夯土建筑群和大量祭祀坑，这是继盟誓遗址之后有关晋国祭祀遗存的又一重大发现[16]。
六十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我们对侯马晋都的布局及内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整个新田遗址在东西9公里、南北7公里（实际面积在40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内分布着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铸铜、制陶、制骨、石圭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时代约当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浍河和汾河在都邑以西交汇，形成天然屏障[17]。
在侯马晋都范围内，共发现7座城址，即平望、台神、牛村、马庄、呈王、北坞和北郭马古城[18]。前三者集中分布于遗址西部，面积较大，相互连接，呈“品”字形。牛村古城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1070～1390米，东西宽955～1070米。南城墙有两座城门，城外有护城壕。该城的使用年代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平望和台神二城均略呈长方形，前者面积约900米×250米，后者面积约1700米×1250米。牛村、平望两城内及台神古城外西北都发现了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台基，保存较好的可看出由下到上的分级结构，都发现了建筑物的坍塌堆积和瓦的残片。关于三座城址的年代，有人认为平望古城晚于其他两座[19]，或认为在三座城址中平望古城最早，其余两座为扩建晋都时增筑的城圈[20]。现有的材料尚不足以确证三座城址的年代关系，今后应在三城相接处进行重点发掘，以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从现在所掌握的三城的平面布局上看，这三座城址的四面城垣均大体平行，台神、牛村两城的南垣，以及台神古城北垣和平望古城南垣都基本在同一直线上。因此，这三城虽建筑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大体上属修补、增建后同时使用的三座城址。从规模和内涵上看，应为当时晋国公室的宫城所在。
晋都新田遗址（《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
位于其东的马庄、呈王、北坞、北郭马四座城址规模都较小，均由相连或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最小的呈王古城南城的面积仅2万多平方米，最大的北坞古城东城则为20余万平方米。这四处城址中均发现夯土建筑基址。这类小城的主人当属拥有相当权势的卿大夫一类。
在遗址东南部浍河北岸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包括盟誓遗址（盟书出土地）在内的5处祭祀遗址。其正北约1公里处的呈王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在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探明形制规整的建筑基址70余处，最大者面积达3000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祭祀坑。这一建筑基址群的使用年代约当公元前550～前480年，属新田遗址早期阶段[21]。在其余3处祭祀遗址中共发现祭祀坑400多座。此外，牛村古城南也曾发现东、北、西三面环绕以围墙的夯土建筑基址和祭祀坑。该基址处于牛村古城南城墙上两座城门的中间位置，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南部空旷地带分布有数十座祭祀坑。使用年代约当公元前450～前420年，即新田遗址中晚期之交[22]。发掘者认为这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应分别属新田晋都早期和晚期阶段的宗庙建筑遗存。
在上述城址以南的浍河岸边，发现有分布范围较广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铸铜遗址位于牛村古城南，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之大、出土陶范数量之多、制范工艺水平之高在已发现的各地同类遗址中都是较为罕见的[23]。此外，在牛村古城以南和东南还分布着制陶（含建筑用瓦）作坊、制骨作坊和石圭作坊遗址若干处。
文化堆积在整个遗址范围内分布广泛，几无空白之处，其中应包含大量一般居住址。遗址范围内发现多处墓地。规模最大的上马墓地位于浍河南岸，西北距牛村、平望、台神三城约3公里，墓地总面积逾10万平方米。年代上起西周晚期，下至春秋战国之际。在平望、台神古城以西的下平望和东高村附近及牛村古城南还发现3处墓地，年代均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这4处墓地均距城址较近，除上马墓地的个别墓葬规格稍高外，都以小型铜器墓和陶器墓为主，4处墓地可能均具“邦墓”的性质。此外，在盟誓遗址东北的秦村村北一带发现400多座“排葬墓”，可能为阵亡战士之墓或与祭祀用人有关[24]。该墓地与上述几处“邦墓”墓地的性质完全不同，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
侯马铸铜作坊出土兽头陶模（《中国文明的形成》）
另外，位于侯马市西南15公里的浍河南岸峨嵋岭北麓的新绛县柳泉大型墓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由数组大墓及陪葬于周围的中、小型墓组成，时代大体属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与侯马晋国遗址时代一致。调查发掘者推测该墓地应为晋公陵墓区。
要之，平望、台神、牛村三座城址的出现，标志着新田作为都城的开始。与三城同时兴起的还有呈王路建筑基址和石圭作坊遗址。随后，三大城以东的几座小城开始兴建。进入都邑发展的中期阶段，牛村古城南开始兴建新的祭祀中心，盟誓活动至迟在春秋晚期已开始进行；铸铜遗址也进入繁荣期。最后，铸铜遗址和呈王、北坞等东部小城的废弃，标志着晋都新田时代的结束[25]。
田建文把晋都新田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东面的小城应属晋卿所筑的“卿城”，足起郭的作用；宫城东、南是手工业作坊区；有多处祭祀场所，礼制建筑采取“左祖右社”的格局，整个都城坐北向南；宫城东南为邦墓，晋公陵园则在更远的城西南峨嵋岭下。他还指出新田宫城“品”字形的布局对后来的邯郸赵王城等影响很大，从而提出“新田模式”的概念[26]。
俞伟超在论述东周城市布局的总体特点时指出：“居民区从分散的状态到集中在一个大郭城内，看来是经过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而晋都新田应是从西周的分散状态到战国时城郭并举的都邑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也许，商代至西周都城分散的居民点，到此时在某些都城已发展成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27]。可知晋都新田在西周时代的“大都无城”和东周时代的城郭盛行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