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承前 礼制初成
早段（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
近年来，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关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在年代上的关系，以及相关遗存单位的文化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无法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交的遗存做明确的辨析。笔者倾向于认为，二者在年代上有共存关系，至少部分时段重合。而二里头文化末期（四期晚段）已进入二里岗时代，应属于二里岗文化的范畴。这是二里岗文化因素肇始于二里头和郑州城，以及郑州城开始崛起的时期。确属此段的青铜器较少，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与郑州城
·二里头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二里头文化末期几十年时间里，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不动产”——高等级遗迹发生了一些较为显著的聚落形态上的变化。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的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如宫城及7号基址（可能是宫城南门塾），1、2号宫殿等大中型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墙局部受损，6、10号等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墙3号墙兴建。我们注意到，位于宫城东路建筑群北端的6号基址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南邻2号基址，其宽度仍与早已存在的东路建筑群（2、4号基址）一致，说明6号基址属于东路建筑群的续建，该基址群西侧道路仍在使用；10号基址依托围垣作坊区的北墙5号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而建，虽压占于宫城南路之上，但并未完全阻断道路；新开掘于此期的两口水井，仍南北对应、颇有章法地建于1号基址西墙外。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一直延续使用。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建筑工程虽可能遭到了局部破坏，但仍存留于地表，甚至继续使用。此期的二里头聚落仍集中着大量人口，存在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这些新旧建筑工程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最末阶段才被一并废毁。
遗憾的是，这些变化与铜礼器的生产、使用在时间上的对应，因无明确的考古层位关系支撑，尚无法究明细节。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青铜礼器群
按目前的分期认识，属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青铜礼容器墓有7座。[公元前1600]到了此期，青铜爵之外的其他礼容器如酒器斝、封顶盉、觚（已佚）、食器鼎，以及礼兵器戈、长身战斧、钺，还有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才开始在二里头都邑出现；此期墓葬中才开始出现铜爵、铜斝，铜鼎、铜斝、铜觚（已佚）的随葬品组合(103)。[东亚大陆最早的组合丰富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鼎、青铜器纹饰]这与此前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墓葬中仅见青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和铜爵等的简单礼器组合形成鲜明对比。总体上看，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公元前1500]
1987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鼎和圜底铜斝，此为现知最早的青铜鼎。此二器由农民发现并卖出，经调查可知，共出的还有一件疑似铜觚的器物，惜未能追回。简讯执笔者推断应出自同一墓葬，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有学者进而认为，鉴于“鼎、觚在已知的二里头三期墓葬中皆不见，所以此墓如确属二里头文化，亦当属四期偏晚，近于二里岗下层时期”(104)。“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没有使用陶斝的传统，这种新出现的组合方式当是受二里岗文化前身的影响。”(105)另有学者指出，该墓所出铜斝，鼓腹圜底、锥足有棱的风格一直延续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106)。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件铜器已“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统”(107)。还有学者干脆将这两件铜器划归“早商一期青铜器”，认为“早商一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除此墓出土的两件外，还包括出有著名的乳钉纹铜爵的贵族墓。这些器物上“开始出现简单纹饰”(108)，而这些纹饰，的确可以被看作二里岗文化青铜器装饰风格的肇始。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铜器铸造工艺的演变
（据宫本一夫文《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附图改绘）
有学者指出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范，上述铜斝和铜鼎，就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铸造的例证。这种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出现铜鼎和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最早期阶段”(109)。
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铸造相对粗糙，到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时，少数器物制作才显得比较精良，注意修整范痕。
无论从形制源流还是铸造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都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可窥见阶段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鼎、斝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型的铜礼器，这与此前以爵、大体同时以盉和觚（已佚）等陶礼器为原型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区别。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寓的重大礼制变化，颇耐人寻味。
青铜礼兵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1600]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长身战斧共出土了4件，都是墓葬的随葬品。目前可确认年代者均属二里头文化末期(110)。[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学者在对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中，将商代早期青铜兵器的上限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111)。从材质成分以及兵器的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它们并非用于实战，而是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公元前1500 最早的铜鬲]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戈、钺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
·郑州城
大体与二里头文化末期（四期晚段）同时，后来的郑州城宫殿区一带出现了大型聚落，据《郑州商城》报告公布的地点统计，该聚落或称聚落群的面积可达80万平方米，并发现大型夯土建筑。此期偏晚阶段，郑州城的城垣已开始兴建，但铸铜作坊尚未投入使用。
聚落内还发现了一座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该墓合葬三人，其中二人为殉葬人，随葬铜鬲、铜盉及铜戈等(112)。发掘者推断其年代为“洛达庙晚期晚段（即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这座墓葬出土的铜鬲，是现知最早的铜鬲。作为铜鬲原型的陶鬲与陶斝、陶鼎一样，在二里头文化中都属于普通炊器，陶鬲和陶斝不作为随葬品下葬。因此，这三种器物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交，跻身于青铜礼容器的行列，令人瞩目。
发掘者认为，青铜鬲筒腹袋足的形制“与北方地区夏家店文化的陶鬲较为近似”，“带有明显的北方特征”。更有学者指出，同时期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风格的筒腹陶鬲在郑州商城内外也有发现(113)。另有学者认为，郑州发现的筒腹青铜鬲与分布于东北平原南部的高台山文化一、二期的筒腹陶鬲近同(114)。无论如何，这一来自北方的异质文化因素的陶器被制成铜礼器，是颇耐人寻味的。
该墓出土的铜盉，保留了较多的二里头文化的因素。鬲、盉的组合及二器分别置于两殉葬人头顶的埋葬方式，都不同于二里岗文化早期墓葬的规制。
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末期的二里头遗址墓葬随葬鼎、圜底斝、觚（已佚）和郑州城墓葬鬲、盉组合的铜器群，是连接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青铜容器生产与使用的重要环节，在器物组合和形制等方面开启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风格的先河。
其他遗址
·近畿地区
在二里头和郑州之间的郑洛区，荥阳西史村、高村寺和新郑望京楼等遗址也发现了具有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风格的青铜礼器。
其中荥阳西史村墓葬出土了铜爵，其流尾间口沿平直、束腰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爵类同。共出数件陶器，可确切推断属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
在荥阳西史村、高村寺遗址和新郑望京楼遗址采集的圜底铜斝，均体形瘦长，短柱，弧鋬，颈部饰双线网格纹带半周，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铜斝风格相近，年代“大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最晚”；新郑望京楼采集的另一件颈饰连珠纹带的斝，“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之间”(115)。1974年望京楼遗址采集的铜爵可大致归入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早期早段），其鋬部仍带镂孔，保留了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特点。
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礼容器分布
1．河南偃师二里头；2．河南郑州城及左近；3．河南荥阳西史村；4．河南荥阳高村寺；5．河南新郑望京楼；6．安徽肥西大墩孜；7．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8．河南偃师城；9．河南登封王城岗；10．河南登封袁桥；11．河南商丘柘城孟庄；12．河南辉县孟庄；13．山西垣曲古城南关
要之，青铜礼器组合中新器类的出现，以及青铜礼器从二里头时代仅为二里头都邑内的贵族使用到见于主都郑州城附近的其他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
·江淮间与长江中游
地处江淮之间、巢湖西岸的安徽肥西大墩孜遗址曾出土铜斝和铜铃。两件铜斝均为平底，器高明显低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平底斝，更接近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平底宽腹斝，应属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遗物(116)。同出的单扉铜铃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铜铃近同。该地在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早期阶段，属于斗鸡台文化的分布范围。近年又在距其不远的肥西三官庙遗址出土了一批同期的青铜器。中原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出现于该地的历史背景，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在长江中游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也采集到一件属于此段的圜底铜斝。尽管该遗址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存，但采集所得单件器物一般不易排除为后世流散品的可能性，存此备考。
晚段
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容器仍然不多。最为难得的是数座铜器墓的发现，可据此大致了解随葬器物的组合关系。礼容器的分布开始仅以郑州城为中心，集中于都邑左近。
郑州城
郑州城的城垣始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到了早期晚段，内城和外城已筑好并投入使用；城内东北部宫殿区出现多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内城以南、内外城之间的南关外铸铜作坊，内城以北的紫荆山北制骨作坊以及内城以西的铭功路制陶作坊也已开始使用。遗存的分布遍布内城和内外城之间，表明此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郑州城自此进入繁荣期(117)。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城南关外铸铜作坊的投入使用，与二里头铸铜作坊的废止大致前后相继。在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铸铜作坊中，即发现用于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表明青铜容器是在都邑内铸造的。
南关外铸铜作坊出土陶范
早期晚段：1．花纹范 晚期早段：2．镞范；3．爵外范；4．鬲外范（模型）
郑州城范围内现知属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铜器有10余件。这些铜器主要出土于33座同期墓葬中的3座，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3座墓出土的铜礼容器组合分别为：爵、斝；爵（3件）、斝、盉（据称曾出土，未追回）；爵、盉。其中铜爵、铜斝的组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铜爵、陶斝或陶爵、陶斝的组合也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和第四期。这昭示了二里头与二里岗两种青铜文化间的密切关系。爵、斝、盉组合中的爵有3件，且伴出有玉器和海贝，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较高，以礼器的数量和种类彰显身份的规制已形成(118)。
其中一座铜器墓还随葬了4件陶器。典型陶器的伴出，使得同出的铜容器及其组合成为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标尺。该墓所出铜爵上腹近直、下腹凸出且略深，流尾间口沿微凹；铜斝器身与三足均变矮，双柱加长且呈菌状。如此种种，都开始呈现出较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铜器的特征。
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青铜礼容器群
除了上述3座墓的随葬品，历年来在郑州城范围内还发现了数件属于此期的铜容器。
由上可知，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的铜器数量尚不多。除发现的或然性外，发掘者还注意到郑州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出土的此期陶范中，铸造容器的陶范较少，说明当时铸造青铜容器或许并不普遍。墓葬中礼容器的组合以酒器铜爵、铜斝的组合最多，或有另加铜盉或铜鬲的情况；也有铜爵、铜盉的组合。这些器物及其组合都是发端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的。爵和斝成为青铜酒礼器的核心组合，形制上更具二里岗文化特色。纹饰上仍以弦纹为主，少数饰连珠纹或简单的带状兽面纹等。
偃师城与其他遗址
·偃师城
坐落于洛阳盆地东部、东距郑州城约80千米的偃师城遗址，是二里岗时代在规模和规格上仅次于郑州城的大型城邑。该城最初建有圈围面积约86万平方米的小城圈，而后北、东两面外扩为大城，总面积约1.9平方千米。大型夯土建筑区位于城址的南部。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两座城址的性质及其关系的初步结论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119)
就遗存分布范围而言，郑州城在10平方千米以上，偃师城则基本上限于大城城垣以内。从城址规模上看，郑州城在建城之初即建有3平方千米的内城和规模逾10平方千米的外城；偃师城早期小城不足1平方千米，后来扩建的大城不足2平方千米。郑州城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和青铜器窖藏坑，还有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偃师城则仅见个别随葬少量青铜礼器的墓葬。偃师城几乎平地起建，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就连城内府库类建筑都显现出浓厚的战备色彩，与郑州城的全面繁盛形成鲜明对比。如此看来，郑州城为主都，偃师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或辅都、副都的看法，是较为妥当的。
偃师城遗址虽曾在小城外东北部发现与青铜冶铸作坊有关的遗存，但尚无铸造青铜礼容器的证据。该遗址发现2座属于此期的墓葬，均出土铜爵，各伴出有数件陶器，墓主人身份不甚高。该墓的年代约为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
·近畿与左近地区
此外，位于郑州城西南的登封王城岗和袁桥遗址，其墓葬中都出土了铜爵和铜斝。王城岗出土铜爵应属此期，铜斝的铸造年代似可早到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
河南东部商丘地区的柘城孟庄遗址，发现了用于冶铜的坩埚碎片，以及铜斝和铜爵的泥质内模，惜无图像资料发表。发掘者推测其“和二里岗下层遗存在年代上是接近的，应属同期的遗存”，但即便属于早期晚段，这种在主都郑州城之外的一般地点制造青铜礼容器的证据，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辉县孟庄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西南距郑州城70余千米。该遗址二里头文化聚落核心区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中两座墓葬出土了青铜礼容器，基本组合为爵、斝，或加上铜鬲。两座墓中均有朱砂，属中型墓。发掘者认为，“孟庄二里岗下层文化遗存与郑州地区商文化遗存的面貌十分接近”。
·晋南地区
位于黄河北岸中条山南麓、东南距郑州城160余千米的山西垣曲古城南关遗址，于此期兴建了一座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城邑，并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城东部集中出土小件铜工具、武器、铜渣和石范等，表明这一带可能是铸铜作坊。以此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分布范围约60平方千米。这座城址地理位置险要，防御坚固，军事色彩浓厚，物质文化面貌又与郑洛地区二里岗文化中心区保持着一致性，很可能是商王朝设在晋南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同时起到控制铜矿产地和其他资源、保证开采运输、抵御外来掠夺的作用。
城址内一座规模较大、有殉人的墓葬中出土了铜爵、铜斝，且随葬玉饰、卜骨和陶器等。年代在二里岗文化早、晚期之交。
·长江中游
距郑州城最远的随葬成组铜器的二里岗文化墓葬，发现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该地距郑州直线距离已逾440千米。整个遗址群由夯土城址及其周围矮丘和湖汊间台地上的若干一般遗址组成，总面积逾1平方千米。城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其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
遗址中最早的遗存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在南部区域王家嘴一带形成聚落。二里岗文化晚期则是该城址的兴盛期，城垣及城内的大型基址即修筑于此期。城外多处地点发现二里岗文化晚期的墓葬，李家嘴一带集中发现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
盘龙城遗址在城墙的夯筑技术、宫室的建筑手法、埋葬习俗及遗物特征等多个方面，都同二里岗文化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而一般认为，盘龙城遗存是以一支南下的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及江南文化因素形成商文化的边地类型——盘龙城类型(120)。它的性质，可能是商王朝的军事据点(121)。
在盘龙城遗址，属于本段的墓葬仅在杨家湾发现一座，出土铜爵、铜斝和铜鬲，且伴出陶器数件。发掘者将其归为遗址第三期，推断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据分析，应属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122)。杨家湾是盘龙城居民较早的墓地所在。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青铜礼容器在郑州城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总体上较零散。除了主都郑州城及近畿地区外，在偃师城、垣曲古城南关和盘龙城等重要据点性城邑中都有发现，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