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二里岗（公元前1550—1300年）
社会复杂化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其特点是出现了核心遗址，相关考古学文化以核心遗址为中心分布，起讫时间也与核心遗址（都邑）的存废大体一致，都邑的迁移是导致考古学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94)。作为早期王朝初期阶段的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岗时代，统治者对青铜礼器铸造权保持着绝对的垄断。这种重要礼器生产上的排他性，可以作为判别核心都邑的决定性标志，也是这两个时代区别于随后殷墟和西周时代的一大特质。随着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由二里头迁至郑州南关外，二里头都邑沦为一般聚落，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由二里头转移到了郑州城。二里头时代正式为二里岗时代所取代。而由二里岗时代向殷墟时代演进的契机，则是安阳殷墟替代郑州城成为主都。
如前所述，二里岗文化时期尚处于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该文化人群族属与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虽然传世东周文献如《诗经》《国语》对商史记载可及传说中先公与商的联系，考古由殷墟文化向前追溯至二里岗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献所记盘庚迁殷之前是否称商，仍有待相关材料补充发现，深入探究”，而一般认为“商地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滳）声地域”(95)。甚而，根据甲骨文中“商”的用例和迁都于殷墟之前的都邑中没有“商”一名的事实，可知“商”是专指殷墟时期“殷”人的都邑，并非指成汤到帝辛的整个朝代(96)。而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称“亳”，属学界共识。因而仍贯彻拙著《先秦城邑考古》(97)所持的原则，对早于殷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和城邑名，均暂不冠以“商”字，如“二里岗期商文化”“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皆不用。
进入二里岗文化阶段，二里头都邑开始出现若干显著的变化，而郑州开始出现大型都邑，中心区兴建起了周长近7000米的内城夯土城垣，城圈面积达3平方千米。城内东北部分布着较集中的宫室建筑群。在内城南墙和西墙外600—1100米处，又发现了外城城垣，由西南至东北，对内城形成环抱之势。外城加东北部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逾10平方千米。城址周围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存、墓葬区等重要遗存的分布范围达15平方千米。在其周边，还分布着众多小型遗址，应属“卫星”聚落。二里岗文化遗址相对集中分布范围约160平方千米(98)。厚重、发达的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器群，就是植根于这一超大型都邑舞台上的。据统计，郑州城及所在的遗址群发现的青铜容器共12类、130余件，兵器共3类、70余件(99)，蔚为大观。
关于王朝时期商文化的上限，究竟可上推至二里头时代，还是始于二里岗文化，尚存争议。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构成商代考古学的主体(100)。到了二里岗时代，以郑州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进一步扩大范围，先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鼎足而立的文化格局被打破，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在东至渤海、西达关中、北抵冀中、南逾江淮的广大区域内，人们使用着一套共同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形成了分布广阔的二里岗文化圈(101)。作为二里岗文化重要内涵之一的青铜器，上承二里头文化，下接殷墟文化，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二里岗青铜文明也有一个以郑州城为中心，向四围急速扩展的过程。
郑州城遗址
与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容器的生产与消费限于都邑的情形形成对比，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容器的使用超出了主都郑州城的范围，开始向四外铺展。在郑州城以外有较多的发现，尤其集中于郑州城附近区域，显现了郑州城在二里岗时代的核心地位。探究青铜礼容器的时空背景，显然有益于对其所属集团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演变脉络的把握。我们对此期用铜遗存的梳理，也限于以容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群，除个别区域的例证外，不再涉及其他品类的小件铜器。
在二里岗文化的分期中，四期段的划分方案(102)应用最为普遍。由于各期定名受时代的局限不甚规范，本书在采纳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将四期定名统一为：①二里岗下层一期，即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②二里岗下层二期，即二里岗文化早期晚段；③二里岗上层一期，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④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即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