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过程公正与跳出怪圈
因此笔者以为，从总体上看在传统形式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之间强分伯仲、褒此贬彼是没有多少理由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从总体上看”，就每个具体人物、具体措施而言则另当别论，例如司马光的人品比蔡京高尚、桑弘羊的理财技巧比“贤良文学”文明等等。但应当明白：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未能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得不够或者抑得过分，并不是由于国家过于“有为”或者过于“无为”，甚至不是由于传统式的“自由放任”太多了或者“国家干预”太多了。
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中没有公正可言，但无疑它在整体上并没有遵循“最初财产来路清白，此后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规则。王安石把“阡陌闾巷之贱人”看得比“贵、强、桀、大”还可恶，司马光的“贵贱天之分”，都使他们的“统制”与“放任”缺少一个公正的基点。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与“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包括规则的公正以及（尤其是）起点的公正。这样谈法与历史上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争论有多大实质区别？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多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些国家干预固然值得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无论竞争还是干预都有个“起点”问题，起点平等的竞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后的“竞争”之区别，绝不是问一句“你是否拥护竞争”所能化解的。都说农村改革比国企改革好搞，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能接受“竞争”。但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场就宣布全村土地改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会接受这样的“竞争”吗？都说无限制竞争会加剧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国家调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是“竞争过度”还是起点（以及规则）不公所造成？为了更多的公平，我们应当限制竞争（或鼓励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更公正的起点？这些问题是所谓“竞争的限度”问题能够取代的吗？
其实在今日的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乎为继时，可能发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怎样分配“家产”之争。这也就是公正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严重的事态。古今中外的许多变法、改革在这方面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今天已非昔比，历史的经验应当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跳出“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怪圈应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1]如《读书》1996年第9期葛剑雄《货殖何罪？》与1997年第1期谭平《是非曲直话货殖》两文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一回合辩论。
[2]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3年。
[3]《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2244页；崔实：《政论》，引自《通典》，卷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12页。
[4]王安石：《度支副使庭壁题名记》，载《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5]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
[6]《管子·国蓄》。
[7]《商君书·说民》；《商君书·去强》。
[8]《盐铁论·轻重第十四》。
[9]《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327页。
[10]《明史·食货一》，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1880页。
[11]吴宽：《莫处士传》，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八。
[12]谈迁：《国榷·太祖洪武十八年》，卷八，古籍出版社，1958年，653页。
[13]《明史·食货二》，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1896页。
[14]顾炎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载《日知录》，卷十，商务印书馆，1933年。
[15]《韩非子·六反》。
[16]梁启超：《王荆公》，中华书局，1936年，79页。
[17]（康熙）《河南通志》，卷四十。
[18]（顺治）《鄢陵县志》。
[19]《汉书·王莽传（下）》，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418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5—86页。
[2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
[21]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附《司马温公事略》。
[22]陆游：《书〈通鉴〉后》，载《渭南文集》，卷二十五。
[23]司马光：《士则》，载《司马温公文集》，卷十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313页。
[2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载《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一。
[25]张方平：《政体论》，载《乐全集》，卷六。
[26]《明史·丘橓传》，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74年，5936页。
[27]陆游：《书〈通鉴〉后》，载《渭南文集》，卷二十五。
[28]东鲁古狂生编：《醉醒石》，第八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10页。
[29]顾炎武：《生员论（中）》，载《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22—24页。
[30]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