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方中心”何以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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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西方新左派而言,从制度解释退到“文化”解释本是一种无奈[36],而由“文化”解释退到“不是解释的解释”就是更大的无奈[37]。从批判作为现存制度的资本主义,到钻进形而上的象牙塔里从事解构理性的“文化分析”,再到把抽去了“制度”与“文化”内涵、没有确定的价值取向、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从沃勒斯坦到亨廷顿、连弗兰克自己也无所逃于其间[38]的“西方中心论”作为批判对象,这种无奈是人们应当理解的。

当然,如今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并不只是弗兰克这样的新左派。从萨义德、阿明、伯纳尔以下,许多亚非裔西方学者以批判此论表达了“非西方”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许多欧裔学者也以与此论划清界限来表达西方人的历史反省。这种自我意识和历史反省无疑是极可贵的。但我以为“西方中心”之为“论”,实在是不知所云。

在西方学术界犹如社会上一样,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视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种族偏见的,这是道德问题(或利益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比如有些当官的蔑视百姓,城里人歧视农民工,你可以骂他没心没肺不是东西,但说他是学术上的“职务中心论”或“户口中心论”,我以为是高抬他了。

至于如果限于资料、见闻之囿作出了错误的事实判断,那最好就事论事,在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在逻辑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过分高抬或贬低哪一“方”都同样错误。有什么必要戴一顶“中心论”的帽子?以马克思而论,以人类大同为理想的他大约不会存心蔑视中国人,他根据那时的资料对“东方”所做的论述有错误,今人纠正就是了,难道他对“西方”的黑暗就没有批判?就没有骂错了或骂得过分之处?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看法姑且不论,对“西方”中世纪传统、尤其是对被认作西方文明标志的基督教之抨击亦可谓极端。难道人们就可以因此说他是“东方中心论”?

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从自己面临的“问题情结”出发,借题发挥,借谈论“东方”来说西方的事,或者借“西方”话题来说东方的事,尤其对于并非为考据而考据的刺猬们来说这太正常了。这种借题发挥无论褒贬,都是从“自己的问题”出发的,或者说都是“自己所处场境中心论”者。伏尔泰借褒奖“东方理性”在西方鼓吹启蒙,马克思借抨击“东方专制”在西方鼓吹民主,包括这次弗兰克借大捧“亚洲时代”来进行西方新左派自己的社会批判,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贬低了“东方”就是什么“中心论”者,而高抬了“东方”就不是?至于这些褒贬对还是不对,如上所述,可以就事论事。人家本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又何必把醉翁与酒混为一谈?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西方中心论”都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在前两种情况下谁都不是什么“中心论”者,因而批判“中心论”犹如堂·吉诃德战风车;在后一种情况下谁都是“中心论”者,因而指责某人是“中心论者”实为最无须智力的“智力游戏”。

近20年来,西方文化批判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即把视线转向“东方”,这当然和西方本身的“问题情结”有很重要的联系。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尤其刺猬们更是如此,狐狸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刺猬和狐狸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纯粹的刺猬和狐狸。之所以近20年来人们“重新面向东方”,与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左派思潮的危机同时存在大有关系。以前人们对西方主流体制的批判寄托于传统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由于现实的失败,这个资源也产生问题了。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的胜利”似乎也为时很短,无论是西方本身、转轨中的东欧还是“南北关系”都又出现了许多问题。既然西方的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批判性话语和巩固性话语都产生了问题,那么大家就都觉得好像东方是新资源的所在。这不光左派如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也有这个趋势。用“东方(自然包括中国)经验”来证明自由主义、尤其是保守主义理论,现在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前些年在中国很热了一阵子的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就是把亚洲当作自由主义的典范、并教训西方人应该向“东方”学习的[39]。

的确,如今弘扬“东方”的不光是左派,甚至连休克疗法的发明者J.萨克斯也很推崇“东方”(与弗兰克一样主要也指中国),正是他向东欧介绍亚洲经验、四小龙的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经验。他分析东欧转轨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东欧社会福利太多了,工会太强大了。他向捷克总理克劳斯建议学习东亚,它们不搞社会福利,它们把所有的社会负担都推给家庭,于是它们成功了。中国更了不起,……怪不得资本家都争相去投资!你们东欧能比吗?[40]

于是在经济转轨问题上,左派、右派似乎都成了“东方中心论”者,都在以“中国的经验”教训欧洲人应当如何干。萨克斯教训欧洲人应当学习中国禁止民间工会,崔之元教训欧洲人应当学习中国搞“鞍钢宪法”——人们能把他们在“东方中心论”的名义下一锅煮吗?

显然,尽管由于某种原因左右派都称道“东方”,“东方”好像既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又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希望所在,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忽视“主义”本身所给出的真问题,而沉迷于所谓“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假问题,并以那种所谓萨克斯和崔之元都是“东方中心论者”的昏话把人搞糊涂。

同样,那种所谓马克思与哈耶克等人都是“西方中心论者”这样似是而非意义可疑的话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知。西方中心也好,东方中心也好,也许我们讨论的都是伪问题。捧“西方”的人和捧“东方”的人各自内部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这两种所谓的“中心论”之间的区别。而某些褒“西”贬“东”者和另一些褒“东”贬“西”者之间却可能比什么“中心论”内部有更大的一致性。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总有一个他是西方人、我是中国人的情结,更有一种自以为代表“东方”去与整个“西方”对阵的爱好,殊不知这种代表权是极为可疑的。假定中国人是一种立场,西方人是另一种立场,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讨论西方中心论,要小心别把真问题掩盖了。说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都是西方中心论,其实两者间最大的问题,如自由与平等的紧张关系问题,其实质化程度,远远超过了什么东方、西方论以及什么哪一段时间是东方、哪一段是西方的说法。不能把它一锅煮,说这都是西方立场,而不去探讨实质性的问题。现实社会主义衰败了,自由主义也面临很多问题,究竟人类的道路在哪里,这只能从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东方的角度来研究。

记得前几年《东方》杂志上有句话:谁是“东方”?小心地球是圆的,向东,向东,没准儿又回到了原地。愿人们在“重新面向东方”时想想这句话。


[1]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3]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一卷,31、122页等处。

[4]Mercantilism,其实就是经济学界通译的“重商主义”,中国的“弗兰克讨论”由于是行外人发起但又喜欢袭用西方行内的书评语言,便出现了这么个怪怪的“新名词”。

[5]参见秦晖:《汉金新论》,载《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9—45页。

[6]《史记·大宛列传》。

[7]《汉书·地理志》“黄支国”条。

[8]《史记·大宛列传》。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

[10]苏辙:《栾城集》卷四一。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

[1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144。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零。

[14]参见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118—183页。

[15]T.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Rome and Italy of the Republic. New Jersey: Pageant.1959.pp.265, 347.

[16]T.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5, 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 New Jersey: Pageant.1959.pp.32, 232, 282-283.

[17]R.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24-210.

[18]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一卷,548—549页。

[19]弗兰克此书拒绝了西方侵略导致东方衰落的传统看法,而他自己对“东方”的衰落几乎没有作出解释——除了提到那“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2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144。

[2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2。

[22]《清高宗圣训》卷一九九。

[23]《明史》卷三二三,《吕宋传》。

[24]J. Barry and C. Jones(eds.), Medicine and Charity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1991. pp.172-186.

[25]参见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6]如下所述,关于这种“周期”的原因如今有多种假说,但似乎还没有把抢劫当成原因的。

[27]弗兰克原书中译本68页。

[28]强弱互易现象中外学界均早有人指出,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孙达人就有“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之说。但孙达人对他归纳的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套原因解释,而不是把现象本身当原因的。

[29]我们在十多年前对康氏学说作过系统介绍,参见金雁:《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经济思想》,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以下关于康氏的资料如无另注均参见此文。

[30]康德拉季耶夫:《大经济周期》,莫斯科,1928年,46页。

[31]康德拉季耶夫:《工农业价格动态》,见《行情问题》莫斯科行情所1928年,第4期,5—83页。

[32]参见J.A.熊彼特:《行情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学分析》,纽约—伦敦,1936年。

[33]《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于问世的次年即1926年被译为德文,1935年又译为英文。

[34]《商业周期与自然现象》,见《参考消息》1988年7月7日至11日。

[35]《经济学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580—581页。

[36]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37]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称弗兰克曾对其言:“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这种无奈的自道。当然,欧洲左派的这种无奈并不会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兴,因为“改变之梦”的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两者共同的。

[38]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弗兰克也未能完全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本文第二节已提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39]参见苏文:《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载《火凤凰与猫头鹰》,三联书店,1999年,238—249页。

[40]Lidove Noviny(Prague)20/10/1995.


四、“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不是解释的解释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