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高福兴、田九成起义
明初的陕西社会，如果从国家机器控制社会的能力看，无疑是个“治世”：明政府通过都司—卫所系统直接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土地与人口，其余土地、人口也在“大军点户”、山禁矿禁、榷盐榷茶以及种种重农抑商、摧制兼并的强硬政策控制下受到政府的严格约束。朱元璋重典治国、奖廉惩贪的铁腕手段也使得政府本身一度显得较为精干而有效率。
然而如果从社会活力与人民个性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强硬的束缚政策又是很违背人情和不得人心的。专制国家的垄断比民间富户的“兼并”给贫苦百姓带来的害处更大，而作为国家农奴或军事农奴的人身地位也比作为私家佃户或雇工更为不堪。朱元璋重典治官固然颇收杀鸡儆猴之效，但他的重典治民更是冷酷残暴。民间社会内部的贫富对立在抑兼并政策下固然相对缓和，但民间社会与专制国家间的官民对立却十分紧张。因此毫不奇怪，在经历了元末农民战争风暴之后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初年一方面国力相当强盛，一方面民生却显得凋敝。一方面朱元璋的统治号称“立法多右贫抑富”，另一方面却往往造成“官逼民反”的现实冲突。结果这个张口闭口“朕起自农民”[44]的太祖高皇帝统治时期，偏偏成了我国历代王朝在其建立的初年就频繁发生农民起义的一个典型。
陕西社会在明初既以军事化色彩强烈、国家干预与管制社会的力量强大而著称，则明初的这种社会矛盾也势必在陕西有突出的体现。早在明朝平定三秦不久，小规模的民变就开始在陕北、关中与陕南屡屡出现：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民刘亨等聚众起事，明延安卫指挥曹隆率兵前往镇压，杀刘亨等。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刘亨起义刚被镇压没多久，与中部相邻的耀州宜君县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人民起义。那个姓名没有留传下来，仅以“宜君县民”见载于史册的起义首领“自称大王，署官属”，建立了一个雏形的政权，他率起义者攻下县城，焚烧县衙，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作战。最后，明秦州卫指挥佥事王溥所率的官军把起义镇压下去。
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陕西逃亡的军户常德林等人为摆脱军事农奴地位，也在关中聚众起事。当时陕西明军的第二把手（仅次于耿炳文）、西安卫指挥濮英亲率卫所兵丁前往镇压，击溃了起义者。
到了洪武末年，农民起义的规模与频率都明显增加，终于导致了洪武年间较大的一次农民战争——陕南高福兴、田九成起义。
原来，陕南秦巴山区一带人民凭借着深山老林的复杂地形，自洪武初年就“不供征徭，不惧法度”[45]，与明政府长期周旋。这一带山外移民较多，宗族联系淡薄，而秘密宗教结社如弥勒、白莲教团体却十分活跃。早在洪武初年，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县）的弥勒教主金刚奴就在当地聚众起义，并逐渐转移到以沔县（今勉县）西部为中心的陕甘川交界地区。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沔县城内的衙吏高福兴、百姓田九成与弥勒教僧侣李普治密谋，准备据城起事，响应金刚奴。这一密谋不幸为沔县教谕王璞侦知并密报于汉中卫，于是汉中卫官军突至沔县，逮捕了李普治。高福兴、田九成等则率余众突出县城，奔入县西的后河及土门一带，聚众至千余人。金刚奴也率部来会，陕川边界地区各族人民群起响应，一时声势颇为浩大。为号召远近，高福兴自称弥勒佛，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元龙凤，金刚奴称四天王。从这些称号与建元中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次起义与同样打着弥勒教旗号的元末农民战争中的主流——红巾军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汉明皇帝”与当年的小明王都以“龙凤”纪年，都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以扫除世间不平的农民起义主张，因而也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同样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迹并曾经臣属于小明王及龙凤政权的朱元璋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他此前已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总兵官、武定侯郭英为副将军，率陕西明军主力出巡西北，以寻歼北元势力。闻知陕南之变后，朱元璋立即令耿、郭暂停巡边，移军进入陕南，全力镇压起义，并令秦王朱尚炳率秦府护卫军在关中严加戒备，防止起义向秦岭以北地区蔓延。
耿炳文、郭英是朱元璋20多年来大杀功臣硕果之后仅存的明朝开国元勋、沙场名将，“时诸勋臣坐胡（惟庸）、蓝（玉）二党，诛戮且尽。炳文以开国功臣榜列其名……英兄弟显贵，女弟为宁妃……上自起兵以来，存者仅炳文与英二人”[46]。他们所统率的又是明朝西北边军精锐。然而，如此名将精兵，对付陕南的一群造反百姓，一时竟无所措手足。高福兴等“攻破城寨，杀死官军”，发展十分迅速。正月间汉中卫官军前往镇压，进至沔县西北阳平关下之土门，突然陷入义军的围击。义军首领何妙顺号称“天王”，勇不可当，冲入官军阵中，官军大败而逃。高福兴等乘胜攻克略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吕昌，俘虏教谕吕诜。随即又攻下徽州（今甘肃徽县），执杀学政颜叔彬[47]，二月间义军再破文县（今属甘肃）。明军再次失利。
败报传来，明廷十分震惊，于是朱元璋又诏陕西都指挥佥事吴旺率陕军1.5万，四川都指挥佥事俞琪率川兵1.8万，会同征西将军耿炳文讨“贼”。两省官军对高福兴展开了会剿：耿炳文驻兵文县，郭英驻兵沔县，分头堵住义军东出西进之路，然后命吴旺、俞琪率明军从中分道缉捕。义军主力奋战数月，终无法冲出明军的合围，至九月间终于战败，高福兴及其部将汪伯工、陈妙贵、杨文皋、王师傅、刘普成等均被俘杀，余众4000余人被解散。起义于是转入低潮。
高福兴牺牲后，郭英率明边军回西安，留下四川都指挥同知赵兴继续率军追捕义军余部田九成、陈二舍等。不久，田、陈二首领也相继失败死难。但陕南义军的活动却仍未停止。金刚奴、仇占儿率领部分起义者退回起义初期的根据地沔县西部山区，又坚持斗争达十余年之久，直到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才最后被镇压下去，金刚奴等均被捕获牺牲。至此，这次发源于陕南、活动区涉及陕甘川三省边区的起义已历时30余年之久。这不仅在明初，就是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初期所谓黄金时代里都是极为突出的。
[1]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1页引《国史考异》载诸家言。
[2]《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丙子。
[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洪武八年五月己巳。
[4]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278页。
[5]《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庚申。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七月壬辰。
[7]《明史》卷八〇《食货志·茶法》，《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庚寅，参见（嘉靖）《汉中府志》，各书所载数字略有异同。
[8]《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9]此据《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九八《西安府部·封建》综合而得。其中《明史》所载为10郡王（无淳化、弘农、华阴、咸阳、商丘5王），《古今图书集成》所载为13郡王（无汧阳、宜川2王）。
[1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二四《凤翔府部·汇考二》。
[11]朱元璋：《御制纪非录》，见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25—228页。
[12]朱元璋：《御制纪非录》，见王毓铨：《莱芜集》，第225—228页。
[13]《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14]参见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第430—431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戊申。
[16]《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戊申。
[17]（康熙）《咸宁县志》卷二。
[18]朱元璋：《赐秦王樉书》，《全明文》第一册，第428页。
[19]朱元璋：《御制纪非录》，见王毓铨：《莱芜集》，第225页。
[20]《明秦王府广智门》，http://ai163.cn/xa/news/xian/20160514/2014.html [21]《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癸酉。
[22]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七《谕秦王府文武官》。
[23]《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削夺诸藩》。
[24]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有争议，本书取顾诚先生等所主张的观点。
[25]（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八《屯运二》。
[2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洪武十三年九月癸丑。
[27]（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八《屯运二》。
[28]（万历）《明会典》卷一八。按：该书各都司项汇总共893万余顷，但其中四川都司并行都司就占近66万，而“现额”却仅4.8万，殊不合理，今多以为66万乃6.6万之误，则总数应为近30万。
[29]据章潢《图书编》卷九〇、（万历）《明会典》卷十七计。
[30]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4、347页。
[31]《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丙寅、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丑。
[32]《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七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己未。
[33]《明史》卷九一《兵志》。
[34]《皇明经世文编》卷七四，丘浚《州郡兵制议》。
[35]《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洪武二十九年二月甲午。
[36]（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八《屯运二》。
[37]《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38]（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八《屯运二》。
[3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64页。
[40]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47页。
[41]（康熙）《米脂县志》卷四《田赋》引知县张可立语。
[42]孙丕扬在（万历）《富平县志》卷八《田赋志》中称“富平之户逃者什二，名姓空存于籍中；富平之田佃者什三，租庸半籍于邻土”，意在强调当地逃户与租佃问题的严重。因此关中一般情况当无逾于此。
[43]（隆庆）《华州志》卷八《田赋志》。
[44]朱元璋：《册秦王等文》，《全明文》第一册，第363页。
[45]《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
[46]夏燮：《明通鉴》卷一一，岳麓书社，1999年，第385页。
[47]从《明太祖实录》，《明纪》等书作颜叙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