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永扰陕与关中人民的反税监斗争
到万历中期，陕西人民刚从关中大地震的灾难中喘过气来，矿监税使的骚扰又接踵而至。天灾继以人祸，几乎酿成大乱了。
矿监税使之扰是明后期的一大弊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贪婪成性的明神宗不满足于“正常的”搜刮渠道，经张位、仲春出谋划策，向全国各地派出一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或称税监），对各地进行额外的大搜刮。当时朝廷的借口是各地商民开矿经商有利可图，国家当据以征税。据说这不但可以满足国用，还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声称：“与其取之田亩，孰若取天地自然之利；与其取诸民也，孰若取之商。”向市民、工商阶层进行搜刮，而不给农民加税，这就叫“崇本抑末之善术，而生财足用之大道尔”[10]！
这套理论由于附会了传统儒家重农抑商、摧制兼并的成说，因而陕西士大夫们是首肯的。然而皇帝派宦官下来干这种勾当，纵其横行霸道，跋扈称雄，势凌有司，侵虐斯文，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抗议。在陕西的士大夫们看来，征税抑商虽是“善术”“大道”，但是“意非不美而法非无良”，“奉使者寝失其意，而祸及海内”。[11]于是，他们便与市民、工商阶层站在一起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甚至成为这种斗争的组织与领导者。
正因为如此，尽管陕西当时并不像江南一些地方那样拥有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也没有出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然而陕西的“市民运动”在地方官员与士大夫的领导下却颇有声势，其规模与作用不下于江南。当然，这种条件下出现的“市民运动”也具有比较传统的色彩，即具有更多的传统士大夫“清议”势力反对宦官乱政的色彩，有如东汉的“党锢”事件，而不一定与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有什么关系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下令兴矿、税之征后，当年十二月便派赵钦为矿监前往陕西，这是首批三个正式出于朝命的矿监之一。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又加派宦官梁永为税监，到陕西来主持聚敛与搜刮。
梁永比赵钦更为贪酷，他到陕西后，以手下的千户乐纲、吕四为爪牙，到处敲诈勒索。“天下之税多者数四五万金止矣，而吾陕则十一万金，而其他所自渔猎者不计也。”[12]在初期，他们尚只以商家为勒索对象，到后来则“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13]。税监出自内廷阉党，有“通天”之势，对其所憎恶者可以专折奏事，随时告密。对朝中与地方上控告矿监税使的奏疏，明神宗一概不理，“但系税务，即束高阁”[14]。然而只要梁永等人告御状，则有求必应，“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15]。在梁永一伙人的骚扰下，民脂民膏为之枯竭。“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16]，而税监们的贪欲却越来越大。从赵钦到梁永，陕西社会各阶层的受害面越来越大：“始而独商苦也，继而祸及富室矣，再继而害及士民矣。始而士庶为几上肉也，继而有司被其祸矣。”贪欲未能满足，或者搜刮受到阻碍时，税监及其爪牙便拿地方官出气，在其淫威下，渭南知县“以抑郁而死”，富平知县“以执法而逮”，而“州县佐贰毙于杖下者，不可胜言也”。[17]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不仅州县官受税监及其走狗的气已司空见惯，连西安府同知宋言，也被梁永“劾其激众倡乱”而遭逮捕入狱。[18]
经过梁永一伙数年的肆虐，全陕“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巷陌”[19]。陕西人民从贫苦百姓、民间富户直到地方官府的利益都被严重损害，各阶层人士忍无可忍，一场基础广泛的反税监运动形成了。
早在万历二十八年即梁永入陕的次年，陕西就出现了“激众倡乱”的下层人民反税监斗争。二十九年（1601年），陕西巡抚、巡按联合上奏，认为梁永强加给陕西的织造任务是不合理的负担：“岁贡羊绒四千匹，奉命改织盘绫。又降柘黄暗花二则，每匹长五丈八尺，日织一寸七分，半年得匹。岂能如额？乞悉改织。”[20]然而明神宗置之不理。
陕西地方当局转而依靠朝中大臣向皇帝陈情，要求召回税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陕西三原籍大臣、都御史温纯上疏“言矿税毒虐”，要求撤掉陕西税使梁永。明神宗依然不睬。三十四年（1606年）大学士沈鲤、朱赓进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结果又在明神宗那里碰了软钉子。
这时，陕西官民与税监的对抗已经尖锐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上任的陕西巡抚顾其志，是个敢作敢为的地方官，他对梁永手下爪牙的猖狂不法行为进行了惩治。在他的暗中支持下，陕西的州县官员纷纷开始与梁永对着干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明廷下令停止矿监活动，这一法令虽未涉及税监，但梁永却坚持不罢咸阳、潼关等地的矿监委官，并纵其为恶。咸阳知县宋时隆在巡抚顾其志的支持下逮捕了这些为恶的爪牙。梁永大怒，借口向咸阳派征绒毡1500条被拒绝，诬陷宋时隆“劫税”，招来朝廷缇骑将宋时隆逮捕。陕西官民纷纷声援宋时隆，事态开始扩大，很快把省城的两个附郭县咸宁与长安也卷了进去。
咸宁知县满朝荐，抵制税监比宋时隆更为坚决。他“痛治税使之横溢者，若积棍杨某，一邑之蠹，捕治之。翼虎为虐如王某、吴某暨奸僧水南等，皆次第擒捕，下之狱”[21]。梁永乃状告满朝荐阻挠税使公务，使吏部下令调满朝荐离陕。当他已被迫离任、东出潼关之际，陕西巡抚、巡按连续上奏请留，明神宗不得已，下诏令其返回咸宁复任。而满朝荐这时更理直气壮，坚持要以驱逐梁永作为他返陕复任的条件。长安知县杨鹤、蓝田知县王邦才也与满朝荐相呼应，对各该县所辖地区的梁永党羽进行约束与惩治。最后，经陕西巡、按的再三劝说，满朝荐才慨然复任。
满朝荐虽然放弃了要梁永下台的先决条件，但他在这种情况下复任，无疑已使陕西官民占了上风，在道义、舆论与政治上都对梁永一伙人形成了压力。而复任后的满朝荐则更起劲地追查梁永爪牙的不法行为。当时有“大盗”某投效梁永为其鹰犬，满朝荐下令捕治，此人情急，便借口押送贡物，企图逃离陕西。满朝荐派人追捕，梁永害怕此人被捕后会供出自己的不法行为，便设计在渭南将这个爪牙杀了灭口，反诬满朝荐“劫贡杀人”[22]。
明神宗对满朝荐极为恼怒，但他已感到了税使不得人心，于是，他下了个“两边打”的诏书，一方面将满朝荐逮捕进京问罪，一方面罢去税使，撤回梁永。没想到诏令传到西安，反而激起了事变：陕西士民一方面为梁永的倒台而兴奋鼓舞，一方面又为满朝荐蒙冤下狱而群情激愤，于是全城轰动，梁永的衙署被愤怒的人群包围，“数万人哀号吁诉，不期而集，声哄城中，为罢市”[23]，“号哭之声遍于巷市，揭竿思乱，誓剸刃永腹，将尽灭其党”。陕西地方当局虽多方规劝，而“民思乱弗已”，几乎酿成一场起义。
这时，长安知县杨鹤出面坚决表示要为民请命，并允诺通过官方渠道援救满知县，使群情稍安。而满朝荐则避开人群，到长安城郊自上囚车，一场大乱终于避免。然而闻讯赶到灞桥为满朝荐送行者仍达万人，甚至有“裹粮至都”随囚车进京为满鸣冤的。当时“千百人攀辕卧辙，槛车积不得发，垂涕数百里外，缇骑使亦为泣下”[24]。后来明神宗闻知，迫于舆论，终于把满朝荐与同时被捕的蓝田知县王邦才都无罪开释，满朝荐后来还官升太仆寺卿。陕西官民反税监、逐梁永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陕西官民的这次斗争与全国各地当时的反矿监税使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但在手工业与商业及城市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陕西，这场斗争的“市民运动”色彩较为淡薄，像苏州葛贤这样的市民、工匠领袖，在陕西尚未出现，而巡抚顾其志、巡按王基洪以及咸宁、长安、蓝田、渭南、富平等地的知县则或暗中或出面领导了这场斗争，满朝荐这个七品芝麻官更成了斗争中的第一号风云人物。这一切也反映了陕西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与别地，尤其是与江南存在着某些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