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自成等部途经陕西的长距离运动战
崇祯六年后，以陕西（包括当时属陕西布政使司的今陇东地区）为基地的各支义军都被洪承畴一一翦除。但陕西的明朝统治并没有因此而太平无事。明末农民战争至此已发展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自陕西转移出去的义军为骨干，以跨省区的长距离流动作战为特色的中期阶段，而作为农民军骨干的桑梓之邦，陕西地区是他们这一时期戎马往来的屡经之地。
崇祯六年十一月间，大批农民军发动了著名的“渑池渡”，越黄河而进入千里中原，在这里的饥民群中如鱼得水，很快发展起来，并开始向四周省区作长距离进军。这年年底，义军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8营10余万众由河南西入武关，一日间同时攻陷山阳、镇安、商南三县城，随即北上洛南，逼近西安。洪承畴大为震惊，遂急调渭北诸军向南阻击，而避实就虚的义军却已调头南下，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间连续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四县，陕南大震。洪承畴派遣的大军闻讯赶来时，义军又已南走四川。
这年春，明廷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总督，统一指挥各省驻军堵御到处流动的农民军。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农民军主力4万余人，受官军的压迫，从鄂西北退入陕南，走到汉中、洋县间离栈道不远的车箱峡，误入险境。这个峡谷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又被明军严密封锁。又值连阴雨持续70多天，义军弓弩脱胶，刀枪锈蚀，衣甲湿透，人困马乏，断粮数日，濒临绝境。
但是义军在如此严重的局势面前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决定利用陈奇瑜的麻痹心理，伪降出险。于是义军把历年所获金银财宝凑到一块，派人假借联系投降，进入陈奇瑜大营，贿赂了他的左右。这些人本来就害怕与农民军决战，收了贿赂后更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觉得义军已经走投无路，与其冒险逼他们作困兽之斗，不如招抚，可以轻而易举地立下大功。
于是，陈奇瑜上报朝廷，得到兵部的支持和皇帝的允准，与义军进行谈判，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官方根据义军人数，每百人派一名安抚官，负责监视降众并把他们遣返原籍；一路上所过之处由当局供给粮草；官军停止进军以免发生冲突。骄傲轻敌而又急于建功的陈奇瑜竟然没有要求农民军解除武装和拆散建制。
就这样，4万多义军绝处逢生，整军走出栈道。一路上与陈奇瑜的部下“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16]。没有衣甲的义军装束整齐了，弓朽箭尽的义军重新装备起来，断粮数日的义军吃饱了肚子。等到出了栈道，在一个夜晚，一声令下，400名安抚官全被义军逮捕，或杀，或杖责，或捆绑起来弃于路旁。数万义军如虎出笼，进攻宝鸡、麟游等地，又纵横驰骋在关中平原与陇东一带，西安附近及庆阳、平凉、巩昌等地处处告急。陈奇瑜这才知道自己被义军捉弄，上了大当。
消息传来，统治者中乱成一团。陈奇瑜把责任推给陕西地方当局，说宝鸡知县李嘉彦杀降激变，又怪陕西巡抚练国事措置不当。而陕西地方官绅与朝中言官则纷纷攻击陈奇瑜主抚纵敌，坏了大事。最后崇祯皇帝大怒，把李嘉彦、练国事与陈奇瑜都逮捕下狱。
车箱突围是义军的一大胜利，实力最强的一股义军以此摆脱了危局，而明廷镇压起义的企图又一次破产了。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关东的义军一举攻克明朝的中都、朱家皇帝祖坟所在的凤阳，取得了重大胜利。崇祯帝气急败坏，急调洪承畴率陕西兵出关，汇合各省官军进剿关东义军，陕西的防务便相对薄弱了。义军乘势又纷纷经潼关、武关等路“尽数归秦”[17]，陕西人民“从贼者如归市”，卷入起义的人数竟达200万之多。[18]
洪承畴在河南闻知后方大乱，又不得不下令所部由河南、湖北回救陕西。然而，这时的义军已远非他们当初渡河入晋离开陕西时可比，其组织性与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以前在“剿贼”中几乎百战百胜的洪承畴，这时一回陕就挨了当头数棒。
崇祯八年六月，李自成部围攻宁州（今甘肃宁县），明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率兵3000往援，却在宁州襄乐镇陷入包围。经过激战后官军大部被歼，艾、柳均败亡。
洪承畴手下最剽悍的一员战将曹文诏长期与艾万年搭帮任正副总兵，闻知老搭档被杀，气急败坏，立即率部前来报仇。农民军诱敌深入，又在真宁（今甘肃正宁）县湫头镇将他包围。官军遭到了更惨重的失败，一军尽歼，曹文诏自杀。洪承畴得报大哭，明军诸部听说这个悍将竟如此下场，无不胆战心惊。
宁州、真宁两战，显示出军事形势已发生了不利于明朝的变化。农民军不再是一群见了官军精锐就跑的“游击队”，而已经能够在正规作战中斩将歼师，争城夺地了。
然而，当时的陕西经天灾人祸之后，十分破败凋弊，义军百万之众聚集于此，给养无着。何况这时他们仍以运动战见长，也不能长期株守一地。于是到这年秋季，入陕义军的大部分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一字王、撞天王等共几十万人又出潼关东去，只有闯将李自成与过天星张天琳[19]等数部留在陕西与洪承畴周旋。
这时，明廷眼见洪承畴一人已无法兼顾关东西的数千里战场、几百万“流寇”，于是在他这个五省军务总督之外，又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为避免“总督”“总理”叠床架屋，又划分了职权范围：洪管西北，卢管东南。这样，洪承畴就一心盯住了李自成等几支留陕义军。
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家义军数万骑自西安附近经同官（今铜川市）、宜君、宜川至韩城，拟待黄河封冻后过河入晋。然而一直在韩城等了40来天，由于当年冬暖，河水竟未封冻，官军防河又紧，义军渡河不成，又分两路西走。李自成、混天星经宜川、鄜州（今富县）、延安越黄龙山与子午岭进入陇东，过天星、满天星则进入关中腹地的高陵、三原一带。洪承畴率官军分头追击，义军一路流动，到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间官军才在干盐池（今宁夏海原县境）与义军打了一仗，击败了义军。过天星张天琳“请降”。然而明廷将其安置延安后不久，他又复“反”而去。这时，宁夏官军因欠饷而兵变，杀死巡抚王楫，义军乘官军内乱之机摆脱纠缠，又由陇东返陕，进攻榆林、绥德。五月间，李自成、张天琳合作，又一次在安定（今子长县）大败官军，俘斩总兵俞冲宵，阵杀副总兵李成。于是洪承畴在宁州、真宁之后，又在安定挨了义军的迎头第三棒。
然而这一时期战场形势很不稳定，官军既已不复每战必胜，义军也不像后来那样遇敌必克。忽胜忽败是常有的事。安定大捷后没几天，李自成就在自己的家乡米脂县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而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他本人与刘宗敏、张能等数百骑脱险。正当狼狈之时，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率众万余从固原到陕北来“合队”。义军声势复振，于是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自崇祯三年自成投身起义后，时隔六年他又回到了米脂家乡，“其亲故从乱如归”[20]。
正当李自成在陕北发展时，闯王高迎祥、闯塌天刘国能、蝎子块拓养坤等几支农民军也从关东再次流动到陕西，在陕南兴安（今安康）、汉中一带活动。崇祯九年七月十五日，高迎祥率部越秦岭出周至黑水峪（今黑河谷口）进入关中，洪承畴、孙传庭亲率官军蜂拥而至，双方大战两日，义军中的叛徒干公鸡张二与一斗谷黄龙偷偷把高迎祥的战马与部众拉走，致使高迎祥战败被俘，并被押解至北京杀害。高迎祥在王嘉胤、王自用死后，张献忠、李自成崛起前，是起义军诸部中最强的一支，在众义军联合作战时常居于盟主地位。当时明廷也认为：“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部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赏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21]因此，高迎祥的失败与牺牲，对明朝官府与义军双方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官府自然弹冠相庆，镇压者的气焰一时大为嚣张；义军方面则受到沉重打击，实力消减，士气下降，“受抚”之风又变本加厉地刮了起来。
因此，如果说崇祯四年洪承畴扑灭陕西义军造成了明末农民战争在陕西境内的第一次低潮的话，那么以高迎祥的黑水峪之败为起点，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始了第一次低潮，陕西境内的各支过境义军都面临了更严峻的考验，进入了明末农民战争中期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崇祯九年八月—十二年五月）。
高迎祥死难不久，在陕义军中的悲观情绪即蔓延起来，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这两支义军的首领率部由陕南与陇东到凤翔，向官府投降。李自成部在当年占领米脂、绥德后再次计划渡河入晋，却再次受挫，不得已又向甘、宁地区流动。次年（崇祯十年即1637年）秋，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集中兵力从陇东进入陕南，九月二十六日进攻汉中，被明总兵曹变蛟（曹文诏之侄）击败，损失惨重，不得不南走四川。洪承畴率军入川追击，义军在四川转战至次年正月，未能打开局面，遂又分路北上。过天星等部由陇东回到陕北，受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围追堵截，后来或散或降。
而李自成出川后即遭到洪承畴属下诸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贺人龙的集中攻击，很快陷入了危险境地。由于大量官军堵住东进之路，他不得不西奔今甘肃西南部的临夏、甘南地区。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李自成在河州（今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附近连续两次遇伏大败，只剩数千残军西逃，欲往甘、青交界的土司地区补充马匹，略作休整。然而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却不容他喘息，派兵穷追不舍。眼看李自成就要被逼入西陲不毛之地，不得已他只好将残部化整为零，从明军战线的缝隙中渗过，掉头东奔，再回陕南，于八月间企图入川，被四川巡抚傅宗龙大败于川陕边的南江县，北奔城固，在渡汉水时又遭官军截击。李自成一败再败，其部下六队祁总管等许多将士灰心丧气，出山投降。自成本人只带一小部分人“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22]，辗转逃出官军的包围圈，沿着莽莽巴山向东转入了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偃旗息鼓达两年之久。
这样，到崇祯十一年冬，陕西境内似乎已恢复了宁静。以陕西为基地的义军既已被洪承畴基本消灭，过境义军也大半败降或被歼，只有李自成如疾风中之劲草，“始终不受抚”[23]，但他已陷于几乎全军覆灭的境地，一时难有作为。当这年冬洪承畴因清军入关奉命入卫京师而离陕时，他似乎可以为自己在陕西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而苦心经营的12年感到得意。
然而，他这一去便再也未能复返，不久就在关外的宁锦战役中一败涂地，当了满洲人的俘虏。而陕西的“宁静”也只是暴风雨的前夜，当几年以后农民军卷土重来时，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