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陕西农民战争的二度高潮与大顺农民政权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兵败后，陕西境内的农民战争一直沉寂了五年。这一时期陕西的气候相对较好，经济与社会因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继洪承畴之后经营陕西的某些官僚如孙传庭等，也还算是有为之人。在他们的经营下，陕西一时间从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变成了似乎是明王朝仅有的稳定后方，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明王朝在关东的统治全面鱼烂，陕西更成了明廷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镇压农民战争的用兵基地，所谓“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24]。
然而明廷还是愚不可及地“轻动”，并把这副“家当”丢了个一干二净。原来，在陕西的农民战争多年沉寂之际，关东的农民战争低潮却没有维持多久。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在一年半期间里打破了明朝督师杨嗣昌精心部署的有明一代内战中最大的一次围剿，即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随即，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走出深山，进入河南，饥民纷起相从，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发展，两年之内兵至百万，攻克洛阳，三围开封，五败明军，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至此他已成为明末农民军群雄中之魁首，承担起最后推翻明王朝的重任了。
这时，明朝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经迭次战败之后已丧失殆尽，不得不动用陕军这最后“一副家当”了。就当时形势而言，李自成虽已横行中原无敌手，但当时的中原已是赤地千里，一片废墟荆莽，不足以为立国之基。而李自成要从中原北上京师或南取江浙，陕西明军都可能出关抄其后方。若李自成先取陕西，则陕西明军据潼关而守险，以逸待劳，在军事上也要有利得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陕军的确是不宜“轻动”的。然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在李自成的胜利面前恼羞成怒，一心要找李自成算账，遂不听劝谏，丧失理智地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作战，甚至以杀头相威胁。孙传庭被逼无奈，只得于崇祯十六年八月率兵出关。结果，李自成以诱敌深入之计在九月十四日于河南郏县一战，大败孙传庭，并乘胜穷追400里，于十月初兵临潼关。孙传庭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从河南渡黄河逃到山西才摆脱了义军的追兵。而当他从山西再渡黄河回到陕西匆匆布防潼关时，已经只剩下4万残兵败将。明朝最后一副“家当”就这样丢在关外了。
十月初，李自成部署两路攻陕，他自与刘宗敏等大将率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而派袁宗第、刘体纯率义军右营10万人为偏师，从河南邓州进攻武关，取道商洛地区入关中，与主力会师西安。
十月六日，义军主力发起潼关战役，当天就打开了这座关中门户。新败之后已成惊弓之鸟的陕西明军一触即溃，高杰、白广恩逃跑，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元柱死于乱军之中。义军既歼明军，关中几乎已呈不设防状态。李自成遂得以凯歌行进，连克渭南、临潼，十一日即兵临长安古城。这时陕军尽溃，官府留下途经西安的5000名四川兵守城。时值天寒，来自南方的川兵衣衫单薄，官员们劝西安城里的首富——秦王朱存枢拿出点钱为士兵置棉衣，聊以鼓舞士气。不料要钱不要命的朱存枢在如此关头还一毛不拔，拒绝出钱。守城明将王根子一气之下，开东门献城投降。于是，这座以城高壕深、设防坚固而称绝于当时并至今仍以其明城墙为国内一绝的西北重镇、千年古都，竟在几小时之内便落到了农民军的手中。守财奴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炯被杀，布政使陆之祺投降。义军出榜安民，很快稳定了人心。
由武关西进的义军右营也进展顺利。十月十五日克商州，十七日克洛南，遂与主力会师于古都了。
占领西安后，李自成即着手分兵三路，略定三秦：
李自成亲统以李过为制将军的义军后营和以刘芳亮为制将军的义军左营进军陕北，十一月初进占延安，明军高杰部渡黄河逃入山西。绥德、米脂一路皆下，只是在榆林遇到了明延绥边军将领王世钦、侯世禄、尤世威等的抵抗，经过12天激烈的攻城战，十一月二十七日义军攻占榆林，处死了顽抗的敌将，陕北遂告底定。
权将军田见秀下陕南，一路州县望风归附，只在城固小遇抵抗，城陷后明总兵高汝利企图逃往四川，结果被义军追及迫降。于是汉中、兴安均为李自成所有。
袁宗第、贺珍率义军右营及其他军队西进，一路未遇抵抗，十月二十八日到达西府重镇凤翔。后继续向甘肃进军。
这样，到十一月底，今陕西省境全部为李自成政权控制，时踞进攻潼关仅一月有余，比明初徐达等克陕或历史上的多次平陕之役都顺利。这说明明朝在陕西的统治已经虚弱已极，一推即倒了。全陕平定后，义军进一步向甘、宁、青地区推进，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初，义军已控制了整个大西北。
这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正式建国，他改西安为长安，号为西京，作为临时首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原秦王府（今新城广场一带）为宫殿。李自成在这里颁布了一系列建国大政：
更定官制，封官授爵 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田见秀、谷英、李过、刘芳亮、张鼐、袁宗第、刘国昌、刘世俊封侯爵，其下还有伯、子、男等爵，封为伯爵的可考者有刘体纯、吴汝义、马世耀、李友、刘忠、陈永福、白广恩、王良智（即王根子）、陈荩等，封为子爵的有田虎等30人，男爵则有高一功等55人。与其他王朝开国封爵多至王、公相比，大顺的封爵级别较低，这可能有为激励诸臣立功而暂虚高爵之位以待的意思。
大顺以农民战争起家，政制上“右武轻文”，以刘宗敏为文武百官之首，握有实权。在文职方面，改内阁为天佑殿，以牛金星为大学士（丞相），居文臣之首。行政机构设六政府，即旧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改称，六政府各设尚书一人，侍郎若干。并改翰林院为弘文院，给事中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等。在地方上，省级首官为节度使，相当于明之巡抚，另设巡按直指使以行监察之职，类似于明之巡按。省以下，道设防御使，府设尹（相当于明之知府），州设牧（知州），县设令（知县），首都市长称京兆尹。总的看来，大顺政权几乎更换了明朝所有各级官职的名称，以示与民更始。然而这一套官僚制度却基本上是沿袭历代封建王朝，包括明朝的成例，很多官职名称来自唐朝。这可能因为大顺政权的开国勋臣多是陕西人，又以长安为都，因而体现出对陕西历史上盛唐气象的倾慕。
整编军队，加强训练与纪律 把大顺军整编为中吉、左辅、右翼、前锋、后劲五营，分别打青、白、红、黑、黄五色旗帜，这明显体现出五行说的影响，但是方位与旗色的搭配却与传统五行的序列不同。五营的首长为权将军、制将军，以下依次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各级军职。军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除不杀不淫、平买平卖等之外，甚至规定骑兵纵马腾入田苗者也要处斩，充分表现了农民出身的大顺朝创立者们对农业生产的关心。
免征赋税 赋税三年免征，国家财政来源靠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来维持。但这时的追赃助饷手段还没有后来在北京所实行的那么激烈，追赃的对象也仅限于官僚缙绅，而没有像后来那样扩大到平民富户头上。尽管如此，关中的地主官僚仍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
此外，为了稳定物价，促进流通，还铸造发行了各种币值的“永昌通宝”钱。为适应当时贵金属进入流通领域的历史趋势，还实行了雏形的银、钱复本位制。
开科取士，网罗人才 大顺政权制定的考题打破了以《四书》《五经》命题的旧例，以《定鼎长安赋》即欢呼农民政权成立作为考试内容。当然，科举制的弊病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此外，大顺政权还开局刻印书刊以发展文化事业。流存至今的《华岳志》一书就是大顺政权时期的官刻本。
这些措施都反映了这个政权既力图除旧布新，又无法跳出封建制度窠臼；既要维护农民利益，又不能不走上蜕化道路的两难处境。实际上，在有的方面，大顺“新制”似乎比明朝旧制还要等级森严。如官印须避李自成父讳不能称“印”，而要按官级大小分为符、契、信、记等四种。明清两代多数时期避讳较宽松，尤其是两代初主元璋福临这些常用字并不避讳。而大顺规定的开国避讳之制，讳及海、玉、光、明、印、守、自、务、忠、成等常用字，还为实行避讳新造了一批怪字如（守）、（自）、（海）等，这比明清的避讳之制还复杂苛烦。
史籍多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时只称“新顺王”，在北京才称帝。但又说他追尊七世祖为帝，立高氏为皇后，追尊母为太后，而且传世的《永昌元年诏书》称“朕”而不称“孤”，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李自成很可能在西安时就已登基做了大顺皇帝。大顺政权建立不久，李自成便率军自韩城渡河入晋，经太原、大同、宣府北取京城，由田见秀留守西安。而皇后高氏与中央机构六政府的尚书也留在西安。因此即使在李自成进北京期间，西安——“西京”也仍然是大顺朝的两京之一。这年五月，北京被清军攻占后，西安再次成为大顺朝的唯一京城。到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军攻占西安，李自成出走湖广为止，农民军控制古城共计1年又3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