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顺政权之覆没与清军入陕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由陕西北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在农民战争烈火中灭亡了。但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在阶级与家庭利益受到损害时，不顾民族大义，向清军投降。剽悍善战的满洲八旗劲旅闯进关内，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击败了大顺军。李自成被迫放弃北京，于这年六月返回西安。而雄心勃勃的清王朝又虎视眈眈地窥测八百里秦川了。
退守陕西的大顺政权，为保卫西北，并进而发动反攻，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年七月七日，大顺政权曾从陕西向华北各地发出行牌，宣称将发兵五路伐清，收复失地：“长安二府田（见秀），绥德、汉中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今山西临汾）北上。又报皇上（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25]这其中自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也显示了李自成不甘偏安西北的决心。而且透露出大顺军准备用北伐时留守陕西的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当时分别留守关中、陕北、陕南）所部替换在山海关与华北被清军打败过的部队充任抗清前锋的军事部署，表明当时大顺军在陕西的战略预备队仍有相当实力。
为了巩固尚存的统治区，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六月间下令把山西、河南各州县的前明官绅举家迁徙到陕西各地加以安置，以防这些地头蛇在清军到来时反水为害，危及大顺地方政权。同时此举也有把这些官绅扣为人质的意思。于是这一时期陕西许多州县都出现了一批特殊“移民”，有的安置地极为偏僻，以至发生过被安置的官绅在深山里为狼所食的事。
另一方面，大顺政权吸取了前一时期实行对农民“三年免粮”而靠对官僚“追赃助饷”来维持行政开支的做法导致为渊驱鱼、使大批官绅投清抗顺的教训，大幅度地调整了政策，即一方面“通行免追比”[26]，全面停止了追赃助饷政策，另一方面在陕西“踏勘荒熟”，清丈田亩，以便造册开征税粮。[27]这样的改变虽然使大顺政权“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政权性质不复存在，同时也有失信于民之弊，贻人以“初诱百姓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28]之口实，但却是当时条件下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方式。它使大顺政权从打土豪式的革命机关转化为通常的封建王朝，有助于缓和其辖境内官绅富人的反抗，稳定内部，以便全力与清进行军事斗争。
然而，这时大顺政权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它不仅一直从山海关败退至黄河边，锐气尽失，辖地日蹙，兵源饷源都发生了困难，而且由于向正常封建体制转轨过晚，与社会上官绅富民的仇已结下，在清军日盛的危急存亡之时已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全力支持它抗清自救。而另一方面，大顺政权在作出这种转轨后也不可能再依靠下层贫民的造反热情与死里求生的斗争意志。因此，这个时期陕西大顺政权的统治已呈内部不稳之兆，尤其是大批明朝降官降将已萌异志。六月间，那位曾向义军打开西安城门的明降将、大顺朝派驻榆林的守将确山伯王良智因图谋反水而被陕北大顺军嫡系李过与高一功擒杀，他镇守的榆林防务也由高一功接管。从此李自成对降将降官的疑心也日重，许多由他们驻守的地区都要布署大顺军旧部以从旁监督，致使军力分散，拟议中的反攻终于流产了。
内情不稳，外部环境这时也险象环生。偏安东南的残明势力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权这时一心“联虏剿寇”，在对清百般求和的同时全力向大顺军发动反扑。由于大顺政权面临清军的压力而无暇集中精力对付东南，因此在大顺与南明接壤的河南、湖广地区接连失利，而由于张献忠、李自成这双雄不能并立，早在明朝灭亡前夕他们已经决裂，这时双方在同时面临清与南明两个大敌的情况下仍然兵戎相见。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威胁陕南，并屡次与大顺军在汉中一带发生冲突。最后，陕北边外的河套蒙古如上一章所说，这时已归附于清，因而也与清廷保持一致而与大顺为敌，威胁着陕西的北方并牵制着相当一部分大顺军精锐。总之，这时退踞陕西的大顺政权已在东、东南、南、北四面同时受敌，与清、南明、大西与蒙古都形成对抗而在全国范围内无一盟友。其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仍然在军事上作了很大努力。他虽已无力发动全面大反攻，却仍在这年九、十月间在两个方向向清军发动了局部进攻：南线由洛阳渡河进攻豫北重镇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北线则由陕北的高一功在平定了内变，击退了叛将唐通的进犯后，又东渡黄河攻入晋西北的偏关、宁武一带。
但是，这些局部的反攻不仅没有扭转整个战局的被动状况，反而过早地暴露了大顺军的军事潜力，引起了清方的警觉，并促使清方大幅度地调整了其全国战略。本来，在当时明（南明）、清、顺呈品字形鼎立的态势下，正如大顺同时面对清与南明一样，清军也同时面临顺、明两个敌手。清廷原来担心一旦全力用兵于陕西，东线必然空虚，南明将会从南方乘虚进入山东与豫东，甚至威胁北京。同时清廷又因大顺军从山海关到陕西屡屡败退，一度低估了它的军事能力。因此，在这年九月间清廷制定的是“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略，拟以英亲王阿济格由山西攻入陕北转下关中，消灭大顺政权，并以豫亲王多铎由河南南下皖苏，攻占南京，消灭福王政权，以图一举击败两个对手。
显然，如果真是这样打法，对清朝而言将是一大失误，而大顺军仅需抗御清军主力之半，并仅需防守陕北一面，胜败也或未可知。实际上，大顺方面似乎已知道清廷原先的这一计划，因此在这年冬天便全力加强陕北防务，从关中源源调兵北上。然而，当阿济格、多铎两路大军已经分头向西、向南进发后，大顺军十月反攻的消息传来，使清廷感到了原先对其实力有所低估，而这时南明却愈发摇尾乞怜，百般恳求清朝与自己“合师进讨，直指秦关”，并力扑灭大顺军，全然没有对清作战的准备。
于是，清朝执政的摄政王多尔衮当机立断，火速遣使通知已进至河南的多铎，让他暂时放下进攻南京的计划，掉头西进，从河南进攻潼关，与由陕北南下的阿济格一起全力攻夺陕西，消灭大顺政权。
这样一来，大顺政权面临的局势便急剧地恶化了：要对付的敌军不仅猛增一倍，并且由一路独进变成了两路夹攻，而且由于多铎军的进展比阿济格更迅速，当阿济格仍在陕北与李过激战时，多铎已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打到潼关。而大顺军原先的防御重点却是在陕北。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李自成等进退失据，一时竟不知该先顾哪一头。他在十二月间亲率刘宗敏等大将统领大军先到了潼关附近的同州（今大荔县），听说阿济格进入陕北后即由同州驰援延安，但刚北上到洛川县，又得知多铎已兵逼潼关，于是立即停止北上，在洛川犹豫了10天之久，才又匆匆调头南下。刚到潼关，就在喘息未定之际投入了生死攸关的决战，开始了清、顺间规模最大也最残酷的厮杀。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外大年夜的爆竹声被真正的炮火轰鸣所代替。义军初战不利，刘宗敏负伤。永昌二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初四，刘芳亮再度出击，复遭失败，大顺皇帝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也未能突破满洲八旗劲旅的防线。初五、初六两日大顺军转为夜战，苦战两晚，损失惨重，清军仍然屹立不动。初九日清军运来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攻坚武器——西洋传入的红衣大炮，转入了全线进攻。已成强弩之末的大顺军死命相拒，渐渐不支。十一日，清军红衣大炮猛轰关城，大顺军正面阻击不利，又分兵绕至敌军阵后出击，依然失败。眼见全线崩溃已在所难免，李自成只得使出了碰运气的最后一招：伪降之计。
次日上午，李自成率军西走，留下来的潼关守将巫山伯马世耀以所部7000余人“投降”清军，多铎遂进占潼关。当晚，马世耀派人密报李自成以诈降情形，并约为反攻之内应，不幸使者为清军截获。次日，多铎以宴猎为名，诱使马世耀及其部众卸除武装，带到潼关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刹时间伏兵齐出，马世耀及7000将士都惨死在乱刀之下。
诈降之计又败，扭转战局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断绝了。这时由潼关到西安之间的大顺残兵败将已无防御可言。而北路大顺军李过、高一功等虽仍在榆林坚守，但阿济格已在清廷一再督催之下留少数兵力围攻榆林，自率主力绕城而下，经延安而南进关中。李自成与在西安的大顺中央机构面临被两路清军的“铁钳”夹碎的危险，弃守关中已是刻不容缓。
但离开关中又能上哪儿去呢？向西走，只能被清军逼入荒凉的甘、青土司地区，李自成当年已被洪承畴逼入这个“死角”一次，幸而得脱，现在岂能重蹈覆辙？去陕南，张献忠虎视汉中已久，岂能容丧败之余的李自成在那里立足，更不用说清军了。何况此时大顺在湖广、河南尚有部分地盘与军队，倘若遁入秦巴山林或甘青草原，无异于放弃这部分实力而不顾。于是李自成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即由蓝田、武关向东南出关中，进入长江流域的大顺控制区。时间紧迫，李自成不顾李过、高一功所部还隔在陕北，甘、宁、青的广大地区散布的大顺守军也来不及向东集结，他于潼关失守的次日急奔回西安后，当天就下令放弃西安，率大顺中央机构与身边将士、西安守军共13万人经由蓝田关撤走。清军多铎部随即进占西安。大顺政权在陕西的一年多统治，至此不复存在了。
李自成匆匆撤离后，留在陕南、陕北的各支大顺守军群龙无首，只得自行其是。驻守汉中的贺珍被夹在清军与张献忠两大势力之间，不得不于二月间降清（后来又很快重举义旗）。陕西与西北各地的原明朝降将原来对大顺朝就并不忠诚，此时自然纷纷降附了新的主人。只有在榆林坚持的李过、高一功所率大顺军后营矢志不屈，以一旅孤军突出围城，离开陕北南下，他们绕过已被清军占领的关中地区，会合了由甘肃东撤的党守素等部，由陇东绕到陕南、川北，循巴山南麓东下，千里转战，于五月间出三峡进入湖广平原。当他们与由西安撤退的大顺军余部在历尽劫波之后再次重逢时，大顺政权的首领、明末农民战争的头号人物与明清之际陕西最杰出的乱世英雄李自成已经在湖北九宫山牺牲多时了。
明朝既亡，大顺瞬逝，陕西作为清朝的一部分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
[1]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末《先大父抚贼之谤》。
[2]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〇。
[3]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〇。
[4]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一。
[5]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6]谈迁：《国榷》卷九〇。
[7]彭孙贻：《平寇志》卷九。
[8]（乾隆）《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9]（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
[10]吴甡：《忆记》卷一。
[11]郑天挺等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第29页。
[12]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13]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14]《崇祯实存疏钞》卷五下《兵部尚书张凤翼题本》。
[15]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16]（康熙）《灵寿县志》卷一〇《艺文下》。
[17]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一一《与蒋泽垒先生》。
[18]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一一《与蒋泽垒先生》。
[19]当时的“闯王”“闯将”都是绰号，犹如八大王、过天星等一般，李自成并非如某些书籍所说的是高迎祥的部下，他们完全是两支队伍。
[20]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21]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五。
[2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册，崇祯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畴题本。
[23]赵吉士：《续表忠记》卷四。
[24]李长祥：《天问阁明季杂稿》卷上。
[25]郑天挺等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8页。
[26]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四年七月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
[27]（顺治）《麟游县志》卷三上《田赋》。
[28]张缙彦：《慕居文集》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