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浚入陕与富平之败
建炎四年（1130年）起，宋金陕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双方的对陕政策都比前一阶段大不相同了。
金朝方面，这时对陕西的屡取屡弃已感到不耐烦。“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监战阿卢补请益兵。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以闻。诏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克，今使专征陕西，淹延未定，岂倦于兵而自爱耶？关陕重地，卿等其戮力焉。’”[8]这表明：金朝经过对前一阶段战事的反省，已决定：（1）不能继续容忍“关陕重地”“淹延未定”，“叛服不常”，而要稳固地据有关中。（2）之所以陕西至今“淹延未定”，主要不是金军兵力不强，而是由于金朝未尽“绥怀之道”，为此，就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3）金朝已认定娄室不足以治陕，遂派女真宗室中位最高权最重的讹里朵（完颜宗辅）与最善战的兀朮（完颜宗弼）主持陕政，以期“恩威兼济”，平定关陕。娄室原来独力征陕，这时已仅仅是金朝征陕大军中的一部，可见金朝已把陕西看成了征宋战争的主战场。
南宋方面，于建炎三年五月任命当时朝中最有威望的重臣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把陕西看作是扭转全国战局的关键。当时宋朝还有人提出：天下大势犹如常山大蛇，“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张浚甚至有一次建议宋高宗“驾幸”陕西，并得到高宗原则上的同意，派出吕颐浩到武昌设立中间站“为趋陕之计”。宋金双方都把陕西视为根本。
这年十月，张浚来到陕西，坐镇陕南兴元府，开始调兵遣将。张浚的威望远非王庶、唐重所能望其项背，陕西诸帅群龙无首的状况消失了。张浚以刘子羽参议军事，作为主要谋士，以赵开为随军转运使，负责后勤补给。两人皆为出色的人选。只有在处置使之下统领各路军马的宣抚处置司都统制一职颇令他费踌躇。当时陕西宋军中论战绩要算曲端为最，可是自他要杀王庶之事传到朝廷后，很多人便疑心他谋反。张浚考虑再三，还是保荐他担任了此职，同时又把他的部将吴玠由都监升为统制，使其独当一面。
建炎四年四月，金军娄室部在攻陷陕州之后，又一次长驱入潼关，先后攻陷三原、淳化、乾州、邠州等地。吴玠在彭原阻击金军，先得小胜，后来金军大至，吴玠向曲端求援，曲端却不肯发兵，致使吴玠兵败。而娄室也旋即退走。这时，张浚与曲端也发生了分歧。张浚从全国战局出发，鉴于当时兀朮所领金军主力仍在两淮，随时有可能再次过江南侵，因而主张提前在西北战场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军西顾，减轻东南战场对宋的压力。而曲端却认为“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一战”[9]。张浚对他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上吴玠等人诉说曲端不援彭原之过，张浚遂下决心罢免了曲端的都统制一职，由他自己亲任指挥之责。其实，如果仅就陕西战场的局部形势看，曲端的分析并非全无道理，当时西北宋军远未作好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准备，野战更非宋军所长。虽然未必要十年后方可一战，但马上就大举进攻，确有孤注一掷之虞。因此，当时张浚身边的人大都不赞成发动进攻。八字军名将王彦认为“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今川北陕南一带），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10]吴玠则主张宋军“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而不宜匆忙进攻。[11]张浚最信任的谋臣刘子羽也力争不可战。但张浚回答说：“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急，不得不为是耳！”[12]为了全国抗金的大局，即使是孤注，张浚也决心一掷了。
这年七月，金军主力中最慓悍的兀朮一军终于从东南远调西北，会合娄室一军，在讹里朵的指挥下投入陕西会战。张浚则派吴玠于八月间再占京兆，接着又收复了鄜延诸军。九月间，张浚在邠州设立前敌指挥所，调集熙河路刘锡、秦凤路孙偓、泾原路刘锜、环庆路赵哲四经略使，以及临时受命统带鄜延路军的吴玠，其陕西五路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余万，号称40万之众，向东挺进，九月二十四日，与讹里朵、兀朮、娄室率领的金军主力相会于富平，展开了宋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战。会战的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宋军兵力“数倍于敌”，但军事素质则金军占优势；战区地势金高宋低，于宋不利，但“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13]，金军也有他的困难。而陕西人民则给予宋军以全力支持，“诸路乡民运刍粟者，络绎未已。至军，则每州县自为小寨，以车马为卫，相连不绝。”[14]
开战之初，娄室率金军人人背负柴捆土袋，很快填平了阻碍金骑的沼泽地带，向宋营发动冲锋。刘锡、刘锜率领熙河、泾原宋军则从左翼杀入敌阵，把兀朮的左翼金军重重包围，兀朮几不能支，悍将韩常被一箭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战，遂解围，与宗弼（兀朮）俱出”。[15]
就在金军左翼告急的时刻，娄室率领的右翼金军突入了赵哲的环庆军军营，贪生怕死的赵哲立即丢下部队逃窜，环庆军失去主将，首先崩溃，其他各路宋军见右翼已失，也惊恐败退，于是宋军兵败如山倒，金军则转危为安，大获全胜。张浚从邠州一直败退数百里，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才站住脚。宋军人马军资损失不计其数。金军乘胜四出追击，攻势持续了数月之久。十月，耀州、凤翔府相继降金。十一月，讹里朵攻下泾州。渭州、原州宋军败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等一大批将领降金。十二月，熙河路路治熙州投降，熙河宋军全部崩溃。这时娄室病死，讹里朵以阿卢补继之为左翼都统，兀朮为右翼都统，分头招降各地。到次年春，巩、洮、河、乐、兰、廓、西宁、积石等州和定远等城寨，先后降金。陕西五路大部沦陷，秦岭以北的今陕西大部分省境都为金军所征服。张浚从秦州败退到兴州，“簿书辎重，悉皆焚弃”，[16]又再退入川北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县境）。当时甚至有人主张把制置司迁到远离秦岭千里、长江三峡边上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一场大战遂以宋朝的惨败而结束。[17]
富平之战可以说是整个宋元时期今陕西境内发生的最大一次战役。此前虽然也有过所谓“五路伐夏”这类大举，但那是大范围的战略行动，从未有过像富平之战那样五路十几万兵马都投入一次大规模战斗的。就一次战斗而言，富平之战恐怕是陕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恶战之一。它的直接结果对南宋可以说是一场灾难：损兵折将之外，秦岭以北的国土全部丧失。此后虽然宋军北入关中或金军南下陕南的事屡次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宋、金隔秦岭对峙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代从此开始。
然而从全国的大局看，富平之战对南宋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首先它是宋金开战以来第一次由南宋方面主动进攻的大规模作战，这对此前宋朝在金军攻击面前难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状况而言堪称一次转折。从这一点看，无论富平之战的结局怎样，仅它能够发动这一点就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从全国战局看，富平之战也确实如张浚原先所考虑的那样，把金军主力吸引到了西北，从而缓和了南宋心脏地带东南诸路的压力。金军主力兀朮部自此役后就长期留在西北战场，东南只有挞懒一军，难有大的作为。因此清代史家曾评论富平之役的得失说：“川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