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陕南易主，全陕统一
“丁亥之变”与“辛卯假道”，虽然没有立即导致蒙古久占陕南，但留给南宋的，已经是个困于“关险之失”“仓廪之失”“将士之失”和“民人之失”的烂摊子。南宋朝廷只沉溺于联蒙灭金、“端平入洛”的虚假胜利之中，视陕南“如破釜坏甑，任其残缺而莫之省”。[25]继桂如渊之后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李、黄伯固、赵彦呐，曾采取过一些收拾之策，如李任用程公许“节浮费，疏利原”[26]，赵彦呐擢拔高稼“葺理创残，招集流散”，“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27]等等。但是，历史不会再给南宋以更多的时间了。
而蒙古在秦岭以北的统治却日渐稳固，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蒙古“科民牛具”，大规模“开耕凤翔荒田”，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凤翔正当“征蜀所涂”，其“师旅去来，馆馈之须”，无不仰给凤翔屯田。在蒙古的管理下，凤翔很快便成了征蜀蒙军的供给基地。[28]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蒙古用于川陕战场的军队也大为增强，除了蒙古骑兵外，还汇集了降蒙的“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29]。尤其是巩昌汪民一军，对南宋威胁最大。“秦、巩之豪”汪世显是汪古部人，原依金朝秦巩总帅完颜仲德。完颜仲德金末败死后，汪世显据有了他苦心经营“以图巴蜀”[30]的秦巩24城版图，“据高制远，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31]，而且还联络着“回回、西夏十八族”[32]。金亡之际，汪氏曾投靠南宋四川当局，对川地极为熟悉，加上从完颜仲德时代起长期就以四川为意，因而他的降蒙，使蒙古入川军如虎添翼，而使南宋的川陕边事雪上加霜。
蒙、宋联手灭金的当年，两国便反目成仇。窝阔台宣布要兴兵灭宋，“躬行天讨”[33]，当年（1234年）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派悍将塔海绀卜征蜀。次年，即1235年（宋端平二年），窝阔台的次子阔端更率大军大举攻入陕南。宋蒙（元）战争的主战场四川战场，便以陕南争夺战而开始了。
阔端率军于这年八月大致沿着今宝成线所经，越大散关由凤州进入河池，进逼陕南第二大城、南宋利州西路治所、四川制司行辕所在的沔州。当时沔州虽号称四川的“门户”，却“既无城郭可以保民，又无财赋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赡众，丁夫之脆不足以抗敌”[34]。但知州兼利州西路提点刑狱高稼却决心死守。高稼是当时陕南少有的廉洁而干练的官员，曾为稳定“假道”之后陕南破败之局作过不小贡献。当时许多人都劝他退保内地，或移守山寨，但他一概拒绝说：“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35]蒙古军至，沔州无城墙，高稼遂依山为阻，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居然击退了蒙军第一次攻势。九月间，蒙军再度攻城，沔州军溃，高稼拒绝了僚属保其突围的请求，壮烈殉国。
蒙古军攻下沔州后，又把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呐包围在青野原。赵彦呐是个“大言亡实”、好说空话的人。[36]当高稼决心守沔时，他说这是“吾志也”，表示与高稼共患难，蒙军攻城时，他却跑掉了。蒙古军把他包围后，南宋因“制置使未知存亡，诸军无主”[37]，相率溃退。只有七方关守将、利州都统制曹友闻与其弟曹万前来救援，二曹夜半率军衔枚疾进，夜袭蒙营，经过拼死搏战，终于救赵彦呐出险。
阔端率蒙军由沔州入川大掠后，这年冬退兵回陕，但“尚留哨骑出没并边，或伏草间以待麦熟”。在蒙军小部队骚扰下，不到三个月，号称“西陲才勇之人”的南宋三个太守董鹏飞、时当可、陈瑀相继被蒙古活捉。[38]到次年即1236年（端平三年）三月，利州西路阶、岷、叠、宕等州18族之众一起投降蒙古，陕南边防已土崩瓦解了。
这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及各族精兵号称50万大军，开始了对陕南的最后扫荡。蒙军经今川陕公路一线，由大散关入凤州，经凤州东南35里的土关隘，攻破武休关，大败宋都统李显忠军，再度攻陷了兴元府城，又攻陕南最后一个州城大安军。
当时陕南宋军中能战的只有名将曹友闻一军。曹友闻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大安军城附近地势平坦，正适于蒙骑发挥特长，不利于宋军步战，建议赵彦呐据守沔阳（今勉县东）。然而自以为是的赵彦呐拒不听劝，反而以上级身份，一天发来七道令牌，催促曹友闻退保大安。曹友闻不得已，只好与弟曹万引兵上鸡冠隘（今勉县西南龙门山），决定以阳平关为战场，采取深入敌后设伏，乘夜出奇，内外夹击的战术迎战蒙军。九月二十一日，蒙古将八都鲁与塔海率大军压来。曹友闻令曹万据鸡冠隘多张旗帜以示坚守，自选精锐万人潜入敌阵后，奋入阳平关，于二十七日乘敌军攻隘时杀出，曹万也率鸡关隘守军出堡夹击，“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苦战至次日，汪世显军在击溃了宋大安城的守军之后与阔端会师，蒙军益众。而时降大雨，宋军绵甲经水湿后活动不便，势渐不支。到黎明时曹氏兄弟残军会合，为蒙军“以铁骑四面围绕”，曹友闻知不免，一剑刺死战马，以示决不逃生，随即与敌血战。曹氏兄弟与全军将士都壮烈牺牲。[39]陕南宋军最后一支精锐覆灭了。
阳平关之战结束了蒙宋在陕南的10年（1227—1236年）角逐，南宋陕南驻军被消灭，通向四川内郡的“蜀口”完全被蒙古军打开。正如汪世显在这次战役之后所说：“吾已撤彼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40]阳平关之役20多天后，蒙古军便长驱入川，占领了成都，从此宋蒙之战就转而在四川盆地内展开了。
宋蒙陕南之战，应该说宋朝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陕南蜀道天险，蒙古骑兵本来不易施展其技。宋金战争中，宋朝在关中平原敌不过金骑，然而金骑却难以驰骋于秦巴群山，蜀口以此得保百年。而蒙古入陕后，在关中平原对金作战尚需时15年（1216—1231年），在陕南却如同摧枯拉朽，“昔人所谓天狱，所谓天险，所谓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41]。关中平原上的凤翔，陕北川道上的延安，金人都坚守了数年之久，然而陕南宋朝却几无坚城，雄关峻垒也都一攻即破。这其中原因很复杂，但南宋的腐败是主要的。
南宋陕南当局与人民为敌，整个战争期间多次发生“拒民”现象。“丁亥之变”时，郑损弃五州而锁三关，“三关以外并无官军，民皆流徙。有老小入关，而关兵不纳，怨声盈路”。在忍无可忍之际，关外百姓激于义愤“皆聚为盗贼，有所谓括地风、穆黑子之类”[42]。蒙军“假道”时，有大批为蒙古所驱赶的中原民投奔南宋，当时兴元知府郭正孙认为“不纳，必反为虏导”。陕南宋军也同情这些民户，“阴给资粮”，以待桂如渊决定，而桂如渊竟下令驱赶。这些投奔故国的中原之民大失所望，遂附蒙为乱，“三关之外，生聚一空”[43]。当时，知沔州高稼曾提出要建立“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寨，义兵为游击”[44]的抗敌体制，但在“群盗沸如鼎，流民凑如幅”[45]，官民尖锐对立的条件下，他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被采纳。而那种“拒民激变”的现象几乎成为一种模式，从南宋初的史斌一直到此时都相沿不改，使得陕南宋朝统治在其最后关头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支援，甚至还不如秦岭以北的金朝抗蒙当局。
其次，陕南宋朝当局在战略上消极防御，动辄逃跑，在军事体制上僵硬死板，多所掣肘。陕南当局“立为纵敌深入，然后邀击之说”，实则只纵不击，使敌步步深入，雄关失险。“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内三关不守，而保汉、沔；汉、沔不守，而保三泉”，终至断送全局。[46]而在作战指挥乃至后勤补给上又沿宋之故弊，“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47]。制置司首脑类多刚愎自用，对将领瞎指挥乱干涉，调度无方，措置乖戾。像曹友闻那样的将领，有勇有谋，“敌甚畏之”，就因制置的七道令牌把他置于被动。而当他浴血苦战时，“制司远遁，竟不遣援”，以致他兵败牺牲。曹友闻生前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他曾叹息道：制帅“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48]
陕南的刀光剑影消失了，它不仅意味着宋朝对今陕西省境的统治最终结束，意味着蒙古帝国对陕西的统一最终完成，而且意味着自唐末战乱以来陕西一个战祸频繁的时代基本结束。
[1]本章起用公元纪年，并附各被兵诸国纪年。至忽必烈建年号后统一附蒙元纪年。
[2]《宋史》卷486《夏国传》。
[3]《金史》卷101《仆散端传》。
[4]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
[5]《金史》卷122《女奚烈斡出传》。
[6]《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7]《元史》卷124《马庆祥传》。
[8]《金史》卷103《完颜仲元传》；卷113《赤盏合喜传》。
[9]《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0]《金史》卷112《移剌蒲阿传》。
[11]《金史》卷112《移剌蒲阿传》。
[12]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2，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2页。
[13]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15]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16]《元史》卷1《太祖纪》。
[17]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景宋本。
[18]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19]李鸣复：《轮对状》，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5页。
[20]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21]《元史》卷115《睿宗传》。
[22]李鸣复：《策全蜀安危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3页。
[23]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全元文》第24册，卷762，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原载《永乐大典》卷10889。
[24]李鸣复：《策全蜀安危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3页。
[25]吴泳：《鹤林集》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
[26]《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27]《宋史》卷449《高稼传》。
[28]姚燧：《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神道碑》，《全元文》第9册，卷322，第704页；魏了翁：《鹤山集》卷16《奏论蜀边垦田事》。
[29]《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30]姚燧：《牧庵集》卷21《李公神道碑》。
[31]虞集《汪氏勋德录序》，载苏天爵编：《元文类》卷35，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67页。
[32]佚名：《昭忠录·曹友闻》，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3]《元史》卷119《塔思传》。
[34]吴泳：《鹤林集》卷37《西陲八议》。
[35]《宋史》卷449《高稼传》。
[36]《宋史》卷413《赵彦呐传》。
[37]《宋史》卷409《高定子传》。
[38]吴昌裔：《论三边防秋状》，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5，第2790页。
[39]《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40]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版，1996年，第89页。
[41]吴泳：《鹤林集》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
[42]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43]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44]《宋史》卷449《高稼传》。
[45]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46]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47]度正：《性善堂稿》卷6《条奏便民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佚名：《昭忠录·曹友闻》，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