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西王府的覆灭与行省集权
至元十七年（1280年），忙哥剌的长子[12]阿难答继承了安西王位。当年陕西复立行省，省、藩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
阿难答不同于其父，他与当朝皇帝包括忽必烈及其后的元成宗、元武宗都已没有父子之亲。从某些迹象看来，忽必烈对这个孙子似乎不是很满意：当忙哥剌妃为阿难答请袭时，忽必烈答以“年少，祖宗之训未习”，拖了两年才允许他袭爵[13]，而且始终只允许袭安西王而不许袭秦王，并收回了秦王印。然而阿难答并不服气，“其后犹称秦王”[14]。陕西行省的复立似乎也反映了朝廷对王府的掣肘之意。
而阿难答与其母妃，则和六盘山蒙古军事贵族集团关系密切。阿难答袭爵后，他们母子就到了六盘山，并在那里制造了赵炳冤案。当时，王府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与赵炳有隙，遂与住在六盘山的阿难答母子及“六盘守者”诬告赵炳“不法”，于是由母妃决定，安西王下旨，六盘山军人动手，把赵炳全家拘禁。[15]赵炳本人被“囚之六盘狱”。忽必烈得知，立即派宫使驰往陕西营救赵炳。但六盘山集团却抢先下手，把赵炳毒死在平凉崆峒山囚禁地。显然，这是对他两次平定六盘山叛乱进行的报复。忽必烈闻讯十分愤怒，下令追究“擅杀”之罪。但出于种种考虑，他没有过分为难阿难答母子，只是把责任推到郭琮、郭叔云和王府一批中下级人员身上，把他们全都处死。而这些王府人员临刑前乱咬乱攀，词连商挺，于是商挺也被朝廷下令逮捕，多年以后才获得平反。另一个儒臣王相李德辉也在此前病死。就这样，王相府中的汉族儒臣集团不复存在了。
阿难答排斥了王相府中的汉人，转而全力地依靠色目人与蒙古军事贵族中的守旧派。与他的父亲相反，阿难答对汉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年幼时曾为一色目人抚养长大，所以他从小信仰伊斯兰教。受封安西王后，在其军中大倡伊斯兰教，使所部15万军人中回教徒占了一半。他还下令对辖区内蒙古儿童进行回教的割礼。据波斯史家拉施德的记载：阿难答和他周围的人都是木速蛮（穆斯林在元代的称谓），“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仍为偶像教徒”。对于他的做法，“大汗（按指元成宗铁木耳）很为生气，并派遣了鹰夫长只儿哈朗和赤儿塔合兄弟俩，要他们去阻止他履行祈祷和戒律，不让木速蛮去见他，并敦促他向寺庙中的偶像磕头烧香。阿难答拒绝了”，并且“他走了极端，在这方面表现过分了”，以致于发展为强制推行伊斯兰化，“打碎了偶像，捣毁了寺院”。“大汗由此动了怒，便下令把他囚禁起来”。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大汗无可奈何，而“他再一次统辖了唐兀惕（指西北地区）的军队和地区，并全面地掌管着它：虽然该处也有大汗的大臣和必阇赤主管税关，但大部分税收都被用于他的军队，并且丝毫也不再向底万上缴了”。[16]
这番描述虽不无夸张之词，但也反映了一些基本史实。解放后在安西王宫遗址中发现的“阿拉伯数码幻方”[17]等实物，表明了色目文化在安西王府中的突出地位。阿难答推行“回回法”，得到色目官员的支持，因而与信奉喇嘛教的元成宗发生矛盾，也与元朝当时以汉法、蒙古法为主体的守成政治难以协调。而安西王府不把“大汗的大臣和必阇赤”即行省官吏放在眼里，分割税入，拥兵自重，把贵族统治凌驾于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机构之上，逐渐形成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
汉文史料也反映了这方面的信息。当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廷罢安西王相府并复立行省后，阿难答仍私设王相。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发现后，下令收缴王相印，改立无行政实职的王傅。同时从阿难答弟按檀不花处追缴了秦王印，废除了按檀不花所设的王傅。[18]这时阿难答所用的王相与王傅都已不再是商挺、赵炳那样的儒臣，而是像明里、撒儿塔黑那样的蒙古、色目贵族了。[19]
但是围绕阿难答的野心而爆发的矛盾，除了具有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倾向的矛盾意义外，更重要的还是无论中央或地方都存在的汉法、蒙法与回回法的矛盾。在忙哥剌时代安西王府内部王相府与六盘山的矛盾是如此，在阿难答时代的元廷中也是如此。阿难答的反汉法倾向，使以成宗皇后伯岳吾氏（或译伯要真氏）和左丞相阿忽台为代表的势力中意于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铁木耳病死，无嗣。阿难答在伯岳吾后与阿忽台等的支持下企图夺取帝位，从而引发了一场内乱。
成宗病危时，阿难答得到内线的报告，从安西赶到大都，图谋先奉伯岳吾氏临朝称制，然后自己再登基为帝。但他们的计划受到右丞相哈剌哈孙等蒙、汉官员的反击。哈剌哈孙一面封闭府库，收百官印，称病怠工，拖延时间，一面密报成宗的两个侄儿海山（即元武宗）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请他们火速回京。当伯岳吾氏原定临朝称制之日的前一天，爱育黎拔力八达赶到，与哈剌哈孙里应外合，发动政变，逮捕了阿难答，处死了他的党羽，囚禁了伯岳吾氏。不久，蒙古贵族们在上都集会，推举海山为帝。阿难答被押至上都处死。
安西王篡位事件是元代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中的一次。但斗争双方并非没有高下可分。安西王的失败标志着比较落后的“回回法”与贵族政治的重大挫折，以“汉法”为主流的中央集权统治取得了重要胜利。此后元朝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时期出现了自忽必烈之后又一次汉法治国与崇文尊儒的局面。
历时37年的安西王府在这次事件后虽未被废除，但长期无人承袭王位，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16年后，至治三年（1323年），阿难答的儿子月鲁帖木儿怀着对汉法的仇视，参加了守旧派蒙古贵族谋刺英宗的“南坡之变”阴谋，因而被阴谋者迎立的泰定帝允许袭封安西王。[20]但这仅是权宜之计，“欲安反侧”而已。月鲁帖木儿尚未来得及就藩，没有做上一天那浐河之畔宏大的“鞑王殿”的主人，便被过河拆桥的泰定帝追论“逆党”，夺爵流放云南，不久便“伏诛”身亡。[21]忙哥剌一系至此绝嗣，安西王府至此彻底消失了。此后，那座“鞑王殿”似乎再没有封王居住，与月鲁帖木儿同时代的李好文便称它为“安西故宫”了。但直到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还有人占住过安西王宫，[22]证明那时宫殿尚在，它的毁圮当在元末大乱之中。
自阿难答败亡，陕西地区也就结束了省、藩二元体制，地方事权尽归陕西行省。为消除安西王府的影响，皇庆元年（1312年）元朝下令将安西路改名奉元路，意思是让陕西军民官吏永远汲取阿难答谋逆被诛的教训，世世代代尊“奉”大“元”。于是长安古城也被世人改称奉元路城了。到至治三年（1323年），元朝又把六盘山区的开成府、开成路降为散州，取消属县，于是安西王国的“上路”也不复存在了。
省、藩二元体制消失后，元朝仍然把陕西地区和奉元城当作控扼西北以至整个西部中国的枢纽重地来经营，中央各机构多有在此设分支机构者。除元初曾设过的“行户部”等外，大德元年（1297年）又将全国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两个行台之一从云南行省中庆路（今昆明市）迁治京兆，改称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分监陕西、四川、云南、甘肃四行省。它与设在建康（今南京市）的“南台”（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并为元代两大地方监察机关，分管帝国的东西两部。这样，陕西及奉元城不仅是西北的行政中心，而且成了整个西部中国的监察中心。另外，行台、行省并置奉元，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地方事权集中于行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对行省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同时它也预示了后来在明代出现的从地方集权向地方分权制发展的又一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