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元代陕西社会
作为一个统一王朝，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占了90年的时间，但蒙元对陕西的统治，如果从蒙军全部攻占金陕西地算起，到明军入陕推翻蒙元统治为止，则长达139年（1231—1369年）。在这百多年的岁月中，陕西社会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人口构成上，元初陕西是个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原有的女真、契丹、党项、属羌、吐蕃、汪古等族在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逐渐在陕西大地上消失了，而且汉族居民的构成变化也很大。原有居民大量死亡逃徙，外来移民源源涌入，人口统计数字常常大起大落。如在京兆一路，忽必烈初年，由于安插了大批从南方（主要是四川）掳回的“南驱放良”户与“归顺”户，使原有居民几乎增加了一半。[23]跟随石天应、田雄、郭仲元等金元之际河北河东汉军入陕作战后落籍陕西的为数也极为可观。如明代关中著名学者朝邑韩邦奇、邦靖兄弟和泾阳王徵，其祖先据说都是元初从关东迁入的金牌万户[24]。大体而言，元代陕西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从四川来的俘虏与归附人口，从河东来的军人，而同时也有大量户口从两个方向流失：金朝末年曾在关中失陷前把据说达百万之众的京兆之民迁到关东，而南宋弃守陕南时也带走了大量的人口。陕西在这一时期的人口更新率，恐怕当不止一半以上。
汉族以外，元代陕西增加的人口中最显著的是回民。一般认为回民是蒙古西征后迁入的色目人口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形成的，然而陕西当金末之世已出现了“回回”，而且似乎不像是蒙古人带进的西域穆斯林。如汪世显在投蒙以前结交的“回回、西夏十八族”[25]，似乎就是在夏金之际就已进入了当时所说的陕西地区。然而这些土著回民人群的确是因蒙元统治时代大量涌入的西域穆斯林人口而急剧地膨胀了，尤其在安西王阿难答统治的时代更是如此。他不仅通过军中倡教和对蒙古孩子行割礼而使陕西的蒙古移民大批转化为回民，而且对汉民皈依伊斯兰教和西域穆民入陕都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元时“回回”在陕西屯田者很多。回回忽撒马丁曾任管理甘、陕等处屯田户达鲁花赤；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之子纳拉速丁更曾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据说其众多的子孙后来分为纳、剌、速、丁四姓，故今长安县尚有剌家村等。当时陕西设有不少管理回民事务的机关，如陕西行中书省中设有“回回令使”，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有“回回掾史”，等等。波斯史籍称陕西“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26]，而马可·波罗则认为关中居民以佛教徒居多。这可能与史籍作者的心理倾向有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忙哥剌（马可·波罗入陕时在位）与阿难答两代统治者政策不同而造成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元代陕人中回民占有的比重是令人注目的，可能也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
与人口构成的变化相应，陕西的社会风貌、社会组织与社会价值观也在变化之中。在城市里，随着坊市制被街市制所取代，以色目商人为先驱的回民商业文化与汉族的陕商文化都开始萌芽。在农村地区，宋金时代具有军事特征的关中社区组织与元代推行的村社制结合，开始形成了不同于南方的都图组织的关中农村的里社组织，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在社会观念方面，元代的“关学”已经程朱化，本体论色彩淡化而道统色彩加浓。陕西士大夫文化在金朝的萎靡状态后仍然不振，无论是豪放型的还是婉约型的“雅文”“雅艺”都无所发展。然而俗文俗艺在元代的陕西却开始活跃，从而为经过时代的积淀后开创明清陕西文化的相对繁荣提供了基础。长期的社会动乱与战争，加上元代活跃起来的外来文化影响，使得宗教观念与超越性的神秘观念在历来以高度世俗化为特征的陕人观念形态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活跃阶段。在汉族居民中很少有宗教结社与起义活动纪录的关中地区，元代是这类活动相对频繁的一个时期。在社会经济方面，元代陕西蚕桑业的衰落与植棉业的初兴、解盐对青白盐持续几百年的“盐战”因元代大一统而消失，以及陕人“在闽广为商”“专待收买番禺货物”[27]这类近古陕商的先驱活动，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元代前中期，尤其在世祖时期、成宗“守成”时期和文宗的文治时期，陕西出过不少政绩可观的廉能之吏，除了具有开创之功的廉希宪等人已如上述之外，著名的还有：
姚燧，名儒姚枢之侄，本身也是元代著名理学家，1280年（至元十七年）他任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逮系诖误，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是个平反冤假错案的能吏。[28]
畅师文，是著名的元代农书《农桑辑要》的作者之一。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他到陕西来推广《辑要》中总结的农业技术，任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置义仓，教民种艺法”。四年后又出任新设的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佥事，“黜奸举才，咸服其公”。[29]
王利用，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任安西、兴元两路总管，“其在兴元，减职田租额，站户之役于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妇毒杀其夫，问药所从来，吏教妇指为富商所货。狱上，利用曰：‘家富而货毒药，岂人情哉？’讯之，果冤也。”[30]
赵世延，是蒙古征陕时大将按竺迩的汉化了的孙子。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任安西路总管。前任积压下来的案件3000余宗，“世延既至，不三月，剖决殆尽”。当时陕西大饥，行省、行台会议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赈济。赵世延说：“救荒如救火，愿先发廪以赈。朝廷设不允，世延当倾家财若身以偿。”省、台听从了他，结果“所活者众”[31]。
王琚，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任西台御史。这本是个无实任的监察官，但他热心于“分外事”，建言重修自北宋以后已经废坏了的渭北最大水利工程丰利渠（引泾灌渠），于是在延祐年间（1314—1318年）进行了大规模施工。后人号为“王御史新渠”。这是关中引泾史上一件大事，其成效如何在水利史上历来争议纷纭，不过无论如何，元代陕西的水利是以此为最的。[32]
张养浩，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任西台御史中丞。当时关中大旱，“饥民相食”，他于赴任途中“遇饿者即赈之，死者即葬之”。当时关中斗米值钱13贯，而百姓又无铜钱，用宝钞买粮，稍烂损粮商即拒收。于是民众纷纷到钞库（当时的国家银行）换钱，而“豪猾党弊，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张养浩当机立断，自行刻印了大量十贯、五贯的临时流通券广为兑放，令米商事后再持券到钞库兑成新钞。于是解决了当时的“钞荒”，粮食贸易得以正常，而“吏弊不敢行”。又请行纳粟补官之令，以动员富民出粟赈济，等等。“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以至于积劳成疾，卒于公署。“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33]。
不过总的来看，元代陕西的社会腐败，包括吏治腐败的现象，在历代王朝中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上面这些廉能之吏的“事迹”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连年饥荒，钞法弊坏，冤狱累累，积案三千，文牍繁缛等阴暗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