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起袁崇焕督师蓟辽
万历后期崛起于辽东的后金，趁着明朝政治腐朽、国力衰颓之机，四出攻掠，不断坐大，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天启年间川贵的奢安之乱尚未平息，天启末年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又在陕北燃起，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新的威胁。明思宗深知，正是为了对付后金所增派的辽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加上天灾频仍，广大农民才被迫揭竿而起。辽事如不了结，民变也难以平息。因此，他继位之后，在铲除阉党、平定奢安之乱、整肃吏治的同时，就把平定辽东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重大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宁远大捷与宁锦大捷，阻止后金八旗兵的南下，使明朝获得暂时的安宁。但袁崇焕被阉党排挤离任后，关于辽东的战守之策又在大臣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辽东战守之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当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公开叛明之时，明神宗根本不放在心上。待努尔哈赤举兵攻陷抚顺，他才如梦初醒，但仍未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主张“大彰挞伐，以振国威”，得到首辅方从哲的附和。于是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要他统兵相机征剿，务期殄灭。方从哲及兵部一些官员更是主张速战速决，认为大兵一到，胜利指日可待。一些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后金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积累起相当的实力，不是轻易可以击败的，必须在出征之前进行精心的筹划与准备，待条件具备才可出兵。如奉调率军参与这次征战的总兵官刘铤就曾指出，当时“兵饷未充，士卒不习，将领未协，不便大举”。但明神宗、方从哲和兵部听不进去，一再催促杨镐从速进兵，结果打了大败仗。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熊廷弼接替辽东经略之职，采取以守为战、筑城以守的计策，却又遭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力主速战速决，得到其座主、首辅叶向高的支持。经略与巡抚意见相左，步调不一，导致了广宁的失陷。熊廷弼被逮捕下狱，又遭阉党爪牙的诬陷而被斩首弃市，传首九边；王化贞虽也入狱，但得阉党庇护，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死。天启二年二月，孙承宗起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月受命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城及蓟、辽、天津、登州、莱州等处军务。他认为“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山海关别名）；失觉华（今菊花岛）、宁远，必不能复辽左”，派袁崇焕、满桂等修筑宁远城，构筑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将后金铁骑挡在辽河以东，但他终因遭到攻击而辞职。
代为辽东经略的阉党分子高第，尽反孙承宗所为，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主张退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反对，坚守宁远，高第竟下令将锦州、杏山（在今辽宁凌海市西南）军民尽撤关内。后金乘机围攻宁远，被袁崇焕击败。宁远大捷后，袁崇焕重新修复锦州、中左（在今辽宁锦西东北）、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三个城堡，初步恢复孙承宗的宁锦防线，并经明熹宗的同意，与皇太极进行和谈，以延缓后金的进攻。由于双方的条件过于悬殊，未能达成协议。皇太极率兵围攻锦州，锦州城防工事已修缮完毕，后金八旗兵未能得手，吃了败仗；转攻宁远，再遭败北。明军又取得了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结束不久，主张放弃锦州，将防线内移的浮议重新抬头。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镇守太监纪用上疏，说锦州应轻兵以防，小修以补，敌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蓟辽总督阎鸣泰进一步上疏，认为当年议修锦州城已属失策，接着又因锦州这个弹丸之地，几乎扰动半壁江山（指宁锦之战），虽然侥幸无事，但也岌岌可危。现在的锦州只能悬为虚着，而不可做为实着；只可设为活局，而慎勿泥为死局。言外之意，锦州不应花大力气坚守，该放弃时就要放弃。具体负责守御锦州的总兵官尤世禄也认为，锦州城池受多年风雨摧剥，城垣营舍崩坏，万万不能久居，乞请移驻杏山。奉命守御塔山（在今辽宁锦西东北）的总兵官侯世禄也说，其地低洼，又靠近高山，不易防守，最好移驻他处。这些主张与高第的主张一脉相承，皆属浅薄之见。如果丢弃锦州与塔山，宁锦防线便自行瓦解，无疑等于向后金敞开大门，后果将不堪设想。署兵部事右侍郎霍维华在答复阎鸣泰等人的上疏时，即严加驳斥，强调“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倘临时设谋饵敌出奇，应听新督师熟计而行”。明熹宗最后下旨：“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并重申杜文焕驻守宁远、侯世禄驻守塔山、尤世禄驻守锦州的决定，要他们修筑城池，操练士马，以战守为急图，并互相协作，不得推诿观望，以免自取罪责。
明思宗继位后，廷臣纷纷请求重新召用袁崇焕，以加强辽东防务。袁崇焕，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为人慷慨有胆略，心系辽东战局。天启二年（1622年）他入京朝觐，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当广宁师溃，他未经请示，瞒着家人单骑出阅关塞，还朝后表示，“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孙承宗入主兵部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后，提拔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他即上疏保证：“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孙承宗对他的上疏极为赞赏，批复说：“异日破虏先登，未必不出于此也。”袁崇焕出关后，任山海关监军道，奔走风霜，驰驱险隘，稳定民心，安置辽民，积极支持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以辽人守辽土”的决策。孙承宗主张“诸将有材胆者，当留关外用”，建议他辞去山海关监军道之职，出任宁前监军道。袁崇焕遵嘱，经题奏后改任宁前道。后与副总兵满桂一起共同承担宁远防务，筑城戍守。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13万八旗兵围攻宁远，被明军击败。宁远大捷后，袁崇焕被擢任辽东巡抚，重整辽西防务；又于天启七年再度击败皇太极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但是，立了奇功的袁崇焕，却因未能巴结魏忠贤而遭弹劾，被迫引病辞职。
明思宗即位后，根据众臣的请求，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任命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上疏，认为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并在辽东打过仗；遇到强敌压境，别人都拼命呼吁，急盼朝廷的援兵，他却将母亲、妻子带到军中，奋勇杀敌；纸上谈兵，人人都可以自命为高手，他却冲杀在敌人的刀锋矢石之下，从而练就冲天的胆气和克敌制胜的真本事，“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要求皇上加以重用。明思宗采纳这个建议，崇祯元年二月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让其全权处理蓟辽军务，希望他整饬边防，平定辽东，收复失地。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奉召入京。明思宗当即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和袁崇焕，讨论平辽方略。明思宗先对袁崇焕表示慰问，然后询问他将采用什么办法平息后金的骚扰、侵犯。可能是感动于皇上的重新起用和亲自召见，血气方刚的袁崇焕回答说，收复辽东的方略，已另有奏疏详加陈述。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万里之外，倘假以便宜行事之权，计五年，全辽可复。明思宗喜出望外，连声说道，倘能复辽，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努力解天下之倒悬，你的子孙也将世代享受恩惠和封赏。此时，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炉、刘鸿训、李标、钱龙锡4人也觉欢欣鼓舞，异口同声地称赞道，崇焕肝胆志气，识见方略，确实可嘉，真奇男子也！袁崇焕急忙叩头谢恩。
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许诺，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就明与后金对峙的形势而言，收复辽东的目标并不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后金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东北大片土地和人口，但由于肆行掳掠与屠杀，把奴隶制强行推广到已经高度封建化的辽东地区，将掳掠来的大量汉族人口和战俘充作奴隶，并实行民族同化和压迫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改变风俗习惯，引起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激起辽东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投毒、逃亡、武装暴动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秩序很不稳定。并且，分布在辽东北边和南边的漠南蒙古东北诸部尚倾向明朝，对后金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而明朝方面，虽在辽东失去广宁以东之地，但在辽西地区经过孙承宗、袁崇焕连续多年的经营，城坚兵锐，屯粮充实，人心稳定，聚集着与后金对抗的一股强大力量；在后方，又有山海关内广阔的地区作为后盾，可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再者，漠南蒙古东北诸部尚倾向明朝，对后金起着牵制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挽救辽东的败局带来了希望。不过，也应该看到，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实力已非努尔哈赤初起时可比。他在继位之后，不仅发兵征服朝鲜，解除其后顾之忧，而且正在逐步削夺八旗贝勒的权力，集中汗权；鼓励通商，发展农业生产；开科取士，缓和女真与汉族的矛盾，从而大大增强了实力。而明朝内部，自明神宗亲政以来，政治昏暗，军政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在这种局势下，要阻挡后金的进攻，进而收复辽东，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因此，当明思宗暂时退回便殿稍事憩息的时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便走到袁崇焕跟前，小声地向他询问五年平辽的方略。不料，袁崇焕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原来，他的五年复辽不过是安慰皇上的一句空话，并没有什么把握。俗话说，君无戏言，许誉卿不得不小心提醒说，皇上英明，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效，怎么办呢？
经许誉卿的提醒，袁崇焕自觉失言，脑子迅速转动起来，思谋着如何转圜的对策。待明思宗回到殿中，他急忙对五年复辽作出解释，说辽东边事是40年积累的局面，原本不易了结。但陛下既然委任于臣，臣岂敢推辞？不过，如要办成此事，必须假以便宜行事之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必须让臣得心应手，才有望奏效。明思宗听了，当即交代署理户部的侍郎王家祯、署理工部的侍郎张维枢、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务必一一照办。接着，袁崇焕又想到万历亲政以来党争不断、言官舆论纷扰、边臣处处受到掣肘的问题，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和众口则不足。臣一出关门，距京师万里之遥，难免有忌功妒能之人，播弄是非，造谣生事，虽不以权力掣臣之肘，但也能以舆论乱臣之谋。明思宗站起来认真倾听，略加思索，也当面回答说，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为此介意！袁崇焕见所提条件都已得到满足，只能表示，臣如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何颜面见皇上！明思宗即催促他尽快出关，以纾辽民之盼。在一旁的内阁辅臣刘鸿训等忙提请皇上收回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七月分别赐给节制关外四镇的左都督满桂和辽东督师王之臣的尚方剑，改赐袁崇焕，令其便宜从事，明思宗也一口答应。结束召见之前，明思宗还特地招呼袁崇焕走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说，愿卿早平外寇，以纾四方苍生之困！临退朝时，又叮嘱近侍太监，赐给袁崇焕一顿酒席。
通过这次召见，袁崇焕看到明思宗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外患的焦虑，也感受到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和殷切期望之情，这一切无不令他深受感动。赴汤蹈火，舍身卫国，他在所不辞。但他也希望皇上能从实际出发，给他一点回旋的余地。经过反复思考与斟酌，袁崇焕仍然认为他过去在辽东所实行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稳妥的，必须坚持。因此，两天之后，便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的身份，向明思宗呈递一份奏疏，接续平台召对时所担忧的言官舆论纷扰、边臣屡受猜忌排挤的话题，巧妙地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他援引熊廷弼、孙承宗在辽东经略任上为人排挤构陷的事例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个奏疏，强调自己作为一名边臣，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他一贯主张的固守、征战与和议三着并重，而以固守为主，以征战与和议为辅的方略。“法在渐而不在骤”，其深层含义，是准备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而不是五年复辽。希望皇上能“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要着眼于成败之大局，不要计较一言一行之得失，不要为某些大臣的疑虑忌恨所动摇，更不要为敌人的挑拨离间所迷惑。但高度兴奋的明思宗并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仍下旨表彰他忠勇久著，说“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令“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初七日，袁崇焕肩负明思宗的重托，单骑星驰出关。出关之前，辽东巡抚毕自肃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说驻守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因4个月未领到军饷，聚集到巡抚衙门请愿。毕自肃向户部请饷，户部拒发。士兵因而哗变，其他13营也起而响应，将毕自肃等人严加拷打。兵备道郭广新赶到，用身体掩护毕自肃，并筹措几万两银子，补发部分欠饷，才使事态暂时缓和下来。明思宗指示兵部迅速平定哗变，说“有能缚叛开门官兵，重加升赏；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因此，袁崇焕出山海关后，迅即赶往宁远，未及入督师行辕，便径直进入兵营，宣布皇上的谕示，使哗变士兵陆续返回营伍。接着，经与兵备道郭广新密谋，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令其绑缚哗变首领以宥前罪。几天后，15名哗变首领被抓获，枭首示众，并惩办贪虐致变的几名官员，奖励都司程大乐一营未参与兵变的官兵。一场兵变风波，终告平息。
接着，袁崇焕着手调整关内外的防务。过去全辽只设一名总兵，后来后金崛起，总兵更设不定。阉党崔呈秀掌管兵部大权后，为安插亲信，在山海关外添设了三四名总兵，事多掣肘。袁崇焕上奏朝廷，经明思宗批准后，在山海关内外各设总兵一名，将熟悉辽东战局的蓟镇总兵赵率教调任关内总兵，加官一级，挂平辽将军印，驻守山海关城；行伍起身、惯历战阵的关内总兵麻登云调任蓟镇总兵。关外分辖宁远、锦州两地的总兵朱梅、祖大寿，朱梅因有病在身解除职务，两地守军统归祖大寿管辖，加祖大寿都督同知衔，挂征辽前锋印，驻守锦州。中军副将何可纲加都督佥事衔，驻守宁远。袁崇焕向明思宗表示，臣自期五年复辽，就专门倚赖这三名将领，他们当与我相始终。届时不见成效，臣亲自杀了这三员大将，然后领受刑狱官的处斩。
继宁远兵变之后，不久又发生了锦州兵变。这两次兵变以及在辽东镇守多年的经验，使袁崇焕深刻地认识到，拖欠军饷往往是激发兵变的直接诱因。为了稳定军心，巩固防务，他赴任督师不久，即上疏请求从速发放山海关内外积欠的军饷74万两，以及太仆寺马价银、抚赏银4万两。不料，兵部与言官却就如何解决拖欠军饷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兵部认为兵饷之绌主要是因为士兵太多而岁饷太浮，言官则认为是由兵籍空悬，许多军官冒领所致。袁崇焕见户部发不出银两，又请求批发皇帝的私库内帑。明思宗不肯动他的内府积蓄，只管诘问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敷衍说，户部缺银，容当陆续筹措拨付。最后几经商议，明思宗只得采纳内阁辅臣的建议，准发袁崇焕饷银30万两，还不及袁崇焕请求拨付数额的四成。当初答应袁崇焕督师的条件之一—“户部转军饷”，就这样打了个大折扣！
在调整关内外防务的同时，袁崇焕还尽力修补已遭破坏的明蒙联盟，以图借助漠南蒙古的力量对抗后金。明朝末年，蒙古分为漠西卫拉特、漠北喀尔喀和漠南三大部分。与明朝近邻的漠南蒙古，在东北有蓟辽边外的喀喇沁、察哈尔、内喀尔喀和嫩江流域的科尔沁等部。当时漠南蒙古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察哈尔汗名义上是各部的宗主，士马强盛，横行漠南，诸部不堪其苦，但其内部又矛盾重重。各部因后金不断侵夺其牧场与抚赏之地而对其持敌视抵抗的态度，对明朝则是既扰边又挟赏，用扰边以求抚赏。孙承宗与袁崇焕出任辽职之后，都加紧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并争取与之结盟。从天启二年（1622年）起，先后与喀喇沁、敖汉、察哈尔、内喀尔喀结盟，并尽力协调察哈尔林丹汗与各部的矛盾，共同助明抵御后金。对各部的扰边行为，则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当袁崇焕受到排挤而离开辽东之后，漠南蒙古各部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昔日与明结盟的蒙古部落，有的已被林丹汗兼并。林丹汗由于担心各部依附后金，他自己也率部西迁至宣府、大同一带驻牧。目光短浅的明思宗认为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徒耗金钱而无实际效益，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七月革除对漠南蒙古诸部的赏赐与互市。皇太极则一改往昔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以战为主的策略，采取孤立林丹汗、对其他各部偏于怀柔之策略，用联姻、盟誓、封赏等各种手段，拉拢漠南蒙古其他部落。这一招很快奏效，漠南蒙古大部分部落纷纷倒向后金。当年九月，他即联合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诸部，共同攻打察哈尔，大败林丹汗，占领了西拉木伦河流域。
袁崇焕督师辽东后，已是“西部（指漠南蒙古）无存，东患（指后金之患）我独当之”，形势极为严峻。但他仍坚持“合西虏而厚其与”的政策，希望修补业已破坏的明蒙联盟。为此，他特地举荐曾长期担任过蓟辽总督的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王象乾上任后，与袁崇焕都认为“西虏靖而东自宁”，奏请明思宗改变做法，每年给予察哈尔林丹汗赏银8.1万两。明思宗批准，于崇祯二年（1629年）重新实现对林丹汗的抚赏。察哈尔部西迁宣、大后，驻牧蓟门以北的是喀喇沁部。该部首领束不的早在袁崇焕督辽之前，即与皇太极有过交往，之后还互相联姻。崇祯元年十月，因塞外发生大饥荒，喀喇沁部向明朝请粟，许多边臣表示反对。袁崇焕认为，只要稍加劝导并助其度过灾荒，便可促其脱离后金，坚持将自己本已十分拮据的粮食卖给喀喇沁。翌年三月，塞外又发生大饥荒，他仍应束不的之请，继续把粮食卖给喀喇沁。
为了统一事权，在辽东巡抚毕自肃因宁远兵变上疏引罪、后逃至中左所上吊自杀后，袁崇焕请求明思宗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后来，登莱巡抚孙国桢被免职，他又请求取消登莱巡抚的建制。皇上都一一照准。这样，在袁崇焕督师的军事管辖范围内，辽东、蓟州和与辽东隔海相望的山东登州府、莱州府，便不再有巡抚之设，也无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