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已巳之变与袁崇焕被冤杀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为后金南下攻明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皇太极在宁远、宁锦之战失利后，意识到后金的八旗铁骑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城，面对明军“倚仗（西洋）火炮，死守城池”的战法，后金军队只能败衄而归。于是决计避关外、扰关内，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古，从明军防御薄弱的蓟门一线入关，深入明朝腹地，逐步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皇太极说：“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为此，他一面加紧对漠南蒙古的征战与招抚，一面又与袁崇焕重开和议谈判，为其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争取时间。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谈，始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时。当时他任辽东巡抚之职，议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修复宁远之战中遭受破坏的宁锦防线。皇太极为了实施其“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的战略计划，也需要争取时间用兵朝鲜，因此同意展开和谈。但由于双方议和的条件相差悬殊，在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谈判即告终止。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调整对明作战的方略，又主动向明朝展开和平攻势。他多次派人向辽东抚镇表达和谈的意愿，但遭到明思宗的坚决拒绝。袁崇焕复出督辽，需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以便进一步巩固宁锦防线，并镇抚蒙古，加强蓟门一线的防御力量。因此，他继续执行“和为旁着”之策，未经朝廷批准，便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遣使携书随同后金来使抵达沈阳，与皇太极展开和议谈判。双方使臣几次往返，皇太极要求以三岔河、大凌河为界划分两国边界，袁崇焕要求后金退出辽东、归还辽人。双方达成和议的根本条件差距太大，谈判只能无果而终。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联合敖汉、奈曼、内喀尔喀、喀喇沁、科尔沁等部攻打察哈尔，大败林丹汗。脚踩两只船的喀喇沁部在遇到大饥荒时向袁崇焕请粟，但因畏惧林丹汗，担心明朝自顾不暇，又深结皇太极以自保。崇祯二年中，喀喇沁部彻底倒向后金，并将从明朝那里低价买来的粮食提供给后金军队食用。皇太极认为绕道内蒙古南下攻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三个多月，皇太极即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亲率后金八旗兵与蒙古兵约10万之众，在喀喇沁部首领束不的的导引之下，避开宁远、锦州防线，绕道辽西，分兵向蓟门一带前进。孙承宗、袁崇焕往年重视对漠南蒙古的抚赏，却忽略了对蓟门一线的防御。袁崇焕复出督辽后，虽曾上书明思宗说：“惟蓟门凌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又建议：“蓟门单薄，宜宿重兵。”明思宗也曾令：“蓟镇各口择将添防。”但此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烽火已在陕北点燃，明廷很难再调集大量兵力来加强蓟门的防御。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后金和蒙古骑兵很快就从喜峰口西边的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龙井关（在今河北迁西北）、马兰峪（在大安口西南）突破长城，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有效阻击，就合兵直逼遵化城下，离城5里扎营。这一年为农历的己巳年，故称此事为“己巳之变”。
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两三百里，后金铁骑不日即可直逼京师。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宣布戒严，形势极为严峻。袁崇焕在当日即自宁远启程返回山海关。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蓟辽总理刘策防区，关内兵力空虚，守御疏虞，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袁崇焕考虑到自己督师蓟辽，顺天府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保卫京师亦是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便急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兵前往遵化驰援。他还赶到榛子岭调动兵马，命保定巡抚解经传驰赴救援。赵率教原是蓟镇总兵，是一员悍将，又熟悉蓟镇一带形势，接到命令后火速起兵，三昼夜即赶到蓟州镇的驻地三屯营。但驻守三屯营的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入内，于是他又策马西向。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抵达遵化城下，同后金、蒙古骑兵展开激战，身中流矢而亡，全军皆没。次日，后金与蒙古骑兵攻占了遵化县城。
袁崇焕见京师危急，未经请示朝廷，即率祖大寿、何可刚入卫，于十一月初十日抵达蓟州。明思宗闻讯，极为高兴，温旨慰勉，发帑金犒赏将士，令其尽统诸道援军。袁崇焕遵旨，立即部署诸路兵马：以原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营（在今河北迁安东北）；参将邹忠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敌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扼敌；保定总兵刘策还守密云。自己亲率大军，居中策应。明思宗接到奏报，对袁崇焕的部署表示赞许：“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
此次后金兵绕道内蒙古闯关南下，兵部的反应十分迟钝。遵化失陷后3天，兵部尚书王洽才上报。明思宗大为震怒，下令将王洽下狱。后瘐死狱中，复坐以大辟之刑。十一月初十日，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基命等力请起用原内阁辅臣孙承宗。明思宗下诏命孙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理兵马钱粮，筹划通州防务，并先入京陛见。孙承宗，字稚绳，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编修，后调入詹事府任职，寻受齐、楚、浙党的排挤而告假还乡。明熹宗继位后，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讲。翌年，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二年（1622年）自请督师辽东，遂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后受魏忠贤的排挤而告病还乡。此次接到明思宗的任命，他即于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匆匆赶到京城。明思宗在平台召见，与之商议京师防御之策。孙承宗对皇上说，臣闻袁崇焕驻守蓟州、满桂驻守顺义、侯世禄驻守三河，这是妥当的决策。但又听说已令尤世威回守昌平，侯世禄驻守通州，将防线收缩到京师外围，这似乎过于消极，并不合适。明思宗见他主张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反对退守昌平、通州一线，问到，你主张守三河，有何用意？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孙承宗回答说，守住三河可以挫败敌军向西进犯通州逼近京师，也可防敌南下，包抄京师的南翼。明思宗又问，你打算怎样为朕保卫京师？孙承宗请求皇上为守城的士兵补充装备，厚加犒赏，以稳固人心。接着，又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措施。明思宗表示赞许，并改变对他的任命，让他留京负责京城内外的防御事务，并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但是，仅过一天，明思宗听说后金、蒙古军逼近通州，又于次日半夜改变主意，传旨命孙承宗驻守通州。
就在明思宗召见孙承宗的当天，袁崇焕经侦察发现，皇太极已越过蓟州，直扑京师，使他在蓟州阻挡敌军的谋划落了空，急忙率马步军2万追蹑。皇太极连下京师东面的屏障玉田、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决定疾驰京师，于十六日晨抵达运河重镇河西务。副总兵周文郁提醒他，外镇之兵，未奉明旨即入京城，恐生嫌疑，认为“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况且敌军在通州，我军屯张湾，就食于河西务，如果敌弱就战，敌强则守。当时社会上曾有袁崇焕与后金勾结的流言，朝廷下达了不许袁崇焕越过蓟门一步的命令，但袁崇焕还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只是担心皇太极不与明军交战而直扑京城。京城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后未曾遭到敌军的攻击，一旦遇袭，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他抱着“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的一片忠心，不顾劝阻，于十六日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京师左安门外。但由于京师戒严，他未能及时入城，直到深夜，才驰奏后金、蒙古兵逼至城下的消息。
消息一传开，舆论哗然，京城人竟称是袁崇焕召敌入犯，生性多疑的明思宗为之心动。皇太极在通州之北20里扎营，派200名骑兵至京师试探，闻炮声而退。至十九日，后金八旗与蒙古骑兵气势汹汹地杀向京城。其时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俱成守德胜门，侯世禄胆怯避战，满桂孤军拼杀，不少士兵又被城上发炮误伤，终于抵挡不住。满桂率残兵退入城内，自己也负了伤，被士兵抬进关帝庙内暂歇。驻屯广渠门外的袁崇焕，率祖大寿诸将以品字形队列迎敌。袁崇焕肋中数箭，仍身先士卒，奋勇拼杀。士卒也勇猛异常，久战不退。孙承宗从通州遣还救援京师的尤岱率3000骑兵赶到，与袁崇焕、祖大寿两路夹击，殊死搏杀。双方血战六七个时辰，后金八旗与蒙古兵力渐不支，开始退却。明军乘胜追击，直至运河边上。敌军仓皇渡河，溺死无数。皇太极仰天长叹：“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只好放弃攻城，下令撤军于南海子（在今北京永定门外20里处）。
战事稍歇，明思宗缓过气来，下达了一个措辞严厉的诏书，强调要申明法典，雪耻除凶，号召省镇文武官吏率领精锐勤王，入卫京师。
皇太极见攻城不能克，野战又受挫，决定用反间计来除掉屡次战胜自己的强硬对手袁崇焕。当时后金军队俘获两个明朝太监杨春和王成德，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看守。皇太极退至南海子后，就密嘱高、鲍两人，故意坐到两个太监旁边，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乃上（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巡抚为督师之误）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春躺在旁边闭眼装睡，悉记在心。随后，他被放回。愚蠢的杨春竟像《三国演义》中的蒋干那样，听信高鸿中、鲍承先的谣言，一回到宫中立即密报明思宗。
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明思宗，本来对袁崇焕就存有疑心。当初，袁崇焕不经请示斩杀毛文龙，他虽然表示“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但心中并不愉快。这次袁崇焕未经朝廷允准，又径自率兵来到京城，更加深了他的疑虑。而已巳之变的发生，又使京畿地区遍遭后金、蒙古铁骑的蹂躏，不仅城外许多戚畹、中贵的园亭庄舍横遭劫掠，而且不少黎民百姓也惨遭杀害，家破人亡。他们并不了解辽事的种种艰难，反而认为这是袁督师有意通敌和无力防御的恶果。一些戚畹、中贵纷纷向明思宗告黑状，哭诉袁督师的“罪行”。杨太监的密报，正好印证了这些戚畹、中贵的哭诉。一个惩处袁崇焕的计谋已在悄然酝酿之中。不过，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危局，为了稳定军心，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于二十三日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和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之臣，并对袁崇焕深加慰劳，还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给袁崇焕披上。但是，当袁崇焕提出由于连日征战，士马疲惫，请求入城休整时，明思宗却断然拒绝。
袁崇焕对明思宗的戒备、猜忌之心，浑然不觉。二十七日，他派出500精骑，潜至南海子附近，偕各地赶来的勤王之师，用火炮轰击皇太极军营，皇太极慌忙逃遁。此后几天，京城外围的局势渐趋平静。
京师戒严后，明思宗即于十一月初十日命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过了几天，又派太监冯元升等查核军队兵员和军饷，并命太监吕直携万金及盐、米、酒、羊等物劳军。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劝谏，说：“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不知危急败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终不可与共安危。皇上亦以亲内臣之心亲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则太平可致。”明思宗就是不听。
十二月初一日，明思宗又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与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京城九门与皇城的皇极门，并命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都城的卫戍部队京营，从而把京城和皇城的警卫直接控制在听命于自己的宦官手里。接着，下令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他事先派人向袁崇焕传旨，让袁崇焕从速入宫议饷。当时袁崇焕正指挥副总兵官张弘谟等率部跟踪、追击敌军，忙丢下军务赶往宫中。没想到一入宫，明思宗当面就问起诛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伤满桂之事。袁崇焕摸不着头脑，一时答不上来。明思宗便命满桂脱去衣裳显示所受之伤，意思是此为袁崇焕蓄谋而为，随即令锦衣卫将他拿下，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站在一旁的祖大寿大惊失色，战栗失措。大学士成基命顿首请皇上慎重考虑，认为“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其他阁臣也极力劝阻，说“临阵易将，兵家所忌”。明思宗不听，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
第二天，明思宗下旨，将负责修筑城防工事的工部尚书张凤翔逮捕入狱，营缮司郎中许观吉、都水司郎中周长应、屯田司郎中朱长世各廷杖八十。许、周、朱三人年老体衰，皆毙于杖下。同时，提拔大同总兵满桂为总理，节制勤王入卫的各路军马；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军。
祖大寿率领将士随督师袁崇焕驰援京师以来，虽然几番血战，但竟然不许入城休整。而且，许多市民因受谣言的蛊惑，竟误信是袁督师招致敌军的入犯，并迁怒于袁督师麾下的辽军。城墙上的守御士卒，口口声声称辽将、辽兵为奸细，故意从城墙上扔下砖头，砸伤辽兵。京营的将卒在八旗铁骑之前毫无作为，但却屡屡出城砍死辽军士兵，甚至将辽军的哨探捉进城里，纳银后才放回，否则就作为奸细杀死。这种际遇，本来就使祖大寿心中愤愤难平。如今，见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袁崇焕被捕下狱，他不免要为自己和辖下的辽军担忧。况且，他、袁崇焕都与满桂存在矛盾，如今让他受满桂节制，估计也没有好果子吃。因此，他一离开平台，便与何可纲率领入援的1.5万辽军精锐于十二月初四日东行，毁山海关而出，拟撤还宁远。
敌军尚未撤退，一支最具战斗力的劲旅却离京东归，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震动。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奏报明思宗，并说他的属官职方司官员余大成有召还祖大寿的办法，可调他来询问。明思宗急调余大成，问他有何对策。他说：“寿非敢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于是，便命阁部九卿与余大成来到狱中，经反复劝导，让袁崇焕写下规劝祖大寿顾全大局的蜡书。明思宗随即派信使携蜡书往召祖大寿。信使策马追赶，在锦州以东之地追上祖大寿一行。祖大寿接到袁督师的手书，痛哭流涕，但仍犹豫不决。随军的80多岁老母说，你们之所以出关，是因为失去了督师。现在督师未死，尔等何不立功赎罪，然后乞请皇上宽宥袁督师呢？祖大寿于是即日集合辖下的将士3万余人，返回山海关。
皇太极得知明思宗中其反间计，逮捕袁崇焕下狱，除去他的一个心腹大患，喜出望外，遂集中兵力攻掠畿南一带。他先挥师攻克良乡，知县党还醇等战死。又分兵下固安，再转攻卢沟桥，副总兵申甫、监军金声以刚招募的7000新兵应战，被抄了后路，全部被歼。后金、蒙古军乘胜抵达永定门外。明思宗急忙下令设文武经略，以梁廷栋与满桂充任，各赐尚方剑，分别驻屯西直门与安定门。此时满桂正屯驻宣武门瓮城之内，称敌强援寡，未可轻战，但明思宗派宦官催促出战。满桂不得已挥泪而出，于十七日以5000人在安定门外同敌军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满桂箭创骤发，坠马而亡，副将孙祖寿与参将周旗等战死，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满桂战死后，明思宗命原山海总兵马世龙代为武经略。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城，皇太极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于是遣使送信给明思宗，要求议和，然后率部东向，一路掳掠，返回沈阳。
明思宗当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没有将他置于死地的意思，而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死上疏，为袁崇焕鸣冤，明思宗批示说：“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拟擢用。”听到祖大寿重返关内，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的消息，脑中又闪现重新起用袁崇焕的念头，说：“守辽非蛮子不可。”袁崇焕是广西人，“蛮子”是明思宗对他的昵称，表明他对袁崇焕还是想再度擢用的。但是，阉党余孽却借机掀起一股攻击东林党、为钦定逆案翻案的浊浪，从而将袁崇焕逼上了死路。
明思宗钦定的逆案，并未将阉党一网打尽。漏网的阉党分子看到袁崇焕虽非东林党人，但其座主是现任内阁首辅东林党人韩炉，其擢用与建功又与东林党人特别是孙承宗关系密切，于是便将袁崇焕案牵扯到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首辅韩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钦定逆案的主要负责人身上，力图把他们攻倒，再为逆案翻案。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十六日，阉党余孽、江西道御史高捷，首先捏造事实诬“指（袁崇焕）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钱龙锡上疏抗辩，说明自己与袁崇焕的交往过程，提请罢黜。明思宗下旨慰留。高捷再上书攻击，明思宗为之心动。钱龙锡再辩之后，引疾辞归。明思宗随即命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务，寻又命何如宠、钱象坤并为内阁辅臣。崇祯三年正月，由输赀而进的中书舍人加尚宝卿衔的原抱奇，继高捷攻击钱龙锡之后，也上疏诬告内阁首辅韩炉“主款误国，招寇欺君”。不久，韩炉连上三疏，致仕归里。二月，左都御史曹于汴，又遭史蕖、高捷等的弹劾而归。三月，继韩炉而任首辅的李标，因觉皇上深疑廷臣结党营私而五次上疏，乞休而去。东林内阁的瓦解，使阉党余孽在朝中的势力迅速扩增，朝廷更为天性机敏、善于揣摩上意的周延儒等人所把持，朝中变得更加污浊了。
阉党余孽于是加紧对袁崇焕落井下石，力图将他置于死地。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史垫又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职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几万两银子的贿赂，存放在姻亲徐本高的家里。明思宗怒不可遏，即给袁崇焕定下“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大罪名，限刑部5日内查明真相，拿出具体的处刑方案。八月十六日，经过所谓文武大臣的商议，明思宗宣布：“依律磔之。家属岁十六以上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
袁崇焕在狱中得知死期已临，仍吟诗表达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耿耿忠心：“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但是，误信谣言诬词的京城百姓，却仍然把袁崇焕当成招致后金入侵的罪人，编出民谣唱道：“投了（投入牢狱）袁崇焕，达子（指后金、蒙古）跑一半。”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之时，围观的百姓蜂拥而上。刽子手每从袁崇焕身上割下一小块肉，旁边的百姓立即花钱买下，就酒吞咽下去，边咽边骂一声，直到将他身上的肉吃尽，上演了一幕令人发指而又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
清代官修《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思宗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他的中兴之梦随之破灭，再也难以找到克敌制胜、收复辽东的帅才，明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