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剿与抚的两难抉择
明思宗即位之初，把主要精力放在清除阉党、改革内政与整饬边防、抵御后金两个方面。他没有认识到，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官绅地主的佃仆。加上国家的赋役征敛过于苛重，更使农民无以为生，只能四处逃亡，或者奋起反抗，从而导致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成为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他在陕北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只是把它当做历朝历代都曾发生的一般民变对待，既未采取有力措施来抑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减轻国家的赋税征敛，也未调动大军前往镇压，认为只要地方官员调遣当地驻军进行围剿即可扑灭。
出乎明思宗的意料，陕北农民起义的烈火自天启七年（1627年）点燃之后，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因为，陕西是当时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陕西，特别是陕北地区，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而王公、勋戚、官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官府的赋役征派又极苛重。例如，以厉民最甚的赋税加派来说，明政府规定不论土地肥瘦一律按亩均摊，陕西地广土瘠，加派不仅不因土瘠而稍减，反而因地广而增加，人民的负担比其他土地肥沃的省份要重得多。陕西历来又是自然灾害的频发之地，天启、崇祯年间更是灾荒连年。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饥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蓬草吃尽，则剥树皮以食。到年终树皮又吃净，只得掘山中一种名叫“青石”的石头为食，不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侥幸活了下来的人，只得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几天后大多面目赤肿、体内燥热而亡。许多地方，尸体枕山满谷，臭气熏天。成群结队的饥民，四处流浪，甚至“相聚为盗”。这就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埋下了无数的火种。
陕西又是明朝的边防要地，延绥、宁夏、固原三个边防重镇驻兵多达17万人。陕西还是西北驿站的总枢纽，京城通往西北及西南的几条驿道都通过这里，在驿站供役的驿卒数量也比较多。往年，陕西的贫苦农民往往把充当边兵或驿卒作为谋生手段，靠微薄的饷银和驿站报酬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是由于朝政的腐朽和国家财政的困难，明末的军饷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有的地方常常拖欠两三年甚至五六年。兵士生活无着，起初是典衣卖箭，后来竟然鬻子典妻，或沿街乞食，甚至离伍潜逃。而自明中期以来，驿递制度又弊窦丛生，大小官员任意使用驿递，并在常例食宿供应之外敲诈勒索，致使驿卒困苦不堪，甚至卖儿贴妇以应横索，而地方官吏又任意克扣驿站的经费，驿卒的报酬不断减少，既填不饱肚子，更养不起驿马。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思宗见到御史顾其国反映驿道骚扰累民的奏疏，让内阁传谕兵部，遵照旧例从严控制驿递的使用。崇祯二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刘懋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从而节省驿站的经费开支。明思宗大喜，立即改命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职负责此事。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国裁撤了十分之三的驿站，共裁减驿站经费65.5720多万两，解部移作军用，结果又使大批驿卒失业，生活无着。潜逃的兵士和失业的驿卒便结伙行劫，待到饥民发动大起义后，也都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有的驿卒因为知兵能战，甚至充当起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人。
由于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澄城县农民起义爆发后，很快就得到陕西及周边广大饥民、边兵和失业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张存孟等群掠富家，遭官府追捕，聚众起义。白水县王二也聚众举起义旗，攻破宜君县城，随即北上与王嘉胤会合，众至五六千人，聚集于延安、庆阳的黄龙山（在今陕西白水县北）中。不久，被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潜入山谷。当年，还有王大梁起义于汉南（今陕西汉中南部）；王左挂、苗美等起义于宜川；高迎祥起义于汉川，号称“闯王”；王自用、混天王起义于延川；点灯子赵胜起义于清涧。当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还奏报固原发生兵变，哗变的士兵劫取州府的财物，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崇祯三年十一月，从辽阳军中逃回的神一元，在延西一带率领3000多名饥饿的戍卒起义，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寨营、柳树涧三堡，占领保安县（今陕西志丹县）。后来神一元战死，由其弟神一魁继为首领。
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的年代，后来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两大首领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李自成，延安府米脂县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于米脂县双泉堡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曾入寺为僧，后为地主放羊。成年后应募到本县訚川（银川）驿充当驿卒，崇祯三年（1630年）因驿站经费裁减而离开，随即率领本村的饥民，投奔不沾泥的起义队伍，称“闯将”。张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也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少年时代曾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代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遭同事的欺侮，于是转而投身起义。他每战辄先登，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起义队伍的首领，自号“西营八大王”。
到崇祯三年（1630年），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陕西全境和甘肃东部、山西西部，大小起义队伍几十支，众达数十万人。其中，既有汉族百姓，也有许多回族和蒙古族民众。这些起义队伍，主要都以逐粮就食为目标，组织比较松散，战略战术水平也不高，遇到官军，胜则继续前进，败则退入深山之中。
农民起义在陕北刚刚爆发的时候，陕西的地方官害怕朝廷追究责任，往往隐瞒不报。崇祯初年担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遇到州县上报“盗贼”事件，就把来人痛打一顿，说：“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意思是，这些“盗贼”无非是些饥民，现在发生饥荒，他们抢些东西填肚子，待到明春地里长出新的庄稼，他们有了粮食就不会闹事了。但是，农民起义的声势不断扩大，实在无法隐瞒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才不得不各自上奏朝廷。当年二月，陕西三边（延绥、宁夏、甘肃三个边防重镇）总督武之望病死，哗变的士兵又放出谣言，说武之望并非病死，而是服毒自缢，也就是畏罪自杀。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既深感陕西局势严重，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又都视陕西为畏途，谁也不肯接手武之望之职。陕西三边总督的接替人选迟迟无法解决，一拖几个月，吏部只好会推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此职。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治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举进士，历任洛南、长安知县，后擢为御史，因上疏直言无忌，遭当事者的排斥而辞职。天启初年起为太仆寺少卿，擢为右佥都御史，又未改其耿直的秉性，毫无顾忌地为熊廷弼辩护而被魏忠贤除名。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思宗起用他为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使他感激涕零。因此，当吏部会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时，他虽然深知自己并不知兵，又缺乏在边疆任职的经历，却未加推辞。明思宗在平台召见，询以平乱方略，他答曰：“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崇祯二年三月，明思宗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代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杨鹤抵任之后，看到自己的军事部署收效甚微，起义群众反而越剿越多，加上当年冬天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皆奉诏率部赴京勤王，更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疲于奔命。于是便在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上疏，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主张。他指出，“盗贼”之起是因饥荒至极，专门用剿，需要调动大军，所费不赀，结果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而实行招抚，要想取得实效，先要赈济，以解散队伍，接着要进行安置，给予耕牛、种子，使之归农复业。如此一来，“抚局既毕，剿局亦终”，不用调动大军，也不需要筹措大量军饷。
杨鹤主抚的奏疏，遭到部分廷臣和地方官的反对，但也得到不少廷臣和地方官的支持。此时的明思宗，正为对付辽东的后金而焦头烂额，自然希望能尽快扑灭后院熊熊的起义烈火。况且在朝廷财政拮据的状况下，他一时也难以筹集大量饷银、抽调大批军队对农民军进行征剿。所以，经再三斟酌，他同意了杨鹤主抚的主张，表示：“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随即从内帑拨出10万两银子，命御史吴甡巡按陕西，携款放赈，招抚“流盗”。
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后，杨鹤放手在陕西大力推行他的抚局。当时陕西起义军东路的王嘉胤、曹操罗汝才、八大王、老回回马守应、闯将、蝎子块拓养坤等都已率部进入山西，留在陕西主要是西路起义军，其中以神一魁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神一魁率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在今甘肃合水县北）。杨鹤前往宁州（今甘肃宁县），派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抚，并令定边副将张应昌退兵。神一魁表示同意，在三月初九日派大小头目60余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送回俘获的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知县印信一颗。十六日，神一魁亲至宁州拜见总督，杨鹤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官职，并散给降众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还乡。这时，吴甡携带10万两银子来到陕西放赈，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还乡领取救济款项，点灯子、满天星周清、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刘道江等起义首领也接受招抚。陕西的起义一时归于沉寂。杨鹤向朝廷奏报说，关中地区已经“转乱为治”。
但是，杨鹤的抚局很快便以失败告终。第一，朝廷的招抚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吴甡带来的10万两银子，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5万两银子和2万石粮食，所救饥民不及十分之一。而招抚之后，又无钱安置解散的起义群众。杨鹤曾上疏指出：“今既奉旨招安，若不稍为赈济，是出于死地，终不能以生全也。”请求皇上“别赐臣一二万金，以为赈济之用”，但却遭到明思宗的拒绝。第二，明廷在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与实行招抚之后，继续加紧对农民的征敛。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建议减免赋税一分，明思宗坚持一分不减。崇祯三年九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请求豁免陕西的欠赋，明思宗只准免除崇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赋税，当年欠赋不许免去。当年十二月，明思宗还下令在全国增派辽饷，规定每亩除现加9厘外，仍再征银3厘，前后共银1分2厘。第三，一些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苗美之叔），在投降之后，又被主剿派阴谋杀害。
上当受骗的群众于是纷纷拿起武器，重新发动起义。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陕西巡按御史吴甡就上奏，说群“贼”之受抚者向亦不少，然而旋灭旋生、倏抚倏叛。明思宗批示说：“至流贼阳抚阴逆，督抚尤当用心整集兵马，速奏荡平。”七月，独行狼、李老柴攻陷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先前已投降的田近庵等以600人应之。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可天飞何崇谓等不下数万众，也在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九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又重新起义，北上攻克宁塞县。当年九月，明思宗便下诏将杨鹤革职，第二年将他谪戍江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
明思宗将杨鹤革职查办后，于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任命延绥巡抚洪承畴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洪承畴，福建泉州府南安人，天启七年（1627年）任陕西督粮道参议，崇祯三年升任延绥巡抚。他是个主剿派，在延绥巡抚任上，曾与延绥总兵杜文焕密谋策划，杀害了已受招抚的王左挂、苗登云等98人。第二年，又指挥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进兵山西阳城，追击王嘉胤，并于六月间用计杀害王嘉胤。王嘉胤部因此溃败，其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王自用率余众出逃。曹文诏以功升任临洮总兵。九月，又命绥德州守备孙守法渡过黄河，在山西石楼县偷袭抚而复叛的点灯子。点灯子猝不及防，被降丁贺思贤砍死。
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后，更是踌躇满志，与陕西巡按御史吴甡分别上疏请饷。当年十二月，在明思宗的催促之下，兵部尚书熊明遇答应立即筹措拨付20万两银子。此时，入侵京畿的后金军队早已饱掠而去，入京勤王的沿边五大镇总兵已先后率部返回了陕西，可参与对农民军的征剿。手里有兵有饷，洪承畴便对留在陕西的农民军各部进行全面出击。他命定边营副将张应昌率兵攻打安塞谭雄部的起义军，又派延绥总兵王承恩赴宁塞，攻打降而复叛的神一魁。神一魁败走。其部下黄友才杀神一魁而降，不久复叛去。崇祯五年（1632年）春，洪承畴上疏乞请截留陕西税银20万两，得到明思宗的批准。他又遣甘肃总兵杨嘉谟、固原总兵杨琪、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和张应昌等各率大军进剿农民军。农民军在宁塞战败，退守环县北面的东川、西川，乘势围攻庆阳。洪承畴急忙从鄜州（今陕西富县）赶往庆阳，曹文诏与贺虎臣同时赶到，在西隩（今陕西西濠）会合。三月，曹、贺率部夹攻农民军，大小十余战，斩杀1000多人，官方誉之为“西隩大捷”。不久，洪承畴设伏俘获不沾泥，斩杀于延绥；曹文诏在环县击败可飞天和李都司，又追击郝临庵、独行狼于耀州（今陕西耀县）。郝临庵、独行狼战败后为叛徒所杀。到当年冬天，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几支势力较大的农民军已基本被镇压下去。
陕西的农民起义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但山西的农民军却越战越强。从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起，在陕西起义的老回回、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刘九思等部即已渡过黄河，攻克蒲县，然后分两路南下。后来，明廷改主抚为主剿，调集大军交洪承畴指挥，加强镇压。从崇祯四年到六年，王嘉胤、八大王、闯将、曹操等部也先后进入山西。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山西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或者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三年，一位山西乡绅曾感慨地说：“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这些农民军，以王嘉胤的实力最大。王嘉胤在阳城遇害后，其左丞紫金梁率领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其他起义军，声势复振。这些起义军合共36营，其首领包括八大王、曹操、闯将、闯塌天刘国能、老回回、蝎子块、闯王、点灯子、革里眼贺一龙等，众号20万，共推紫金梁王自用为盟主，结成松散的联盟。后来，点灯子在石楼县惨遭杀害，但其他各部仍然发展很快。他们主要活动于晋南的平阳（今山西临汾）、晋东南的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安（今山西长治）和晋中的汾州（今山西汾阳）、太原、沁州（今山西沁县）三个地区。各支队伍分头活动，流动作战。山西巡抚许鼎臣、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崇祯三年接替病死的马士麟担任山西总兵的张应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崇祯五年八月，闯将李自成等部还从晋城南边攻入豫北，占领修武，兵锋直逼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河南巡抚樊尚煜叫苦不迭，明廷急调昌平副总兵左良玉带兵前往堵击。
洪承畴见山西成为起义军活动的重心，决定精选官兵3500名，由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入晋配合山西官兵进行围剿。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明思宗批准他的请求，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与山西总兵张应昌协谋征剿。
曹文诏率领陕西精锐官军入晋后，加紧对山西农民军的围追堵截。农民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攻打官军防御薄弱的地区。为此，明廷又不得不增派追剿镇压的兵力。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山西农民军越过太行山，向东进入畿辅，出现在顺德（今河北邢台）和真定（今河北正定）两府境内。为了阻止农民起义军进入畿南的平原地区，明廷急调通州兵、昌平兵，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昇夹剿。此后，明廷命左良玉专剿豫北起义军。因他手下只有2000余名昌平兵，势孤力弱，又于崇祯六年三月命四川副总兵邓玘和石砫土司马凤仪带兵赴援。到当年夏，因畿南、豫北农民军活动频繁，藩封于卫辉的潞王朱常涝上疏告急，劝皇上“早行剿灭”，“毋轻视贼”。明思宗又进一步发兵豫北，一支是由昌平副总兵汤九州率领的昌平兵，另一支是由总兵倪宠、王朴率领的禁军京营兵。
随着官军不断向山西、豫北、畿南的聚集，这一带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起初，农民军利用各地督抚彼此推诿、以邻为壑的种种劣行，发挥流动作战的优越性，避开敌人的重兵，在晋、冀、豫的接境地区不断转移，取得了不少战果。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时山西、豫北、畿南的农民军与官军相比，还是处于劣势。农民军力渐不支，吃了不少败仗。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农民军的盟主紫金梁王自用在济源的战斗中受伤后病死，其部众转归闯将李自成，却无人能接替他发挥协调各支起义军的作用。此后，农民军各自为伍，时分时合，处境更加困难。当年冬天，十几万农民军已被挤压到黄河以北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三府的狭小地带，粮食的取给也十分困难。此时，集中于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参与围剿的官军，总数达3万以上。农民军的处境极其险恶，面临着被围歼的危险。
但是，明思宗此前的一个决策错误，却为农民军的转危为安提供了契机。原先曹文诏奉命由陕西入晋，明思宗只授予节制陕晋诸将之权，而没有节制河南诸将的权力，更没有控驭山西、河南巡抚和宣大总督之大权，无法起到统一山西、豫北和畿南军事指挥大权的作用。山西巡抚许鼎臣、宣大总督张宗衡与河南巡抚樊尚煜便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甚至以邻为壑，将自己境内的农民军驱赶到境外相邻的地区。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农民军西路从辉县攻打清化镇（在今河南焦作南），游击越效忠战殁；东路与游击陶希谦战于武安，陶亦败殁。兵部指责这是河南当局“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的罪过，河南巡抚樊尚煜因此被撤职查办。其实，农民军之所以大量进入河南，是山西当局有意驱赶他们越过太行山，以邻为壑的结果。鉴于这种状况，河南乡绅于当月上疏朝廷，建议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山西、河南两省军务，以统一军事指挥大权。兵部同意这个主张，并议决将洪承畴移驻潼关，以节制陕、晋、豫三省军事，兼制晋、豫二省巡抚及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明思宗考虑到陕西三边长城以北的形势也不乐观，不想分散洪承畴对三边重镇的注意力，更主要是担心臣下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好驾驭，因此便以“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诿卸”为借口，坚决否定了河南乡绅的建议和兵部的议决，而于五月间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分别监视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之军。接着，派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出征，又命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监军。但是，这些监军太监根本不懂军事，他们口衔天宠，恃势凌人，指手画脚，于武臣多所掣肘，反而进一步分散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们又贪婪成性，不仅肆意侵克军资，中饱私囊，而且谎报军功，冒功请赏，这又给了起义军以可乘之机。
退守黄河以北河南三府之地的农民军，为了摆脱困境，决定用诈降的办法，从豫北渡过黄河突围南下。起义军仔细分析了当时面对的官军情况，觉得最能打仗的是曹文诏及其侄子曹变蛟，其次是左良玉、汤九州，而以王朴率领（总兵倪宠已于九月调往登、莱镇守），杨进朝、卢九德监视的京营兵数量最多，装备最为精良，但因有不少皇亲国戚在那里混差领饷，因此没有什么战斗力。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见到此前在张应昌军中监军的太监阎思印已在山西招降王刚所部500人，又招降别部300人，也急于招降一些起义军，以便向皇上报功请赏。于是这些农民军决计向京营总兵王朴诈降。在武安一带的张妙手张文耀、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便以重金贿赂王朴的陕西籍家丁，让他们在王朴面前求情。杨进朝、卢九德觉得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立即答应。十一月十七日，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在武安拜会王朴，自称是“饥民头目”，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现今归降，望押还故土复业。十九日，贺双全等12人又在张妙手陪同下拜会王朴、杨进朝、卢九德，接受“招安”。杨进朝、卢九德立即向皇上报功，说有61名“贼首”已受招抚，并准备把他们遣送回陕西老家。但是，这些诈降的起义首领，却在驻地以重金向官军、士兵和当地百姓购买裘、靴等物品，并偷偷向黄河岸边移动，暗中进行渡过黄河突围的准备。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些诈降的农民军，到达山西垣曲（在今山西垣曲东南）与河南济源之间的关阳、长泉一带。这里是黄河最狭窄的一段，向来水流湍急，从不结冰，但今年一反常态，竟然结冰如石。这一天，天寒风急，十几万大军分三路驰马踏冰，一举攻占黄河南岸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猝迎战，被农民军击毙。史称“渑池渡”。洪承畴、曹文诏的主剿政策宣告失败。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